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奸論 蘇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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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奸論是一篇散文。此文採用對比映照的手法，以古論今，抓住斯人「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等「不近人情」的行為，斷定斯人是大奸，必然亂國禍民，表達了作者對其人其事的厭惡、否定之情；在寫作目的上，作者確有所指，但又未點明王安石。
目錄
原文
蘇洵〔宋代〕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疏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
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忮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奸，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
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嘆。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譯文
事情的發展必定會有一定的結局，道理有它原本就該如此的規律。天下只有表現冷靜的人，才能從細微之處預見到日後將會發生的顯著變化。月亮周圍出現了暈圈預示着將要颳風，房屋的石柱返潮濕潤預示着將要下雨，這是人人皆知的事。人事的發展變化，情理和形勢之間的因果關係，也是空疏渺茫難以盡知，千變萬化而無法預先料到的，怎麼能和天地陰陽的變化相比？即便是賢能的人對此也有所不解。這是什麼原因呢?這是由於喜愛和憎恨擾亂了他們的內心，利害關係又影響了他們的行動啊!
從前山巨源見到王衍，說：「將來給天下百姓帶來災難的，一定是這個人!」郭汾陽見到盧杞，說：「這個人一旦得志，我的子孫就會被他殺得一個不留!」現在分析一下他們所說的話。其中的道理是可以料想到的。依我看來，王衍之為人，從容貌和談吐上，確實具備了欺世盜名的條件。但是他不妒忌別人，不貪圖錢財，只是隨大流。如果晉朝當時沒有惠帝這個昏君，當政者即使只是一個中等的君主，就算是有成百上千個王衍這樣的人，又怎能擾亂天下呢?盧杞那樣的奸詐，確實足以敗壞國家。但是他不學無術，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談不足以蒙蔽社會，如果不是遇到德宗這樣的鄙陋昏庸的君主，又怎能受到重用呢?由此說來，山、郭二公對王、盧二人所作的預言，也未必完全如此啊!
現在有人嘴裡背誦着孔子、老子的話，親身實踐着伯夷、叔齊的行為，收羅了一批追求名聲和不得志的士人，相互製造輿論，私下裡互相標榜，以為自己是顏淵、孟軻再世，然而他們為人陰險狠毒，和一般人的志趣不同。這是把王衍和盧杞合成一個人了。他在社會上釀造的禍害還能說得完嗎?臉面髒了不忘洗臉，衣服髒了不忘洗衣，這本是人之常情。現在他卻不是這樣，身穿奴僕的衣服，吃豬狗的食物，頭髮蓬亂得像囚犯，表情哭喪着像家裡有人去世，卻在那裡大談《詩》《書》，這難道說是人的真實的心情嗎?凡是辦事不近人情的，很少不成為大奸大惡之輩，豎刁、易牙、開方就是這樣的人。此人藉助當世享有盛名之力，來促成他尚未形成氣候的禍患。雖然有勵精圖治的君主，敬重賢才的宰相，也還是會選拔並重用他的。這樣，他將成為天下的禍患，是必定無疑的了，這就不只是王、盧二人所能比擬的。
孫子說：「善於用兵的人，並沒有顯赫的功勳。」如果這個人沒有被重用，那麼我的話就有些過頭了，而此人就會有懷才不遇的感慨。誰又能知道禍患會達到上述這種地步呢?不然的話，天下將要蒙受他的禍害，而我也會獲取卓有遠見的名聲，那就太可悲了!
鑑賞
把《辨奸論》全文連貫起來看，在寫作目的上，作者確有所指，而所指的具體人物，作者又未點明。我們也沒有必要進行煩瑣考證。僅就立意謀篇上來說，本文確屬古文中的名篇。
作者提出的「見微知著」的觀點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要輕視小事情，大事情都是由小事情積累而成的。「防微杜漸」早就是古人奉為圭臬的名言。正如清人吳楚材所說：「見微知著，可為千古觀人之法。」
本文突出的成功之處在於謀篇。文章開始先將天象和人事進行比較，指出了人事比天象更難掌握，並說明這是由於「好惡」和「利害」所形成的必然結果。言之有理，持之有故，不能不令人首肯。接着，又通過歷史上山濤、郭子儀對王衍、盧杞的評論，說明了山、郭二人的評論雖有一定道理，但也有所疏漏，這就為下文的「今有人」起了鋪墊作用。本文的第三段是作者傾注全力發泄的部分，將「今有人」的種種表現盡情地加以刻畫，一氣呵成，有如飛瀑狂泄，其筆鋒之犀利，論證之嚴謹，不能不令人嘆為觀止。而在結尾處，作者又留有餘地地提出兩種可能出現的情況，這就使人感到作者所持的公允的態度。
作者在批評「有的人」時，把生活習慣（如不修邊幅）也作為攻擊的口實，未免失之偏頗了。但是，這點微疵並不足以影響本文的成就。
創作背景
1069年，王安石開始推行新法，遭到保守人士的反對。保守派為打擊王安石，傳出了這篇文章，並署名為已死去的蘇洵，藉以顯示作者早在王安石變法之前就「見微知著」，預見到他得志必為奸。《辨奸論》是否是蘇洵所作，學術界有不同的觀點。
賞析
《辨奸論》旨在詆毀王安石，竭力反對「新黨」，拋開其本旨，有二點與當今相類：
其一，作者謂王安石「口誦孔老之書，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語言，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王安石是否如此，且不論。但陰賊險狠如王盧之合一，代有其人，今也不鮮，這是此論給予後人的啟迪之一，須警惕而「辨」。否則，其禍輕則殺身，重則禍國殃民。
其二，作者提到一種「不近人情」的現象：「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然而這一看來違反常情的情況，在1957年夏之後以及「文革」中，屢見於囹圄。這是悲劇，當然，古人是無從預料這種悲劇的。
簡析
《辨奸論》是一篇散文。此文採用對比映照的手法，以古論今，抓住斯人「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等「不近人情」的行為，斷定斯人是大奸，必然亂國禍民，表達了作者對其人其事的厭惡、否定之情；在寫作目的上，作者確有所指，但又未點明王安石。全文內容筆鋒犀利，多論斷而少事實依據，雖說是「見微知著」，但有牽強附會和強詞奪理之感，可作為古文觀覽的另類一閱。
題解
《辨奸論》作者認為，事情皆有一定的規律，只要能夠仔細觀察並把握規律，就能見微知著，因此人們可以通過觀察行為而在禍亂發生之前就發現作亂的奸臣。歷來有人認為這篇文章的本意暗中批判王安石，也有人認為此文並非蘇洵所作，未有定論。
《辨奸論》着重分析了一些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從中得出了「見微知著」的結論，給讀者提出了如何識人的參考意見。這也是宋代散文中的一篇名作。《辨奸論》作者尚有爭議。舊說以為是蘇洵為了譏諷王安石的「不近人情」而作，後經清人考證，又定為宋人邵伯溫假託蘇洵之名的偽作。
蘇洵
蘇洵（1009年－1066年），北宋文學家，字明允，漢族，眉州眉山（今屬四川眉山）人。蘇洵與其子蘇軾、蘇轍合稱「三蘇」，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蘇洵長於散文，尤擅政論，議論明暢，筆勢雄健，有《嘉祐集》傳世。[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