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政要·論赦令
原文
貞觀七年，太宗謂侍臣曰：「天下愚人者多，智人者少，智者不肯為惡，愚人好犯憲章。 凡赦宥之恩， 惟及不軌之輩。古語云：『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凡『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奸宄者賊良人』。昔『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又蜀先主嘗謂諸葛亮曰：『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之間，每見啟告理亂之道備矣，曾不語赦。』故諸葛亮治蜀十年不赦，而蜀大化。梁武帝每年數赦，卒至傾敗。夫謀小仁者，大仁之賊。故我有天下以來，絕不放赦。今四海安寧，禮義興行，非常之恩，彌不可數，將恐愚人常冀僥倖，惟欲犯法，不能改過。」
貞觀十年，太宗謂侍臣曰：「國家法令，惟須簡約，不可一罪作數種條。格式既多，官人不能盡記，更生奸詐，若欲出罪即引輕條，若欲入罪即引重條。數變法者，實不益道理，宜令審細，毋使互文。」
貞觀十一年，太宗謂侍臣曰：「詔令格式，若不常定，則人心多惑，奸詐益生。《周易》稱『渙汗其大號』，言發號施令，若汗出於體，一出而不復也。《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為反。』且漢祖日不暇給，蕭何起於小吏，製法之後，猶稱畫一。今宜詳思此義，不可輕出詔令，必須審定，以為永式。」
長孫皇后遇疾，漸危篤。皇太子啟後曰：「醫藥備盡，今尊體不瘳，請奏赦囚徒並度人入道，冀蒙福祐。」後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加。若修福可延，吾素非為惡者；若行善無效，何福可求？赦者國之大事，佛道者，上每示存異方之教耳，常恐為理體之弊。豈以吾一婦人而亂天下法？不能依汝言。」
譯文
貞觀七年，唐太宗對侍從的大臣們說：「天下無知的人多，聰明的人少，聰明人不會做壞事，無知的人卻屢屢觸犯法律。國家赦免寬宥的恩典，都是給那些不軌之徒設立的。古話說：『小人的幸運，就是君子的不幸。』『一再赦宥罪人，好人都不想再發表意見了。』凡是『保養稂莠之類的雜草，就會傷害到田中的禾苗，將恩惠施予奸邪的人就會傷害好人』。從前『周文王制定刑罰，對觸犯刑罰的一概不予赦宥』。還有蜀先主劉備曾對諸葛亮說：『我曾和陳元方、鄭康成往來，常聽到他們講說治亂之道，他們已經講得很齊全了，但從來不曾講到赦宥。』因此諸葛亮治理蜀國，十年不赦，而蜀國大治。梁武帝每年幾次赦宥，終於導致傾覆敗亡。這種謀求小仁的做法，實際上是對大仁的損害，所以我取得天下以來，絕不頒發赦令。如今四海安寧，禮義盛行，特殊的恩典，數不勝數。只怕赦宥會使無知的人常存僥倖之心，只想犯法，而不能改正過錯。」
貞觀十年，唐太宗對侍臣說：「國家的法令，一定要簡約，不可以一個罪名定很多種處罰條令。條款太煩瑣，官員不能夠完全記清楚，反而會生出許多奸詐的事端來，如果要開脫犯人的罪名，有人就會援引從輕的處罰，如果要把罪名硬加到別人頭上，就會用從重的處罰。這對國家的治安非常不利。現在，我們應該仔細審定條款，不要使各條款之間互相牽連。」
貞觀十一年，唐太宗對侍臣們說：「皇帝詔書的格式，如果不固定，恐怕會滋生出許多奸詐行為來。《周易》說『像出汗一樣發號施令』意思是說皇帝的詔書，像汗水流出身體，一旦發出就不可收回。《尚書》說『謹慎地下達命令，命令一出就要堅決執行，不可反悔』。漢高祖時，國家並不富裕，蕭何也是由小官起家，可制定出的律令，都整齊劃一。如今我們應仔細思考這個問題，不可輕易頒發詔書，格式也一定要小心審定，讓它有一個固定的形式。」
長孫皇后生了病，日漸危重。皇太子承乾對皇后請求說：「所有的醫藥都用遍了，現在母后的尊體仍不能痊癒，請奏知父皇赦免犯人，超度一些人入道，以求上天保佑母后痊癒。」長孫皇后說：「生死都是命里註定，不是人力所能改變的。如果行善修福能延長壽命，那我向來沒做過什麼壞事；如果平素行善都無效，那又有什麼福可求呢？赦免犯人是國家的大事，佛道不過是皇上有意識保留的一種外來宗教罷了。常怕做出有違事理體統的事情，現在怎能因為我一個婦人而亂了國家的法度，不能按你說的辦。」[1]
作者簡介
吳兢（670年—749年），汴州浚儀（今河南開封）人。唐朝著名史學家，武周時入史館，修國史，遷右拾遺內供奉。唐中宗時，改右補闕，累遷起居郎，水部郎中。唐玄宗時，為諫議大夫，修文館學士，衛尉少卿兼修國史，太子左庶子，也曾任台、洪、饒、蘄等州刺史，加銀青光祿大夫，遷相州，封長垣縣子，後改鄴郡太守，回京又任恆王傅。編著有《樂府古體要解》、《唐春秋》、《唐書備闕記》、《太宗勛史》、《睿宗實錄》、《中宗實錄》、《貞觀政要》、《則天實錄》、《唐高宗實錄》（與劉知己合撰）等，僅《貞觀政要》傳於今。[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