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正传
《阿Q正传》，是鲁迅先生于1921—1922年撰写的中篇小说。小说最初发表于北京《晨报副刊》，后收入小说集《呐喊》。《阿Q正传》是鲁迅唯一的一部中篇小说，共九章，是采用章回体的形式写成的，其中主要人物有赵太爷、阿Q、吴妈、假洋鬼子、王胡、小D等。[1]
| 《阿Q正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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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的作品 |
《阿Q正传》向人们展现了辛亥革命前后一个畸形的中国社会和一群畸形的中国人的真面貌，它的发表，有着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
《阿Q正传》是鲁迅创作的中篇小说。故事以辛亥革命前后的农村未庄为背景，塑造了阿Q这个不朽的流浪雇农的典型形象。文章最初发表于北京《晨报副刊》，后收入小说集《呐喊》。《阿Q正传》展现了辛亥革命前后一个畸形的中国社会和一群畸形的中国人的真面貌。[2]
目录
基本信息
中文名称；《阿Q正传》
外文名称；the true story of Ah Q
作者；鲁迅
出处；《呐喊》
类型；中篇小说
创作年代；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创作背景
《阿Q正传》作品以辛亥革命前后的江南农村未庄为背景，塑造了阿Q这样一个受旧社会沉重压迫而精神被扭曲变形的人物形象，阿Q精神已成了精神胜利法的代名词。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内忧外患，政治腐败，民众愚昧，中华民族面临灭亡的危险。而以孙中山为首的少数有志之士，披荆斩棘，浴血奋战，试图挽救危亡的中国。
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但它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伟大任务。资产阶级把有强烈革命要求的农民拒之门外。因此，广大农民在革命之后，仍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之下，承受着政治上的压迫，经济上的剥削和精神上的奴役。
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采取暴力镇压和精神奴役的政策，利用封建礼教、封建迷信和愚民政策。在阿Q身上，可以看出封建精神奴役的"业绩"和被奴役者严重的精神"内伤"。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历史，是受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的屈辱史，封建统治阶级在这种特殊的历史下形成一种变态的心理，一方面对帝国主义者奴颜婢膝，表现出一副奴才相；另一方面对自己统治下的臣民又摆出主子的架子，进行疯狂的镇压，凶狠地盘剥。鲁迅不止一次地对这种畸形变态心理作出概括："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所以中国人倘有权利，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他们对帝国主义侵略已到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地步，但偏要自称"天朝"，沉醉在"东方的精神文明"中，鼓吹中国文明"为全球所仰望"。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却追求精神上的胜利。这一思想深深毒害着处于下层的劳动人民。
统治者的"精神胜利法"和对人民进行的封建麻醉教育，正是造成劳动人民不觉醒的精神状态的麻醉剂。这种麻醉剂只能使劳动人民忘却压迫和屈辱，无反抗，无斗志，永远处在被压迫、被剥削、受毒害的状态中，成为封建统治者的奴才和顺民。
鲁迅以思想家的冷静和深邃思考，以文学家的敏感和专注，观察、分析着所经历所思考的一切，感受着时代的脉搏，逐步认识自己所经历的革命、所处的社会和所接触的人们的精神状态。这便是《阿Q正传》基本的写作背景。
人物介绍
阿Q
阿Q，一贫如洗，无家无业，甚至连名字也没有，住在未庄的土谷祠，只给人家做短工，平日只要吃饱了肚子，有几文钱，便神气活现地喝酒赌博，调笑打闹，生活满足得很。后来在他"中兴"之后，更是满足、神气非常"满把是银的和铜的，在柜台上一扔说："现钱打酒来"，阿Q不仅在生活上十分满足和得意；在精神上，也有其满足和沾沾自喜之处。阿Q得意于自己"先前阔"，或者"我的儿子会阔多啦"，加以他"进了几回城"，自恃"见识高"，便更自负。他讥笑未庄人是"多么可笑的乡下人"，竟不知城里的煎鱼和条凳，打麻将的手艺也远不及城里人。然而一面又鄙薄城里人，城里人把长凳叫条凳，煎鱼不用葱叶而用葱丝，他认为"这是错的，可笑。"这样，阿Q又在精神上获得了满足。在这种卑琐陋劣的生活方式下，阿Q处于可怜的境地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生活下去。他身上最明显的旧中国的国民劣根性便是精神胜利法和奴隶根性。
折叠赵老太爷 赵太爷，在小说的描述当中，应该算是在阿Q所生活的地方，一个最具有权势的人，是所有未庄的居民都崇拜和憧憬的对象。因为有钱、有权利、有大房子、有文化，所以可以有身份、有尊严、有剥削他人的可能。赵太爷是小说当最能够反衬出阿Q形象卑微的一个人物。因为阿Q从生到死，拥有的也一直都只有贫穷，甚至连姓“赵”的权利都被赵太爷剥夺。
赵太爷是未庄的强权者，能够压迫阿Q，压迫未庄的所有弱者，是一个典型的具有封建意识形态的人物。在小说当中，赵太爷表现出了对封建统治和封建意识的绝对维护，比如，讨厌假洋鬼子；对假洋鬼子的假辫子表现出了反感；反对革命。但是关于革命，赵太爷在最初的反对过后，又为了赚取自身的利益而反而“投身革命”，这种腐朽的自保观念，也是赵太爷具有强烈封建意识的表现之一。但是从本质上来说，赵太爷却对革命深恶痛绝，而且内心非常明白，作为封建势力的残余势力，革命以及人民的觉醒，会给他的地位带来实质性的威胁。因此，在阿Q扬言革命之后，赵太爷以“革命”的罪名将他逮捕，杀了阿Q的性命。赵太爷的这种行动实际上是非常明智的，因为阿Q如果真的在革命当中逐渐觉悟和有所觉醒的话，很有可能对现实的封建秩序引起混乱甚至是颠覆，因此在赵太爷的封建统治根据还没有被撼动之前，他坚决将心心念念要反抗的阿Q置于死地，彻底扼杀了反抗的迹象。并且以阿Q被杀头的事实，对未庄所有的居民提出了警告：“革命”即是“反动”，是要丢掉性命毫无利益的蠢事。使赵家在未庄的地位更加牢固。
在《阿Q正传》小说当中，赵太爷是现实社会当中的胜利者，与阿Q的“精神胜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是封建社会当中的社会强者势力的代表。而通过赵太爷的强悍形象和实际胜利，也说明了所有在“精神上”具有胜利的人，实际上都是在现实当中空虚无力的弱势群体，而所谓的“精神胜利”，最终只能是飘渺云烟，永远抵不过现实当中他人所拥有的一切。
假洋鬼子和赵秀才
在《阿Q正传》当中，描述了在当时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的人物生活状态，包括统治阶级的赵太爷、下层居民的吴妈、更加低等的阿Q、小D等人物，除此之外，还有中国社会的一批非常典型的人物——读书人。
《阿Q正传》小说当中的读书人，实际上是两种类型的读书人，而且鲁迅先生对这两种读书人都保持着否定和讽刺的态度：一种是以假洋鬼子为代表的富裕阶层的读书人，有实力学习洋务，有钱留洋，有资本说参与革命但是实际上是封建势力的维护者；另外一种则是赵秀才，接受正统封建教育成长起来，封建统治的坚决维护者。从本质上来说，假洋鬼子和赵秀才是一样，都是造成阿Q悲剧结果的罪魁祸首，是封建势力的代表。两人具有相同的特点。
首先，不论是假洋鬼子还是赵秀才，都出身于封建大家庭，是富裕阶级的成员，与底层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是彻底对立的。从假洋鬼子和赵秀才的身上，都看不到他们对劳动者的同情和爱护。假洋鬼子虽然接收了外国教育，学习了自由、平等，但是骨子里仍然带有统治阶级的优越感。看不起阿Q，用手里的权杖敲打阿Q，追骂阿Q，并且认为阿Q没有资格参加革命，将阿Q打出门去。而赵秀才对阿Q这种下等人也是毫不留情，在阿Q向吴妈求欢的时候，毫不手软地棒打阿Q，甚至还剥削身无分文的阿Q出钱了事。在革命之时，向官府通风报信，将阿Q作为“革命者”捉拿归案，彻底害死了阿Q。
其次，不论是假洋鬼子，还是赵秀才，都是利用革命风潮为自己争取利益的小人。两人集合在静修庵去革命，只是简单做做革命的样子，因为静修庵里有一块 “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是应该赶紧革掉的，而且就算是撤掉了这块龙牌，两个人也绝对不会因为“革命”而有什么实际性的损失，在革命风潮被镇压之后，可以简单抽身而毫发无损。而且在静修庵里，两个人封建腐朽思想，以及自私自利的面孔被表现无遗，两人相互争抢在皇帝龙牌前的一件古董，可见两人的目的并不在于革命，而是在于利用革命作为争取利益的工具而已。
吴妈
吴妈是在《阿Q正传》当中出现两位女性形象之一，除了更加弱小的小尼姑之外，吴妈基本上与阿Q一样，同是穷苦下层平民，在赵太爷家作女仆，而且是个阿Q嘴里的“小孤孀”，是阿Q敢于鼓起勇气去调戏的对象。
吴妈是阿Q对女人疯狂幻想之后找准的发泄目标，但是当阿Q被欲望所驱使，提出了“我要跟你困觉”的话题时，吴妈却果断逃开，并且给阿Q的人生造成了另一个不大不小的灾难——被赵秀才棒打，定下了赔礼道歉的霸王条款，并且赔偿了对阿Q来说是一笔巨款的金钱。从这一点上来说，吴妈与小说当中的其他剥削者一样，也间接地剥削了阿Q，并且对于阿Q最终的悲剧性结局也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在小说当中，吴妈的身份虽然也是值得同情的贫苦人民，但是更多的，吴妈这个人，却是不值得同情，甚至非常可恨的小人物。
在小说当中所表现出来的吴妈的形象特点，主要是虚伪奸诈和冷漠自私。首先，吴妈与阿Q是处于同样阶级地位的普通农民，是受到赵家剥削劳动力的可怜人。但是吴妈与阿Q相比，对自己的生存状态比较满意，所以总是愿意与他人聊天时聊到赵家的事情。在被阿Q求欢之后，吴妈也并不是处于惊吓和为自己的操守担忧，但是感觉受到了侮辱：同样是下人，但是吴妈却更加鄙视阿Q，潜意识间认为阿Q的求欢使拉低了自己的身份，于是奔跑出去向赵家人求救。这种行为，实际上只是吴妈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而非常狡诈地利用了阿Q。吴妈非常的冷漠自私，他对阿Q的处境毫不关心，只是关心自己的生存状态，而且利用阿Q的单纯和笨拙，建立自己“清白贞洁”的声望。实际上，在受到阿Q的求欢之后，吴妈原本完全没有必要如此小题大做地奔跑出去，更不需要去告诉自己的“主人——赵家人”。如果吴妈有一点对阿Q的怜悯之心的话，完全可以仅仅拒绝阿Q，狠狠打阿Q一个耳光让他清醒过来，这件事情就可以过去。但是吴妈却跑去找赵府的人告状，使阿Q挨打遭罚，而且被赶出赵府失去了工作。同样是作为穷苦之人，吴妈不给阿Q留下一点退路，可以说非常冷漠自私，对他人毫无怜悯之情。
小D
小D这一人物形象，在小说当中出场的次数不多，有时候甚至只是鲁迅先生提到了小D，却没有让他正式出现，也没有描述其身家背景等资料，仅仅给了他一个非常不具体的名字——小D。这使小D与阿Q之间存在了许多相类似之处：首先，两人都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贫苦之人，没地、没房、没钱、没亲人、甚至没有自己的名字。其次，小D与阿Q同样，都有典型的“阿Q精神”，即能够做到自轻自贱、自欺欺人地生活下去，比如阿Q曾经将自己的地位贬低为“虫豸”，而小D则同样说过这样的话，都是以主动降低自己身份和自尊，来换取别人的同情和谅解。虽然小D与阿Q在许多的方面都存在相似之处，可以说小D是阿Q精神的延续，是在阿Q死之后，代替了阿Q一般的存在，但是小D与阿Q相比，还是村子独立的个性和特点，至少他应该比阿Q这里典型的小人物形象，更加具有改造性，应该说，鲁迅先生在创造小D这一形象的时候，是希望小D能够成为未来中国的希望的人。[2]
作品鉴赏
主题思想 《阿Q正传》的主题思想：批判精神胜利法。
"人民性"、"民族性"显然不是"国民性"，均应该有"进步"与"落后"两个方面。国民性，它不科学，按字面讲，那就是中国国民都有的性，这是不可能的。鲁迅所讲，是指"国民劣根性"，某些国民的落后性，不是指的进步思想。
《阿Q正传》是鲁迅对旧中国病态国民性的一次集中展示和系统的大清算。精神胜利法贯穿阿Q的一生。阿Q要被杀头了，也还在用精神胜利法使自己忘记杀头的苦楚。
用鲁迅的话解释精神胜利法："中国人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地满足着，即一天一天地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
精神胜利法的主要功能：是维系奴隶的心理平衡，用自欺、瞒自己、骗自己的方式使自己麻木。
阿Q的精神胜利法纯然是奴隶们在失败面前闭上眼睛，用瞒和骗制造胜利的幻觉麻醉自己，把奴隶的屈辱和失败的痛苦变成精神上的自满自足，从而使自己麻木不仁、安安心心地做奴隶。
阿Q好赌，但总是输，然而有一回却福星高照，终于赌赢了，他居然"赢了又赢，铜钱变成角洋，角洋变成大洋，大洋又成了叠。他兴高采烈"，可惜的是，"不知道谁和谁为什么打起架来。骂声打声脚步声，昏头昏脑的一大阵"。阿Q也挨了几拳几脚，到头来"他的一堆洋钱不见了"，"很白很亮的一堆洋钱不见了"。然而，阿Q毕竟是阿Q，他还是能拿出与众不同的解除痛苦的办法来。
阿Q忽然"擎起右手，用力地在自己脸上连打了两个嘴巴，便心平气和起来，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于是，又觉得"心满意足得胜"了。鲁迅用近乎漫画的夸张的手法，将精神胜利的荒谬性揭露得淋漓尽致。
在阿Q们的灵魂里有着四千多年积淀下来的沉重的奴隶意识，这也是鲁迅对旧中国国人灵魂的一个重大发现。所有的中国人，上自宰相、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一律都得跪下来称臣。王公贵族、大官小吏、乡绅地主，他们都具有双重身份既是皇帝的奴仆，又是他们以下的百姓、仆役的主人。只有最下层的平民百姓，他们"默默地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板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他们世世代代做奴隶，受的封建文化奴役最深，灵魂里积淀的奴隶意识也最沉重。
阿Q从来不把自己当人看，安于做奴隶，把做稳了奴隶视为最大的满足。面对压迫，面对肉体和精神的凌辱，他敢怒而不敢言，只能默默地忍受。阿Q精神的麻木，是因为做了几千年的奴隶习惯。
在等级制中，被强者欺凌似乎顺理成章，欺负弱者也似乎理所应当。鲁迅曾直截了当地说"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但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显凶兽样。"阿Q头上的癫疮疤虽然是比他强的闲人们欺侮和取乐的材料，然而，阿Q还有又癫又胡的王胡可以嘲笑取乐。阿Q打不过王胡，但还有更弱的人向他求饶，他也得势不饶人。
阿Q是可笑的、可卑的、更是可怜的。阿Q的"丑"体现出被封建传统文化扭曲变形的灵魂。
阿Q的精神胜利法在空间上是普遍的，在时间上有一定的永恒性。
略去阿Q性格中的狭隘、保守、排斥异端、欺善怕恶、男女之大防等等，就突出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
1、"夸耀先前的阔，设想儿子的阔"；
2、"忌讳头上的癫疮疤"；
3、"被人打了，不能反抗，说是"儿子打老子"；
4、陶醉于自己的缺点错误，不学别人的优点来自我安慰；
5、"打自己的嘴巴，认为被打的是别人，他胜利了"；
6、"一切欺侮都很快地忘却"，以取得精神胜利；
7、阿Q被捕后"抓进抓出"，他想"人生大约有时候不免要抓进抓出的，也就心安理得"；
8、叫阿Q画圆圈画不圆，他马上想"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阿Q不是孙子，是爷爷，又胜利了；
9、阿Q被杀害时，他想"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
10、"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
鲁迅通过阿Q性格的塑造，突出地解决了三个重大问题：
1、批判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
2、指出了阿Q参加革命的可能性与必然性；
3、与此相联的是深刻地评价了辛亥革命。
鲁迅不仅从经济剥削、政治压迫方面对封建制度加以揭露，而且着重揭露了封建制度用其整个反动思想体系，给劳动人民套上的精神枷锁。鲁迅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批判，就是为了砸烂这个精神枷锁，使人民觉悟起来。
吕俊华从"自尊心"分析出发，指出"人类有了自我意识就有了自尊心"、"奴隶也要保持奴隶的尊严才能活下去"。阿Q的"自尊心很强，甚至达到自负自傲的程度"，因与实际相脱离，就变为"虚荣心"，即所谓"面子"。阿Q在一次次实际生活中所受的打击、凌辱中，在"自尊"无法维护的、屈辱的境遇中，只得求于"追求思想上的安慰"，阿Q就用精神胜利法来弥补他的实际失败。精神胜利法使阿Q在挫折、屈辱中"转败为胜"，尽管是虚幻的，但也得到一些快慰的效应，所以就成了他"克敌制胜"的法宝。所以说精神胜利法是"自卫的反应"和"求生的本性"。
可见阿Q的精神胜利法和失败虽然是相反而实际都是为了保全自己，都是出于生物的本能。但是，虚幻的精神胜利究竟解决不了"生存要求"的实际问题。如阿Q的"恋爱悲剧"及其引起的"生存危机"不得不进城谋食，尽管一度"中兴"，令未庄"侧目"。这就说明了"阿精神胜利法的失败"。阿Q的精神胜利是变态的反抗，是愚昧麻木的表现。阿Q的精神胜利是"被逼出来的"，也就是说阿Q的病态是旧社会造成的，是旧社会病态的反映。阿Q正是旧中国病态社会的产物，是几千年来封建专制主义的愚民政策、等级制度的产物。
《阿Q正传》充分反映了赵太爷一伙就是愚民政策的代表者、受益者，他们虽然也有阿Q精神，但他们并不是愚民，而是愚民的愚弄者、制造者。他们自发或自觉地、有意和无意地体现和实现着愚民政策，他们君临着、主宰着阿Q和未庄居民，他们垄断着做人的资格、权利而把阿Q置于非人的地位，他们不准阿Q姓赵，不准阿Q恋爱，不准阿Q革命。总之，不承认阿Q是个人，也决不允许阿Q企图争为人的地位。
阿Q性格、阿Q主义正是在这样的历史社会条件下有如大石重压下的小草一样地扭曲生长、畸形萎黄、枯死。
艺术特色
《阿Q正传》作品最早是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分九次连载，在1921年12月到1922年2月间每周或隔周刊登一次，署名巴人，明显是取"下里巴人" 之意，可以说它是以一部通俗的滑稽小说或文学漫画的方式亮相的，在体裁和写作手法上，更接近白话章回体小说，既没有作为现代派作品标记的变形和张力，也没有现实主义小说情节上的蓄意性和紧张感。
《阿Q正传》表面上那种轻松调侃的语调、松散的结构、写意式的白描、以及举例和图解式的叙事方法更像是在常识和公共舆论层面上展开的议论和讽刺，不但同"形式自律"、"语言的自我指涉"、"象征的单一体"等现代派特质相去甚远，而且同鲁迅其他小说相比，在形式创新和技巧性上似乎也没有特别的考虑。
但另一方面，在鲁迅乃至所有新文学作品里面，《阿Q正传》是唯一一部达到或接近"纪念碑式的" 、"自足的象征宇宙般的"、"源头性的" 、"涵盖一切、解释一切"的高度，以至于能以其形象的独一无二性同历史对峙、以自身形式的力量确立某种形而上的"世界图景"的作品。
不管是否经由"现代主义"的形式中介，《阿Q正传》通过自身的阅读史已经把自己牢牢地放置在一个民族寓言的顶端，在这里，阿Q就是"旧中国"。《阿Q正传》的现代性和现代主义性质先天地来自它作为一个象征体系的内在张力和自给自足性。但如果仅仅把《阿Q正传》视为国民性批判的思想史材料，就会同鲁迅这部文学作品的形式本身所包含的丰富内容失之交臂，从而限制了阅读和理解这部作品的丰富的可能性。事实上，即便把《阿Q正传》当作一本国民性批判教科书来读，最终也必然会面对这本教科书寓言意义上的高度的抽象性和概括性以及如字典一般的高度的自我指涉性和下定义的权威性。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阿Q正传》的确是一个文学的"小宇宙"，因为它自己创立了一个寓言的表意系统，一个语言指涉系统。如果小说里的人物、言论、行动等等都可以被视为这部辞典的词条的话，那么这种"国民性批判" 的思想收获不应该被局限在机械地掌握或背诵个别词条的名词解释，而是应该包括这部寓言辞典的内在构成法则--它的语言学逻辑，它的编纂法、它的语言社会学基础，它的表意本体论。
只有这样，读者的阅读才超越朴素阅读的直接性，而进入到批评的文学阅读领域。在这个领域，《阿Q正传》不但显露出自己作为文学制品的种种考虑和工艺性，也在一个剧烈的文化范式变更的关头，把错综复杂的历史内容包容和吸纳在一种具有高度凝聚力的现代主义表意系统之内。
而现代主义的形式批评，在其回应作品结构本身的要求之外，也包含了进一步解释那种历史内容的努力。
重读《阿Q正传》，必须在近代欧洲小说概念上的" 形式的缺乏"和现代主义意义上的"极端的形式性"之间作出一种历史的和批评的说明。
《阿Q正传》的题材内容既不是阿Q这个人物造型，也不是由这个"典型人物"照亮的"典型环境"，而是建立在中国文化价值系统崩溃这样一个历史境遇中、以回应并"再现" 这一历史境遇为叙事旨趣的极富现代派特色的作品。连接这一" 现实的"历史文化冲突和激进的、高度自律的现代主义风格的诗学机制，是"寓言"的表意方式。
通过寓言写作，作为"内容"的中国意义世界和价值体系的瓦解被结晶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形式空间里；通过对"名"、"言"、"行"、"传"等传统基本表意单位的游戏性安排，《阿Q正传》把现代中国的"命名"、"身份" 、"认同"、"言说" 、"表意"和"价值"的困境乃至不可能性，转变为小说的叙事功能(因此《阿Q正传》没有"人物")和叙事动力(因此《阿Q正传》没有"情节"，由此把一种集体性的存在危机和意义危机转化为新文学得天独厚的真理内容。重读《阿Q正传》有助于把鲁迅的写作在一个严格的批评的意义上定义为中国现代主义的起源。
正因为如此，重读《阿Q正传》就需要通过一种严格的形式分析来把这种历史的形式化或形式的历史化过程破译出来。
《阿Q正传》不失为鲁迅前期创作的集大成者和寓言写作的典范。这种典范性不应该被局限在常规的"内容" 层面，因为在一般所谓"思想性"意义上，《阿Q正传》这部作品并没有超出"五四"启蒙主义否定传统和国民性批判的范围。但《阿Q正传》的文学性强度和特殊的寓言构造，却在形式或"审美判断"的层面上展开了一个更为丰富、广阔的思想空间。如果把《阿Q正传》视作中国传统意义系统和价值系统瓦解的寓言，就能在作品特殊的诗的强度和作者表意活动的高度创造性里，把"传统中国"的自我瓦解和"现代中国"从寓言中的诞生放在同一个历史叙事和批评实践中考虑，而不是把两者割裂开来，使两者都受制于一种武断的外在标准和逻辑，比如种种"现代文明"、"普世价值"或"文学本身"的标准。
正是在《阿Q正传》这样的寓言作品里，作为意义系统和价值系统的"旧中国"以其内在的自我瓦解，为一种新的道德、新的伦理、新的审美和新的"人"的概念扫清了道路。也正是在这个最基本、最关键的意义上，《阿Q正传》的形式才变成批评意识的焦点，它的"现代主义"重读才具有超越形式批评的历史意义和文化政治意义。
《阿Q正传》看似结构松散，像微型的传统章回体小说和欧洲近代流浪汉小说漫不经心地结合，但细读就会发现，它又是鲁迅所有作品中完整性和人工性最高的作品之一。考虑到《阿Q正传》首先是在报纸上连载，它的内在形式考虑就更引人注目了。报刊连载对作品提出了特殊的要求，即每一部分都需要相对独立成篇，在基本的人物、事件、情节发展和道德寓意上都要有所成就、相对完整。
《阿Q正传》其实是一个没有人物、没有情节、甚至没有事件的寓言结构，这无疑给小说的设计带来了非常苛刻的限制。同时，由于连载的每一个部分相对成篇，一开始出现时缺少作品整体框架的支持和援助，它就必须直接同意想的读者取得相当程度的默契；甚至可以说，这种连载的形式预先设定了寓言同寓言的"听众"之间的某种阐释的循环，并遵循着某种不言自明的文学接受的逻辑或期待。
《阿Q正传》同某种"公共舆论"的呼应关系，一定程度上给这部作品带来了鲁迅其他作品所没有的"表演性"。这种想象性的戏剧空间，有助于帮助读者理解《阿Q正传》内在的"时空整一性"和它外部接受的集体性--《阿Q正传》虽然貌似一出滑稽独角戏。这个文学剧场的情景像现代审判。而所有读《阿Q正传》文本的人，都自觉不自觉地变成了一个庞大的陪审团的一员。审判席上的被告名叫"阿Q"，但公开的秘密早已不胫而走：那个姓名、籍贯、形状都无法弄清的被告，那个马上要被枪毙，却还不知道喊救命的家伙，就是"旧中国"本身。这既是一场文化的审判，也是一场自然的审判。
而《阿Q正传》的行文风格忽而像某种法庭告示的喜剧，忽而又像是某种"游侠列传"的闹剧版。在这里，没有写实主义意义上的叙事设计和观念性，有的只是一个又一个简短的、没头没脑的逸闻趣事、小道消息。
这些高度简略的故事假设了某种接受情境和受众的默契，这既是公共领域里秘密流传的政治笑话的情境，也是小群体、小圈子里讲笑话、"编段子"的情境。所以《阿Q正传》可以说在情节上没有任何令人意外之处，甚至可以说根本没有情节，因为所有的"故事"不仅仅是似曾相识，而且是耳熟能详的事例；把它们以寓言的方式再讲一遍，只是通过一种具有表演性的重复，进一步确证寓言阅读共同体的存在。
因此小说所有发生的事情本身都不具有常规意义上的叙事价值，而更像是法庭上出具的一系列证词，或供医生诊断所用的病理记录。
在《阿Q正传》里，事件的编排是纯线性的，一件接一件，像相声演员一个接着一个地"抖包袱"，几乎没有结构可言；语言文字也似乎对"表现力"和"戏剧性"之类的文学标记毫无兴趣，而只是高度程式化、高度"象征性"带有民间戏剧的脸谱化倾向。《阿Q正传》通篇好像只是一系列"奇闻逸事"的罗列，一切"意义"或"教训"都好像是预先确定好的，而它的喜剧性正来自于这种可预料性：一切都只能如此，必然如此；一切都如此合乎逻辑；一切都在重复，阿Q的喜剧性在于他没有记性，没有记忆，既没有基于经验观察的反思能力，也没有基于内心活动的反思能力，因此阿Q没有改变的可能，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蹈覆辙，正如在特定的语言系统里，一个词的意义和功能是固定的，因为它来自它的结构功能，而不是它的使用情境。
一切都是可笑的，滑稽的，但对于笑不起来的读者来说，一切都变成了寓言。
作品影响
《阿Q正传》有40种左右不同文字的译本。《阿Q正传》的日文译本有十几种。
上海电影制片厂1981年为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摄制《阿Q正传》电影。 陈白尘根据鲁迅著名同名小说《阿Q正传》改编。
折叠编辑本段作品评价 《阿Q正传》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阿Q正传》的"现实意义"和"针对性"一点也没有减退，反而日见其浓烈日显其尖锐，"未庄"的国情并无根本改观，"阿Q精神"仍然到处可见。《阿Q正传》就是一把解剖刀，通过"解剖自己"而剖析中国人的精神危机和国民性格。（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作者简介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曾用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豫才，曾留学日本仙台医科专门学校（肄业）。“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他影响最为广泛的笔名，浙江绍兴人。著名文学家、思想家、民主战士，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毛泽东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3]
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尤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
鲁迅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灵活，风格鲜明独特，语言幽默。在他55年的人生中，创作的作品，体裁涉及小说、杂文、散文、诗歌等。有《鲁迅全集》二十卷1000余万字传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其多篇作品被选入中小学语文教材，对新中国的语言和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
鲁迅的作品主要以小说、杂文为主，代表作有：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等 ；散文集《朝花夕拾》；散文诗集《野草》；杂文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南腔北调集》《三闲集》《二心集》《而已集》《且介亭杂文》等。他的作品有数十篇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并有多部小说被先后改编成电影。其作品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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