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振鐸《不速之客》
原文欣賞
這是離上海雖然不過一天的路程，但我們卻以為上海是遠了，很遠了;每日不再聽見隆隆的機器聲，不再有一堆一堆的稿子待閱，不再有一束一束來往的信件。這裡有的是白雲，是竹林，是青山，如果鎮日地靠在紅欄杆上，看看山，看看田野，看看書，那麼，便可以完全與外面的世界隔絕。偶然地聽着鳥聲磔格磔格地囀着，或一隻兩隻小鳥，如疾矢似的飛過檻外，或三五叢蟬聲曼長地和唱着，卻更足以顯示出山中的靜謐來。
然而我們每天卻有兩次或三次是要與上海外面世界接觸的;一次便是早晨八時左右郵差的降臨，那是照例總有幾封信及一束日報遞來的。如果今天郵差遲一點兒來，或沒有信件，我們心裡便有些不安逸。
「我有信沒有?」一見綠衣人的疾步噔噔噔地上了樓，便這樣地問;有時在路上遇見了，那時時間是更早，也便以同樣的問題問他。
他跑得滿頭是汗，從郵袋中取了信件、日報出來，便又匆匆地轉身下樓了。我到了山中不到三天，已與這個郵差熟悉。因為每次送這一帶地方郵件的總是他。據他說，今天上山的人不到三百。因為熟悉了，在中途向他要信時，他當然不會不給的。
再一次是下午一時左右;那時帶了外面的消息來的，又是郵差，且又是同樣的那一個郵差，不過這一次是靠不住的，有時來，有時不來。
最後一次是夜間九時左右，那時是上海或杭州的旅客由山下坐了轎子來的時候。因為滴翠軒的一部分是旅館，所以常常有遊客來。我的房間隔壁，有兩間空房，後面也有一間，這幾個房間的住客是常常更換的。有時是官僚，有時是軍人，有時是教育家，有時是學生，——我還曾在茶房掃除房間時，見到一封住客棄掉的訴說大學生生活的苦悶的信——有時是商人;有時是單身，有時是帶了女眷。雖然我是不大同他們攀談的，但見了他們各式各樣的臉，各式各樣的舉動，也頗有趣。不過他們來時，往往我們已經睡了。第二天一清晨，便聽見老媽子們紛紛傳說來的是什麼樣的人。有事，坐談得遲了，便也看見他們的上山。大約每一兩夜總有一批人來。一見轎夫挑夫的喧語，呼喚茶房的聲音，樓梯上雜亂匆促的足步聲，便知山客是又多了幾個了。有時，坐在廊前，也看見對山有燈火熒熒的移動。老媽子們便道：「又有人上山了。」劉媽道：「一個，兩個，還有一個。媽媽呀，轎子多着呢!今天來的人真不少啊!」這些人當然不是到滴翠軒來的，因為到滴翠軒是走老路近，而對山卻是新路，轎夫們向來不走的。走新路的，都是到嶺上各處別墅去的。
第一次、第二次的外面消息，是我們所最盼望的，因為載來的是與我們有關的消息。尤其熱忱的來候着的是我。因為，箴沒有和我同來，我幾次寫信去，總催她快些上山來。上海太熱，是其一因，還有……
別離，那真不是輕易說的。如果你偶然孤身作客在外，如果你不是怕見你那母夜叉似的妻，如果你沒有在外眷戀了別一個女郎，你必定會時時地相思到家中的她，必定會有一種說不出的離情別緒縈掛在心頭的，必定會時時地因事，因了極小極小的事，而感到一種思鄉或思家之情懷的。那是每個人都是這個樣子的，毋庸其諱言。即使你和她向來並不怎麼和睦，常常要口角幾聲，隔了幾天，且要大鬧一次的，然而到了別離之後，你卻在心頭翻騰着對於她的好感。別離使你忘了她的壞處。而只想到了她，特別是她的好處。也許你們一見面，仍然再要口角，再要拍桌子、摔東西地大鬧，然而這時卻有一根極堅固極大的無形的情線把你和她牽住，要使你們互相接近。你到了快歸家時，你心裡必定是「歸心似箭」，你到了有機會時，必定要立刻地接了她出來同住。有幾個朋友，在外面當教員的，一到暑假，經過上海回家時，必定是極匆忙地回去，多留一天也不肯。「他是急於要想和他夫人見面呢。」大家都嘲笑似的談着。那不必笑，換了你，也是要如此的。
這也毋庸諱言，我在這裡，當然的，時時要想念到她。我寫了好幾封信給她，去邀她來。「如果路上沒有伴，可叫江媽同來。」但她回了信，都說不能來，我們大約每天總有一封信來往，有時是兩封信，然而寫了信，讀了信，卻更引起了離別之感。偶然她有一天沒有信來，那當然是要整天地不安逸的。 「鐸，你不在，我怎麼都不舒服，常常地無端生氣，還哭了幾次呢。你什麼時候才能回來呢?」這是她在我走了第二日寫來的信。
悽然的離情，瀰漫了全個心頭，眼眶中似乎有些潮潤，良久，良久，還覺得不大舒適。
聽心南先生說，有兩位女同事寫信告訴她，要到山上來住。那是很好的機會，可以與箴結伴同行。我興沖沖地寫了信去約她。但她們卻終於沒有成行，當然她也不來了。我每天匆匆地工作着，預備早幾天把要做的工做完。她既不能來，還是我早些回去吧。有一次，我寫信叫她寄了些我愛吃的東西來。她回信道：「明後天有兩位你所想不到的人上山來，我當把那些東西托他們帶上。」
這兩位我所想不到的人是誰呢?執了信沉吟了許久，還猜不出。也許是那兩位女同事也要來了吧?也許是別的親友們吧?我也曾寫信去約聖陶、予同他們來遊玩幾天，也許竟是他們吧?
一天過去了，兩天過去了，這兩位還沒有到，我幾乎要淡忘了這事。
第三夜，十點鐘的光景，我已經脫了衣，躺在床上看書。倦意漸漸迫上眼睫，正要吹滅了油燈，樓梯上突然有一陣匆促的雜亂的足步聲;這足步到了房門口，停止了。是茶房的聲音叫道：
「鄭先生睡了沒有?樓下有兩位女客要找你。」
「是找我嗎?」
「她說的是要找你。」
我心頭撲撲地跳着。女客?那兩位女同事竟來了麼?匆匆地穿上了睡衣，黑漆漆地摸到樓梯邊，卻看不出站在門外的是誰。
「鐸，你想得到是我來了麼?」這是箴的聲音，她由轎夫執的燈籠光中先看見了我，「是江媽伴了我來的。」
這真是一位完全想不到的不速之客!
在山中，我的情緒沒有比這一時更激動得厲害的了。[1]
鄭振鐸簡介
鄭振鐸（1898—1958）現代作家、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考古學家。筆名西諦、CT、郭源新等。原籍福建長樂，生於浙江永嘉。1917年入北京鐵路管理學校學習，五四運動爆發後，曾作為學生代表參加社會活動，並和瞿秋白等人創辦《新社會》雜誌。1920年11月，與沈雁冰、葉紹鈞等人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並主編文學研究會機關刊物《文學周刊》，編輯出版了《文學研究會叢書》。1923年1月，接替沈雁冰主編《小說月報》，倡導寫實主義的「為人生」的文學，提出「血與淚」的文學主張。大革命失敗後，旅居巴黎。1929年回國。曾在生活書店主編《世界文庫》。抗戰爆發後，參與發起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創辦《救亡日報》。和許廣平等人組織「復社」，出版了《魯迅全集》、《聯共黨史》、《列寧文選》等。抗戰勝利後，參與發起組織「中國民主促進會」，創辦《民主周刊》，鼓動全國人民為爭取民主、和平而鬥爭。1949年以後，歷任文物局局長、考古研究所所長、文學研究所所長、文化部副部長、中國民間研究會副主席等職。1958年10月18日，在率中國文化代表團出國訪問途中，因飛機失事殉難。主要著作有：短篇小說集《家庭的故事》、《桂公塘》，散文集《山中雜記》，專著《文學大綱》、《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國通俗文學史》、《中國文學論集》、《俄國文學史略》等。有《鄭振鐸文集》。[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