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生扭」
原文
古代御史的職責是監察朝廷,糾摘皇帝、百官的過失。宋朝規定了制度: 凡御史任事,一百日不言,罷為外官。到了明朝,雖未必再有這樣嚴格的規定,但身為御史而不建言,總不是光彩的事,因此,有些御史就老是在芝麻綠豆般的細事上下功夫。弘治初,有一位給事建言處置軍國事,雲: 「京中士人好着馬尾襯裙,官馬多被人偷拔鬃尾,有誤軍國大計,乞要禁革」。這確是一位從「偷拔鬃尾」着眼,想到馬尾巴的功能,又拉扯到軍國大計的言官。馮夢龍對此事評雲: 「極小文章,生扭在極大題目上」。(《古今談概》)看來當時沒有這樣的「生扭」功夫,是做不成言官的。
生扭,即生搬硬套,把不相干的人或事扭捏一起。元朝馬致遠《一枝花》雲: 「本待學煮海張生,生扭做遊春杜甫。」煮海,是何等焦急、何等艱辛的事,怎能和悠閒的遊春拉扯在一起呢?現在硬要把兩者等同起來,所以才需要「生扭」。無名氏《端正好》雲: 「本是對美甘甘錦堂歡,生扭做悲切切陽關怨。」這裡把對立的「美甘甘」和「悲切切」,「錦堂歡」和「陽關怨」生扭在一起,意亦類似。
當然,生扭也有幾等,有高超的,有拙劣的。善於運用詭辯的邏輯推理,把無關的事物糾纏在一起,說得頭頭是道,甚至似乎深蘊「哲理」,這是「生扭」的高手。前引明朝弘治年間的給事上皇帝書,議馬尾襯裙必須禁革,諫本全文已難見到,馮夢龍給此文的評價是: 「食肉者鄙」 。這是因為馮夢龍主張寫文應該求實,反對生扭。我則認為,平心而論,這位給事的 「生扭」 能耐,大約是不低的。他比起唐朝的 「驅驢宰相」 王及善,宋朝的 「彈發御史」王平之流,顯然要高明得多。
「生扭」 的學問,如今也還有人在鑽研,好之者不絕如縷。
比如吧,明明是用公款大擺筵席,吃喝宴請,奢靡成風,卻生扭做「搞活經濟」; 明明是人才浪費,把一位獸醫派去主管基建工作,卻生扭做「尊重人才」; 明明是機構重疊,形成了幾個「官」指揮一二個「兵」 的狀況,卻生扭做「上下對口」,「發揮優勢」 等等。如此這般的生扭,豈是模擬功夫差的低手所能為? 雜文《說「生扭」》原文及鑑賞 不過,任何生扭硬套,畢竟都經不起科學的檢驗。遊春就是遊春,怎麼能說成是因公出差? 「煙搭話,酒作橋,『大團結』 開路」,這明明是搞不正之風,怎麼能說成是「正常」 的 「感情投資」 ?
「生扭」,拆穿了說,無非是一種拉扯關係的蠻纏,其尤甚者則是顛倒黑白的鬼混。魯迅曾說: 「科學能教人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許鬼混,所以自然而然地成了講鬼話的人的對頭。」 看起來,要制服「生扭」 式的鬼混,除了科學檢驗,別無他途。
(1987年6月2日《人民日報》·海外版)
賞析
凡屬 「生扭」的種種社會弊端,本該迎面痛擊或是無情打擊的。《說「生扭」》雖意於此,作者卻沒採取那樣「傷皮傷骨」的手段,而是採取了側翼突破、出奇制勝的方法。文章以識為主、婉而成章,貴在放得開、收得攏,善取類型、切中要害。
文章一開篇,作者就撒開來、舒展去: 歷數各代御史的職責和他們的「生扭」功夫。接着,又引用了馬致遠、無名氏的詩詞,以此來詮釋「生扭」的含義。這還不夠,文章接着談「生扭」的等次,談馮夢龍的批註、唐朝的「驅驢宰相」,以及宋代的「彈發御史」。這些文字看似閒文,實則閒文不閒,作者把「網」撒得極大,目的是為了把「口」收得極小。果然,談到這裡,作者筆鋒一轉,指出: 「『生扭』的學問,如今也還有人在鑽研,好之者不絕如縷。」繼而點出現今「生扭」的種種現象。有了前面大量的鋪陳,作者連類取義,對眼前的靶子,就能一針見血地做出結論了: 「生扭」,拆穿了說,就是拉扯關係的蠻纏,顛倒黑白的鬼混。在這裡,作者善縱善收,巧妙地抨擊了社會上存在的人們難以說清的「生扭」現象。
雜文肩負着論時事、砭痼弊的任務。寫雜文,不能停留在現象表面,而是要求作者善於把素材集中起來,善取類型、擊中要害。《說「生扭」》採取的是側翼突破的寫法。為了避免文章的失於片面,作者先通過對揮霍公款、浪費人才等現象的悉心分析,認準了其癥結——生搬硬套,巧借名目,即屬於「生扭」一類。找到了這個突破口,作者才認題立意、左右開弓。在論辯過程中,以譏笑、嘲弄的筆調,誇張而帶刺的語言,將「生扭」這一社會弊端暴露無遺,使它從「麒麟皮下露出馬腳來」,讓讀者看到了它的可笑、可鄙乃至可惡之處,達到了對諷刺對象貶斥、否定和令人警覺的目的。比如,文章笑談「生扭」的等次,「有高超的,有拙劣的」;譏諷當今種種「生扭」現象,「豈是模擬功夫差的低手所能為?」,這些語言,寓莊於諧,切中要害;笑中明理、妙趣橫生,大大增強了文章的戰鬥性和感染力。[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