陳金橋
陳金橋，現任工業和信息化部電信研究院副總工程師。歷任信息產業部電信研究院通信市場研究處副處長、政策研究部主任、通信政策研究所所長，兼任工業和信息化部電信經濟專家委員會秘書長、中國通信學會戰略與政策委員會委員等，同時獲聘為國內多家高校、企業大學兼職教授與客座教授。
| 陳金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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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金橋 | |
| 出生 |
1972年1月1日 上海 |
| 國籍 | 中國 |
主要從事國內外信息通信業發展戰略規劃、電信監管與產業政策等研究工作，對行業發展規律和趨勢具有洞察力。先後擔當《信息產業「十五計劃」綱要》、《中國3G發展戰略規劃》、《中國電信業管制體系研究》、《電信強國戰略研究》、《電信業國有資產布局和結構戰略性調整》等一系列重大課題的主持人或者主筆人，在國內外財經、通信專業報刊發表專題、專欄文章百餘篇。同時，深度參與ITU、UNDP以及EU等國際組織的研究工作與會議活動，擔任代表團負責人、課題報告人、合作研究者等角色。
目錄
研究成果
曾參與了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的《中國信息產業「十五」發展戰略及2015年遠景展望》、《中國信息產業西部大開發戰略研究》、《加入WTO中國信息產業的對策研究》、《信息產業發展的基本形勢和判斷》等項目研究，以及信息產業部《中國信息產業「十五」計劃綱要》、《中國通信業「十五」發展規劃》、《全國電信業2002年-2006年滾動發展規劃》等重點課題，並為中國電信集團公司、中國聯合通信有限公司、中國移 動通信集團公司等主要電信運營商提供中長期發展規劃的專業指導和諮詢。曾在各大專業媒體上發表數十篇文章。
3G展望
限溝通3G時代，推進中國信息社會。
製造業走在前面，運營業是在起步，但我們要知道運營業進步是尤其的艱難，如果沒有人才優勢，本土化的人才，不能適應當地法律軟環境的話，恐怕你是比較艱難的，這就是為什麼到如今為止我們四大運營商還是在國際拓展方面集中在業務合作、資源共享和股權參與的情況下，真正獲得牌照直接建網和業務運營的並不多。
關於未來的趨勢，中國需要更加專業化的監管機構。中國監管體制會走向融合，一年的時間完不成，我們希望在新的電信法裡面寫的更加明確，設立一個新興的管制機構。還有我們對監管的對象的調整，我們從完全關注國有基礎電信運營商到服務所有的公司（國有公司、非國有公司等），另外改變管制手段。另外加速制定完善我們的法律環境，意味着我們下一步興起蓬勃的高潮。
3G建設將拉動2萬億元投資
陳金橋認為，由於4G技術已為期不遠，2G和3G也將並存發展，期待未來5年內能將5億用戶發展為3G用戶。從競爭上來說，儘管已經實現了電信業重組，但中國移動仍每月新增用戶超過700萬戶，中國聯通和中國電信在2G領域難以挑戰其地位。 在陳金橋看來，通過頒發3G牌照，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可分別利用CDMA2000和WCDMA加速發展，減緩國內電信業的失衡情況。而3G發牌後，將形成一條包括3G網絡建設、終端設備製造、運營服務、信息服務在內的通信產業鏈，據估算，在未來3年內，該產業鏈將拉動1.8萬億元到2萬億元的社會投資。大唐電信集團發表聲明表示，在金融危機背景下，中國巨大的市場為我國本土企業跨越式發展提供了難得的機遇。2007年我國電信運營業固定投資(CAPEX)達2300億元，而整個北美2008年投資為198億美元，而在金融危機下，未來一個時期國外運營商的投資還將嚴重萎縮。 中國發放3G牌照，特別是加快TD-SCDMA 3G市場發展的同時，既拉動了內需，又扶持了我國自主創新產業，特別通過TD-SCDMA實現我國通信產業結構性優化升級。
《區域不平衡VS有效「人口覆蓋」》
區域平衡發展一直是電信行業努力的方向，結合十七大關於科學發展觀的基本要求，以為可以修正為「區域協調發展」。以東中西部的實力，城鄉的經濟社會發展差距，強行要求中西部地區迎頭趕上只可能帶來兩個結果：其一是中西部地區信息通信業相對本區域社會經濟發展程度的超前，其二是東部沿海地區的相對滯後。因此，面對工業化中期、信息化前期以及工業化後期、信息化初期階段的不同使命，我們不應該在政策上強烈追求同一時期不同地區的均衡發展。
另外一個問題是如何解決好電信業的普遍服務，個人認為在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方面，信息產業部主導、國有電信運營商承擔的「村村通」電話工程已經取得重大成績。下一步目標是否需要在地域上延伸到自然村，業務上拓展到寬帶通信，坦白講，這需要爭論。如果考慮到工業化、城鎮化的需要，邊遠地區的人口遷移勢在必行，所以即使考慮自然村，也要依據新的範圍來設定目標。未來的普及通信服務，要選擇適宜的技術手段，根據不同地區情況量力而行。在中國發展信息通信業，網絡覆蓋的重點應該以人口覆蓋為主，地域覆蓋為輔，最終還是落實到人口覆蓋。
經典語錄
IPTV的長遠方向是建立跨越行業界限的專業性的網絡電視公司，以資本為紐帶整合網絡資源，電信網絡運營商和有線電視運營商可以發揮突出作用。
固網運營商的身份來自於特定的市場環境，將來不可能繼續讓他們帶着鐐銬跳舞，只有在體制政策上鬆綁，才有可能客觀評價不同電信運營商對外的市場競爭能力以及對內的經營管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