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書·姚察傳
原文
姚察，字伯審，吳興武康人也。幼有至性，弱不好弄，博弈雜戲，初不經心。勤苦厲精，以夜繼日。年十二，便能屬文。年十三，梁簡文帝時在東宮，即引於宣猷堂論難，為儒者所稱。及簡文嗣位，尤加禮接。起家南海王國左常侍，兼司文侍郎。值梁室喪亂，東土兵荒，人飢相食，告糴無處，察家口既多，並采野蔬自給。
察常以己分減推諸弟妹，自甘唯藜藿而已。在亂離之間，篤學不廢。元帝於荊州即位，授察原鄉令。時邑境蕭條，流亡不反，察輕其賦役，勸以耕種，於是戶口殷盛。中書侍郎領著作杜之偉與察深相眷遇，表用察佐著作，仍撰史。永定初，吏部尚書徐陵時領著作，復引為史佐，及陵讓官致仕等表，並請察制焉，陵見嘆曰：「吾弗逮也。」太建初，補宣明殿學士，除散騎侍郎，尋兼通直散騎常侍。江左耆舊先在關右者咸相傾慕沛國劉臻竊於公館訪《漢書》疑事十餘條並為剖析皆有經據。初，梁季淪沒，父僧垣入於長安，察蔬食布衣，不聽音樂，至是凶問因聘使到江南。
時察母韋氏喪制適除，後主以察贏瘠，乃密遣中書舍人司馬申就宅發哀。尋以忠毅將軍起兼東宮通事舍人。察志在終喪，頻有陳讓，並抑而不許。俄敕知著作郎事，服闋，除給事黃門侍郎，領著作。察既累居憂服，兼齋素日久，因加氣疾。後主嘗別召見，見察柴瘠過甚，為之動容。察自居顯要，甚勵清潔。嘗有私門生不敢厚餉，止送南布一端，花綀一匹。察謂之曰：「吾所衣著，止是麻布蒲綀，此物於吾無用。既欲相款接，辛不煩爾。」此人遜請，猶冀受納，察厲色驅出，因此伏事者莫敢饋遺。清潔自處。資產每虛，或有勸營生計，笑而不答。陳滅，入隋，開皇九年，詔授秘書丞，別敕成梁、陳二代吏。大業二年，終於東都，年七十四，遺命薄葬，務從率儉。兩宮悼惜，賵賻甚厚。 （節選白《陳書•姚察傳》）
譯文
姚察；字伯審，是吳興武康人。姚察幼時就有很高的悟性，年少時不喜歡遊戲玩耍，對下棋或其它的遊戲，從來不經意。勤奮刻苦精神振奮，夜以繼日地讀書學習。十二歲時就能寫作文章了。十三歲那年，梁簡文帝當時還是太子，就讓姚察到宣猷堂聽演講並參加論辯，被儒生們所稱道。等到梁簡文帝繼位，更是以超越常禮的禮節對待拂姚察。起初擔任南海王國左常侍，兼任司文侍郎。遭遇梁朝亡國戰亂，當時東部由於戰爭加上饑荒，人們相食，無處買糧，姚察家裹人多，都到外面采野菜來吃。姚家常常經過艱難險阻，尋找供養家人的財物，糧食才能維持沒斷。
他又總是把自己的那份省下來給弟弟妹妹們，以至於親朋戚友斷糧少食的都予以照顧，自己只有以食野菜為美味了。在戰亂期間，勤奮讀書學業依然沒有荒廢。元帝在荊州即位，授予姚察任原鄉縣令。當時縣內蕭條，流亡在外的人沒有回來，姚察減輕了賦稅徭役，勉勵耕種，於是人口增多百姓富足。中書侍郎領著作杜之偉與姚察深相愛重，上表任姚察為佐著作，跟隨他一起撰史。永定初年，吏部尚書徐陵當時領著作，又引薦他任史佐，連徐陵的讓官致仕等表，都請姚察來寫，徐陵看到姚察寫的文章嘆息說：「我不如他啊。」 太建初年，補為宣明殿學士，授散騎侍郎、左通直。
不久兼任通直散騎常侍。江左的年老舊交先在關右的，都傾慕他。沛國的劉臻私下到公館詢問《漢書》中的疑難之事十多條，姚察都給他分析，全是有經典依據的。當初，梁衰微滅亡時，姚察的父親僧垣流亡到墾宣，姚察粗食布衣，不聽音樂，到這時父親的死訊由使者帶到江南。當時姚察為母親韋氏守喪剛除喪服，後主因為姚察瘦弱，怕他到遠方奔喪傷害身體，就暗地派中書舍人司馬申到姚察的家裡致喪。不久以忠毅將軍的職務起用，兼東宮通事舍人。姚察一心想守完父喪，一次又一次地陳情辭讓，都得不到允許。不久命他知着作郎事。服喪期滿，就授予他給事黃門侍郎，領著作。
姚察連連守喪，加上齋素日子長，從除喪服後，又添了喘病。後主曾單獨召見，看到姚察骨瘦如柴，不禁傷感。姚察身居顯要，很是注意清正廉潔。曾經有個門生不敢送厚禮，只送一端南布、一匹花練。姚察對他說：「我的衣服，只是麻布蒲練，這些東西對我沒有用處，既然要誠心交往，請不要如此煩勞。」這個門生好言請求，還是希望他收下，姚察嚴厲地把他趕走了，於是下屬們沒有誰敢送禮。以清心潔行的標準來自處，財產總是空乏，有人勸他經營生計，他笑着不回答。陳滅亡後到隋朝，開皇九年，文帝下韶授予他秘書丞的職務，另外命他寫完梁、陳兩代史。大業二年，死於東都，遺命薄葬，一定要遵從省儉。朝廷弔唁，助喪物品很豐厚。[2]
作者簡介
姚思廉（557—637），吳興（今浙江湖州）人 ，名簡，以字行 。早年從父察讀《漢書》，盡得家學。南朝陳時，任會稽王主簿。入隋，任漢王府參軍。父察曾撰梁、陳二史，未成，遺令他續撰之。
又奉詔與起居舍人崔祖浚修《區宇圖志》。遷代王侑侍讀。入唐，為秦王府文學館學士、太子洗馬。貞觀初，遷著作郎、弘文館學士。三年（629），奉詔與秘書監魏徵同撰梁、陳二史，乃據家藏舊稿，兼采謝昊（一作吳）、傅縡、顧野王諸家之書，撰成《梁書》《陳書》。官至散騎常侍。
姚思廉在撰史工作中，充分利用了其父已完成的史著舊稿。自貞觀三年至貞觀十年，歷時七年最終完成了《梁書》與《陳書》的撰寫工作。姚察及姚思廉父子雖為史學家，但都有較深厚的文字素養，於史文撰著方面，文字簡潔樸素，力戒追求辭藻的華麗與浮泛，繼承了司馬遷及班固的文風與筆法，在南朝諸史中是難能可貴的。[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