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壽全
鄭壽全生卒：（1824年－1911年）（清代中醫大家，火神派始祖） 國籍:清國 [1]
火神派的開山鼻祖是鄭壽全。清同治年間，在成都開創了「火神派」，《邛崍縣誌》稱其為「火神派首領」，以重視陽氣，善用附子、乾薑等辛熱藥著稱，人譽「鄭火神」「姜附先生」，譽滿川蜀。火神派是中醫學中一個比較年輕的流派。學術上，火神派以《內經》為宗,「洞明陰陽之理」,「功夫全在陰陽上打算」，尤其重視陽氣的作用，對陽虛陰盛病證的辨識深刻而全面，擅用大劑姜附等辛熱藥物及扶陽方法治病，用方則多為四逆湯、白通湯、麻黃附子細辛湯等,這是火神派最鮮明的特點。[2]
目錄
生平亮點
在成都開創了「火神派」，《邛崍縣誌》稱其為「火神派首領」，以重視陽氣，善用附子、乾薑等辛熱藥著稱，人譽「鄭火神」「姜附先生」，譽滿川蜀。
生平
早年學醫於夙儒兼名醫雙流劉止唐先生，從受《周易》、《內經》及《傷寒論》諸書，均熟讀而深思之，奠定醫學理論基礎．繼復博覽醫書七十餘種，加以融會而貫通之。行年二十有四，即懸壺於成都，因其醫理、醫術造詣俱臻上乘，醫德亦冠絕儕輩，踵門而求治者常絡繹不絕，聲望日隆。清同治八年（1869）刊行《醫理真傳》，十三年（1874）刊行《醫法圓通》，清光緒二十年（1894）刊行《傷寒恆論》，三書各具特點，又能理論聯繫實際，切合臨床應用，一時為廣大醫家視為濟世活人之鴻寶。
《醫理真傳》除綜述祖國醫學基本理論外，尤著重於治病先分辨陰陽，列舉陽虛證、陰虛症之特徵，並各舉數十例加以闡發印證。其中心論點則謂人身以元陰、元陽為立命之本，而以陽為主導，故善於用薑、桂、附等大辛大熱藥味，量重而準，治癒不少群醫束手之大症、急症，而被人尊稱為「鄭火神」，蓋猶昔人稱善用熱藥之良醫為一爐火也。實則鄭氏亦常用有石膏、芒硝、大黃等寒涼藥味方劑如白虎、承氣諸方以治病救人。《醫法圓通》仍本治病注重陰陽實據及處方活法圓通之主旨，「採取雜症數十條，辨明內外，判以陰陽，經方時方，皆納於內，俾學者易於進步，有戶可入」。
書首《用藥弊端說》舉出當時醫界積習及沿誤而示人以用藥准繩。書末更指出善於圓通運用成方，一方即可治多種疾病，如四逆湯一方善用之，即可治癒二十多種疾病。其中頗多獨到之處，為它書所未嘗論及者。
至於《傷寒恆論》一書，特點亦不在抄襲前人陳說，而是緊密扣合臨床實際，即情言理，並能獨抒己見，對原書疑似之處，加以糾正。其《自序》亦謂：「茲將原文逐條一一剖析，不敢與前賢並駕，但就鄙見所及，逐條發明，雖不敢雲高出手眼，此亦救世之本心，聊以補名賢之不逮，亦大快事也。」張仲景《傷寒論》，自金•成無己《註解傷寒論》問世後，歷代註解者無慮百家，鄭氏《恆論》能不稗販陳說，獨立於醫學之林，誠難能而可貴矣。
生平著作
撰寫《醫理真傳》、《醫法圓通》、《傷寒恆論》三書傳世。
(二)學術思想
1. 強調陰證
「萬病起於一元傷損」，鄭欽安推重陽氣，臨證時首先考慮陽氣損傷情況，對陽虛陰盛亦即陰證證候有著豐富的經驗和全面的認識。由於陰證表現複雜多變，且常有假象，人多不識，因此鄭欽安對於陰證的辨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為了論述方便起見，筆者按其程度由輕到重分出純陰之象，陰盛格陽(含虛陽上浮和虛陽外越)，虛陽欲脫三種證候，鄭氏對其分別作了非常詳細的論述，筆者將其歸納為鄭氏所論「陰證三候」或稱「陰證三層次」。
尤其是由陽虛衍化而出現的種種變證，如陰氣上僭，陰盛格陽(含真氣上浮和陽虛外越)，陽虛欲脫等證候的認識和論述細緻入微，能勘破重重迷霧，辨偽存真，指明陰火之症，有著獨到而深刻的認識，這是他學術思想中最重要、最精華的部分。成都中醫學院的郭子光教授認為鄭氏「於陽虛辨治所積累之獨到經驗，確是祖國醫學中一份珍貴寶藏。」即是指此而論。下面分而論之。
2. 扶陽理論
鄭欽安的醫學思想植根於《內經》《易經》《傷寒論》之上。通過研讀歷代經典，鄭氏了「陰陽者，天地之道也」的至理，認為陰陽猶如「水火相依而行，雖是兩物，卻是一團，有分之不可分，合之不勝合」之奧。《醫理真傳·自序》開篇即云：「醫學一途，不難於用藥，而難於識證。亦不難於識證，而難於別陰陽」。開宗明義，突出陰陽辨證的地位和作用。故其一生臨床，均統以陰陽立門，從陰陽生化闡述醫理，探求病因。鄭氏在以陰陽二綱立論的前提下，又特別重視真氣和元陽。根據《內經》「陽氣者，若天與日，失其所則折壽而不彰」，認為「人身一團血肉之軀，陰也。全賴一團真氣運於其中而生命」，「人之運動，全在先天一團真氣鼓動耳」。真氣之所以能生化不息，又有賴於元陽的蒸騰。蓋「真陽乃人立命之根，生化之源，萬物活動之根抵」，人生「有形之軀殼，皆是一團死機，全賴陽氣這一團真氣運用於中，而死機遂轉成生機」。鄭氏指出：「陽者陰之主也，陽氣流通，陰氣無滯」，「陽氣不足，百病叢生」，陽主陰從的觀點使其在治療時特別注重固護真陽。既然「人之一身，全賴一團真火」，而「桂附、乾薑，純是一團烈火，火旺則陰自消，如日烈而片雲無」。因此，凡元陽虛衰者，鄭氏開手便以四逆輩單刀直入。即使元陽稍有不足，亦以姜附之流防範於未然，不必延至脫時而始用回陽。
3. 學術評述
作為一個臨床大家，鄭欽安極力倡導辨證論治這一中醫最根本的原則，這一點顯現得十分鮮明，如強調「用藥一道，關係生死。原不可以執方，亦不可以執藥，貴在認證之有實據耳……病之當服，附子、大黃、砒霜，皆是至寶。病之不當服，參、芪、鹿茸、枸杞，都是砒霜"(《醫法圓通》)。他最反對不思經旨，不辨陰陽，拘執套方套藥的市醫積習。他在每一個病症的探討之後，幾乎都要批評這種積習，已成著述慣例。例如「查近市習，一見頭痛，不按陰陽，專主祛風，所用無非川芎、白芷、荊芥、防風、蔓荊……夫此等藥品，皆輕清之品，用以祛三陽表分之風，則效如桴鼓;用以治三陰上逆外越之證，則為害最烈，不可不知也」(《醫法圓通》)。又如「近來市習，一見痢證，以黃芩芍藥湯與通套痢疾諸方治之，究其意見，無非清熱導滯、調氣行血而已，不知氣血之不調，各有所因。知其所因而治之，方是良相;不知其所因而治之，皆是庸手"(《醫法圓通》)。後一句堪稱醫家緘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