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省城急报
| 《闻省城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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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闻省城急报》 创作年代:明朝 文学体裁:诗 词 作 者：袁宏道 |
《闻省城急报》明代文学家，"公安派"代表人物袁宏道创作的一首七言古诗。[1]
首先写"省城急报"的大致轮廓;接着揭示激变、产生危机的前因、后果;最后直抒胸臆，一吐骨梗，长歌当哭，推出了一个强烈的感情高潮。此诗警峭奇拔，柔中寓刚，有抨击力。
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楚藩王位继承问题引起明宗室内部的激烈纠纷，最终爆发了由武昌皇族朱蕴诊等人发动的内哄。他们在事变中杀掉了湖广巡抚、都御史赵可怀。当时袁宏道家居湖北公安，因而径称武昌为省城。在武昌发生的王位纠纷中，宰臣受贿，皇帝昏庸，哄变中宗人肆虐，袁宏道有感于此，作此诗以讽之。
目录
诗词正文
| “ | <黄鹄矶头红染泪，
手杀都堂如儿戏； 飞鞍叠骑尘碾尘， 报书一夕三回至。 天子圣明臣敛手， 胸臆决尽天下事。 二百年来好纪网， 辰裂星纷委平地。 天长阍永叫不闻， 健马那堪持朽辔。 书生痛哭倚蒿篱， 有钱难买青山翠。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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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译文
黄鹄矶下血泪横流，兵将目无法纪，杀害都堂好像儿戏一样。
报警的驿马奔驰如飞，前后重叠排列，报警的军书一夜三次到达。
当今皇帝无比贤明，能胸有成竹的处理好天下的事情，大臣们仅可袖手旁观。
明朝开国以来的好纪纲，如今恰像星辰坠落，不可收拾。
天子深居宫门，听不见民情和时事。国家纪纲已坏，就好像用坏朽的绳索驾驭烈马一样，很危险。
书生无法救国，只好依靠在草丛的篱笆边痛哭，而且国家狂乱之时，也没有一个地方可以避乱归隐。
文学赏析
此诗可分二层，前后六句各为一层。第一层叙省城急报事。当时参加哄变的宗人超过三千，他们曾肆意烧杀劫掠，故以"红染泪"绘其惨状。"如儿戏"表面上似乎是形容宗室兵将的矫勇，而实际上是控诉他们目无王法，为后面"好纪纲""委平地"的议论伏笔。"报书一夕三回至"，将"急报"二字题意揭出。下句"天子圣明"是反语，因不可明言皇帝昏庸。以上二句是说:当今皇帝无比贤明，能胸有成竹地处理好包括宗室哄变在内的一切天下大事，大臣们尽可袖手旁观，不劳费神。这是反话正说，实际上袁宏道是在骂皇帝昏庸无道，不用朝中贤才，听任宦官专权，以致贪官污吏横行。
第二层是诗人由急报事引发出的议论和悲慨。诗中称"二百年"是约言之。"二百年来好纪网，辰裂星纷委平地"，此二句谓洪武皇帝朱元璋开创的好纪纲，到现在已如星陨辰崩，不可收拾。"天长阍永叫不闻"句中，纲纪已坏，国家的命运也将随之而被断送掉。最后二句将诗人的悲慨之情一泻无遗。诗人自伤在国家危亡之际，草野之人无力回天，无奈只好靠在杂草丛生的篱笆旁痛哭流涕。"有钱"句是说无处可以避乱。此诗用此典而意思微有不同。世间并无桃源，山林亦非天堂。袁宏道是一位头脑清醒并以国事为重的人，他在给友人黄平倩的信中说:"时事如此，将何底止?因念山中殊乐，不见此光景也。然世有陶唐，方有巢、许，万一世界扰扰山中人岂得高枕?"(《与黄平倩》)国亡之后，山林绝不能独立存在，不受事变的影响，袁宏道有见于此，所以才说出"有钱难买青山翠"这样一句令人心酸落泪的话语来。
此诗的最大特点是语言凝炼而生动。如以"红染泪"三字概括宗室哄变造成之惨状;以"臣敛手"来说明大臣不劳费力;用"辰裂星纷"来比喻纪纲之败坏;又以"健马""朽辔"来比喻国家之命运。这些词句都能化繁复为简炼，变抽象为形象，使得许多原来不易表达的意思能够既简炼又生动地表现出来。这首诗的成功与作者善于锤词炼句是分不开的。
作者简介
袁宏道出生1568年12月23日，逝世日期1610年10月20日[2]明代文学家，字中郎，又字无学，号石公，又号六休。汉族，荆州公安（今属湖北公安）人。宏道在文学上反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风气，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性灵说。与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并有才名，合称“公安三袁”。[3]
明代文学流派。代表人物为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三兄弟，因其籍贯为湖广公安（今属湖北），故世称“公安派”。其重要成员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雷思霈等人。公安派成员主要生活在万历时期。明代自弘治以来，文坛即为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及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所把持。他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的复古论调，影响极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明史·李梦阳传》）。其间虽有归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争，但不足以矫正其流弊。万历间李贽针锋相对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和“文章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的观点，振聋发聩，他和焦、徐渭等实际上成为公安派的先导。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发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实为中坚，是实际上的领导人物，袁中道则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
公安派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袁宏道曾自叙以《打枣竿》等民歌时调为诗，使他“诗眼大开，诗肠大阔，诗集大饶”，认为当时闾里妇孺所唱的《擘破玉》《打枣竿》之类，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又赞扬《水浒传》比《史记》更为奇变，相形之下便觉得“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听朱生说水浒传》）。这是和他们的文学发展观与创新论相联系的，对提高那一时期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社会地位有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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