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春膏
鄧春膏 (Deng Chun Gao)(1900-1976),字澤民,甘肅省循化縣(今屬青海省)。1921年7月,鄧春膏從北京大學畢業,次年考取留美官費生。他抱着教育救國,服務桑梓的願望,考入斯丹佛大學。1924年,獲文學士學位,次年又獲碩士學位。之後,考入芝加哥大學,攻讀教育哲學。1928年,獲博士學位。1936年,鄧春膏為了抗議教育部對甘肅學院系科設置的不合理撤併,憤而辭職。但是他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為把甘肅唯一的一所大學維護下來做了重要貢獻。
鄧春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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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 | 1900年 |
國籍 | 中國 |
別名 | 字澤民 |
知名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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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學生年代
學習進步
1917年,鄧春膏考入北京大學。這時,正值反對舊道德、舊文化,提倡新道德,新文化,鼓吹民主與科學的新文化運動深入發展的時期,他在課餘閱讀《新青年》、《新潮》、等進步刊物。
學生運動
1919年,旅京甘肅學生有90多人,他們大都讀書不忘國家大事,積極參加了"五·四"運動。5月4日,鄧春膏與其他旅京甘肅學生加入北京學生隊伍,集會天安門,火燒趙家樓,反對簽訂《巴黎和約》,要求取消"二十一條",高呼"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口號,實行總罷課。6月1日,北洋政府連下兩道命令,替曹汝霖等賣國賊竭力辯護,取締愛國活動,命令學生立即複課。6月3日,鄧春膏等旅京甘肅學生跟北京學生組成演講團,走向街頭進行愛國演講宣傳。他們懷藏小紙旗,分散到達預定地點,突然佩上講演員徽章,挑起演講團旗幟,慷慨陳詞,宣傳救國的道理。軍警急忙驅散群眾,逮捕掌旗的、演講的,押往警察署,輾轉北京大學法科監禁。鄧春膏與王自治、張明道(均北京大學)、張心一、王和生(均清華學校)、馮翰英(北京工校)、田崑山(中國大學)等七名甘肅籍學生被捕。監禁期間,北京學生聯合會總幹事、北京大學學生張國燾等曾去看望慰問。在各界人士的營救下,他們七人與其他被捕學生獲釋。
成立學社
12月13日,鄧春膏與姐鄧春芩、鄧春蘭、弟鄧春霖在北京三眼井15號寓所成立"春曉學社","以研究學術,改良社會為宗旨",提出自由、平等、奮鬥、堅忍的信條,創辦了《春曉學社季報》雜誌,收入他的論文《文化之循環狀況》、翻譯小說《一根皮條》。前者論述了對偶像的迷信與崇拜,必將導致文化因循守舊,主張青年人打破儒家偶像,推動社會的進步。後者是法國毛柏桑(今譯為莫泊桑)的短篇小說,今譯名為《繩子的故事》。
創辦雜誌
經過"五·四"運動洗禮的甘肅旅京學生,深感故鄉甘肅僻居西陲,長夜漫漫,大夢未醒。便於1920年5月,創辦《新隴》雜誌,郵往設在蘭州的合興印書館及平涼、西寧、武威、寧夏、天水、隴西、狄道、酒泉各師範的代派所,再發行到全省各地。《新隴》是不定期鉛印刊物,辟有論著、調查、選錄、大事記、通訊、雜俎等六個專欄,一直持續到1930年9月,因經費困難而停刊。前期《新隴》主要宣傳"五·四"精神,向甘肅輸入新文化、新思想;後期則着重鼓吹北伐戰爭,反帝,反軍閥。
發表論著
鄧春膏在《新隴》上面發表了多篇論著、譯作。他的《我們怎樣預備創造新文化》一文,主張把新文化輸送到甘肅去,首先要毀棄儒教偶像,變一味崇拜的態度為批判地吸收有益的東西的態度。他認為本着科學的精神,加上吸收對中國有益的歐美文化,才能創造出中國的新文化。在《甘肅的留學問題》中,他不贊成去日本留學,"因為日本的學術,多自歐美輸入,自己沒有什麼創造發明,與其間接吸收,不如直接的吸收,換句話說,與其送日本留學生,不如直接送到歐美",方能學到真髓。
擔任校長
1929年2月,甘肅省政府聘鄧春膏為蘭州中山大學教授兼教務長,7月任校長。1930年中山大學改名為甘肅大學,任校長。1931年改為省立甘肅學院,任院長,直至1936年5月。鄧春膏主持這所甘肅最早的高等學府達八年之久,是解放前此院(校)歷任院(校)長中任職最長的一位。這八年也是這所高等學府從草創走向發展的八年。
蘭州中山大學的前身是清末的甘肅法政學堂,民國初年改為甘肅法政學校,1928年,改為蘭州中山大學,設在萃英門舉院內。當時擬設文學院、理學院、法學院、教育學院、農學院、工學院、商學院、醫學院共31個系。
經費困難
鄧春膏出長蘭州中山大學時,面對的是建立龐大的學科齊全的綜合性大學與經費困難、師資匱缺的嚴重矛盾。甘肅本來地瘠民貧,再加自然災害頻仍,經濟更加凋敞,國庫更加空虛。以至甘肅學院每年僅有的9萬多元經費常常拖欠不撥,到1934年經費積欠已達20多萬元,成為全國經費最少的一所高等學校,鄧春膏從實際出發,根據經費、師資與學生出路的情況,多次調整系科設置,到1931年設文學系、法律系、教育系與國文專修科、藝術專修科,後又設文史系、政治經濟系、銀行會計系與醫學、農學、人事管理等專修科。鄧春膏多方催要經費,團結教職員工,開源節流,慘澹經營,使甘肅學院在求生存中獲得穩步發展。逐年建築禮堂、教室、辦公室、師生宿舍、圖書館、實驗室、解剖室、浴室、遊藝室共30多間。剛建校時,接收法政專門學校政法書籍及古籍4000多冊。鄧春膏每年都撥出資金派員赴上海購書,到1934年已有中文書12,574冊,西文書216冊,價值1,760元。1935年則有中、西書16355冊,價值14,437元,並訂閱雜誌近百種。將舉院衡鑑堂改建為圖書館,換地磚為三合土,置書架、桌凳,方便了讀者。其規模之"宏偉冠蘭州各校","在此偏僻之西北,亦謂首屈指矣",至1935年購置各種儀器、標本、模型,價值9,000多元。還設立出版課(即校印刷廠),從上海購置鉛印機1架,專門印刷講義、書籍與校刊。1931年,在小西湖購置30畝地,闢為農場,次年又在雁灘中河灘購置140畝地的農場,充作農科實習園地。在老師的指導下,學生們試驗糧食作物的豐產技術。在院附屬醫院的基礎上設立醫學專修科(以後演變為蘭州醫學院),開甘肅自己培養醫學人才的先河。開闢了網球、壘球、排球、籃球與田徑場地,陸續添置體育器械,使學生有了鍛煉身體的場所。這些設施的建設為甘肅學院教學工作的正常運轉奠定了基礎。
師資缺乏
師資缺乏是嚴重的問題。首先,大學畢業或留學外國的甘肅籍師資不敷聘用。其次,東南一帶的大學師資或不習慣甘肅氣候與生活,或受不了數千里的長途勞頓,更重要的是甘肅的教師待遇比東南諸省低,所以,他們不願接受甘肅學院的聘任。鄧春膏從四個方面着手,解決了甘肅學院師資匱缺的困難。一是禮賢下士、優禮有加地延聘甘肅籍大學畢業生與留學生。如聘請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天水趙宗晉教《法律哲學》、《英文》,聘日本明治大學法學士皋蘭楊清漢為教務長,聘日本早稻田大學文科畢業生會寧王維屏教《日語》,聘北平私立中國大學政治經濟系畢業生榆中謝斌教《社會學綱要》。二是聘請各機關的大學生與留學生做兼職教員。如聘請省高等法院院長馮致祥給法律系授課。三是聘請學有專長的地方人士任教,如聘鎮原舉人慕少堂為文史系教授,講授《經學概論》和《音韻學》,聘榆中進士楊巨川為教授,講《詩學》,聘永登舉人周應灃講《國文詩詞》,聘蘭州國畫家曹蓉江教國畫花卉,聘富有音樂才能的臨洮孫培珍任藝術科音樂教師,聘武威李鼎超授《文字學》。四是選拔甘院優秀畢業生留校任教,榆中楊曉舟就是其中之一。
鄧春膏經過多方努力,至1934年甘肅學院專職教員有18人,到1935年達39人,其中留學生11人,獲博士學位的5人,解決了師資缺乏的問題,保證了教學質量。
教書育人
鄧春膏在講授《哲學概論》、《西洋哲學》、《法律哲學》、《經學通論》與《英文》等課程的同時,還舉辦各種講習會,請社會名流王庚山、趙元貞、田炯錦等先生演講,活躍了學術氣氛,開闊了學生的視野。他曾在暑期講習會上做過《理想與人生》的報告,勉勵學生樹立遠大思想,專心研求學問,畢業後勤勤懇懇地為甘肅人民服務。告誡學生不要把在學校讀書作為取得畢業資格,便於謀生為人生的理想。
創辦刊物
鄧春膏還從有限的經費中撥出專款,先後創辦了《蘭州中山大學月刊》、《甘肅大學季刊》、《甘肅大學半月刊》、《甘肅學院季刊》等學術刊物,刊載了王國維翻譯斯坦因的《流沙訪古記》、楊國楨的《周南召南的研究》、張次房的《廣告戰的準備研究》與《德國最後的經濟狀態》,田炯錦的《美國聯邦之趨勢》重要論著。鄧春膏也發表了《何謂道德》、《何謂哲學》、《低能兒童之心理與教育》等論著。《低》文指出了英國皇家委員會衡量低能兒(弱智兒童)標準的不足之處。
重視體育
鄧春膏特別重視甘肅學院的體育事業。他每年都派員到天津去購置籃球、足球、排球、網球及田徑器械。聘請體育專門人才王毓泰、王萬壽分授田徑、球類、武術。還聘來蘭州體壇名將段焯訓練院籃球隊,使球藝迅速提高。鄧春膏規定每天下午課外活動時,學生都要上操場去鍛煉,並常常督促檢查。他天天堅持打網球,以示倡導,甘肅學院的網球運動很為普及。他還每年舉辦全院師生運動會,促進了體育鍛煉活動。
創辦雜誌
1932年底,鄧春膏等人創辦了《民》雜誌,交流對時局的看法,提出開發西北的建議。他發表了《一年來列強之政治經濟》,分析了1932年世界經濟危機中,英、法、德、日等資本主義列強在政治與經濟上急劇變動的情況。自日本發動"九·一八"侵華事變後,希特勒的國社黨對內反共,對外仇視法國,叫嚷"根本推翻凡爾賽條約,停付賠款"。他認為這種論調"在德國內政外交極端困難之時,易為人所聽信",且"希氏亦野心勃勃,非居人下者"。進而推測有爆發世界大戰的可能,提醒國人密切關注事態的日益惡化。
常務幹事
1933年初,鄧春膏與劉汝王番、郭維屏、譚克敏被推為"西北問題研究會蘭州分會"常務幹事,會址設在甘肅學院。他們開展了三項工作:一是在甘肅學院中山堂(至公堂)舉辦"西北問題暑期學術講演會",鄧春膏與水梓、鄧寶珊等18人被推為講師,分題講演有關開發西北的問題;二是創辦《西北問題研究會會刊》,刊登有關學術論文;三是在五泉山、蕭家坪一帶開闢林場,栽植洋槐、榆樹、柳樹、椿樹,引水燒灌,撫育管護,樹木長勢良好,二年生洋槐高達170多厘米。
憤而辭職
1936年,鄧春膏為了抗議教育部對甘肅學院系科設置的不合理撤併,憤而辭職。但是他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為把甘肅唯一的一所大學維護下來做了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