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瓦格纳与马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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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内容简介
本书收录了20世纪中期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和音乐学家阿多诺的两篇重要的音乐美学专著：《试论瓦格纳》与《马勒——一种音乐的面相》。前者是阿多诺写作的第一部音乐美学专著，而后者则属于他的晚期作品。《试论瓦格纳》作为一部极具争议和启发性的美学批评，也是欣赏理解瓦格纳作品的必读书目。它以犀利的笔触突破了音乐与社会、人性与文化的界限。在阿多诺的笔下，这位19世纪最伟大的作曲家不是圣贤也不是天才，而是一个艺术“案例”：一个革命者、逃亡者、浑身腐朽习气的市民阶级艺术家，“在命运面前卑躬屈膝”。阿多诺借此既要揭露瓦格纳，又想救赎瓦格纳。他通过瓦格纳直指19世纪德国社会的种种弊端，又试图在其中寻觅现代文化产业的种子。而在《马勒》中，阿多诺则对他个人最推崇的音乐大师马勒给予了极高评价。他把复杂庞大的马勒交响曲用最敏锐的听觉细细掰碎，一点点讲述给他的读者。而正是这本小册子，使当时在作曲界尚未扬名的马勒在去世五十年后，重新赢回了人们的兴趣，最终被承认为世界级的大师。
阿多诺以其百科全书式的才华、对人性敏锐的洞察力和充满理性的音乐鉴赏力，为读者描绘出一幅德国浪漫主义音乐的肖像画。希望亲爱的读者们在赏析这本书时，能随手播放起瓦格纳和马勒的音乐，让阿多诺的优美语句牵引您的思绪，去畅游音乐的奇妙世界。
作者简介
阿多诺，德国著名哲学家、美学家和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主要代表人物，社会批判理论的奠基人之一。阿多诺一生著述甚丰，涉猎广泛，主要著作有：《否定的辩证法》《启蒙辩证法》《美学理论》《最低限度的道德》《新音乐哲学》《棱镜：文化批判与社会》《文学笔记》等。
理查德·瓦格纳一生中上演的第一部歌剧《爱情的禁令》(Das Liebesverbot)使用的剧本取材于莎士比亚的作品《一报还一报》，不同之处在于，用瓦格纳自己的话来说，“伪君子是被复仇的爱惩罚”，而不是被政治权力所揭穿。对这位21岁的作曲家来说，他透过《阿尔丁海洛》(Ardinghello)和《年轻的欧罗巴》(Jungens Europa)的想象世界去看待莎士比亚的喜剧，这就是成熟的表现。“我理解的基调是去针对清教徒式的虚伪，而由此获得对‘自由感性’的大胆颂扬。我尝试在这样的意义上去看待严肃的莎士比亚的主题，我只看到了冷酷、循规蹈矩的长官，他对美丽的见习修女充满了强烈的激情”，瓦格纳谴责自己早期作品中的费尔巴哈式的气氛(Feuerbachischen Stimmung)，这导致他忽略了戏剧的“正义”的方面，而正是这种“正义”的方面才使得莎士比亚作品中的对立势力得以发展下去。在小地方首演惨败之后，这部作品立即被完全遗忘了，甚至当瓦格纳成名后，连那语言家式的热情也无法让人回忆起它来。在他的下一部歌剧中，正义表现出了对伪善的同情：《黎恩济》(Rienzi)不仅成了瓦格纳第一部大获成功的歌剧，还给他带来了名誉和地位，直到最近还热闹地充斥在各个歌剧院中，尽管梅耶贝尔的立场与瓦格纳音乐戏剧的准则完全不相容，可见于《巴勒莫的见习修女》。在一开场，瓦格纳不再赞颂自由的感性，相反，他谴责了它。一伙年轻的贵族企图攻击贞洁的伊蕾娜(Irene)。她盲目地追随她的兄弟黎恩济，他是最后一个罗马民众领袖和第一个市民阶级的恐怖分子。关于黎恩济的“解放运动”，瓦格纳完全忠实且赞同地表示：
我向罗马子民宣告自由！
要令人心生敬仰，体体面面，
要彰显出自己是罗马人！
今日来呼召，
他为你们和你们的羞耻报仇雪恨。
在此之后，不体面的行为只能在被允许的情况下出现：作为道德上被认可的报复。但是，当封建权力摇摆不定的代表——阿德里亚诺·科隆纳(Adriano Colonna)将黎恩济称为“血迹斑斑的自由奴仆”时，他没有意识到，不体面行为的禁令首先为他自己所处的阶级带来了益处。黎恩济向他鞠躬说道：
我知晓你的高尚；
你不会被正义的人憎恶。
瓦格纳写的一个导演提示令人惊叹：“和平使者是来自最好的罗马家庭的年轻人。他们中有人披着古典白色丝绸长袍，上戴着花环，手里拿着银杖。”最好的家庭属于一个民众团体：
我的内心并非要大胆筹划毁灭你的世界，
我只想要制定法律
让民众与贵族都顺从。
在这样的民众团体中，压迫也被从名义上接纳：
好吧，我要让罗马变得伟大和自由，
我要将它从沉睡中唤醒，
你在尘埃中看到的每一个人，
我都将使他成为自由的罗马公民。
如果“和平卫士”对封建领主表示，他无意伤害他们，那么他则单纯从意识上去限制被压迫者的诉求：
帮助思想卑微之人，
拾起落入尘埃之物。
你将民众的耻辱改变，
变成伟大、辉煌与威严。
……
简而言之，罗马的暴动是针对放荡不羁的生活作风，而并非针对阶级敌人，并且带着合乎逻辑的幼稚，由阿德里亚诺的私人家庭争端引发了轰动的政治事件。当革命者黎恩济听到对抗方的口号“为了科隆纳——为了奥西尼！”时，作为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先知，他回击的口号是“为了罗马！”，他从一开始就是要将这些进行整合。作为大团体的第一号仆人，独裁者黎恩济拒绝了国王的头衔，就像罗恩格林(Lohengrin)后来拒绝了公爵头衔一样。作为回报，他当然乐于接受预支的桂冠(Vorschusslorbeeren)，就像他自己捐出桂冠一样。一则导演提示再次从利己主义和自由运动的范畴的意义上描述道：“黎恩济登场，他看上去像是一个器宇不凡又穿着华丽长袍的民众领袖。”在这部历史闹剧中，一种对英雄真正本性进行自省的批判意识几乎就要觉醒了。自我夸赞和浮夸——这是瓦格纳所有作品和法西斯主义实存的特点——源于资产阶级恐怖主义对世事无常的预感，源于对自吹自擂的英雄主义的死亡奉献的预感。他在有生之年寻求死后的荣耀，他怀疑自己的成就是否能幸存下来，于是就用节日的盛装来庆祝自己的葬礼。在瓦格纳的自由舞台布景之后，死亡与毁灭蓄势待发：国会大厦的历史废墟，埋葬了盛装的和平卫士，这些形而上学式的废墟模式吞没了失势的神灵和满是罪恶的指环世界。
瓦格纳后来评论自己，他在早期“平衡了两种倾向”，即放纵的性欲和禁欲的理想，这种平衡造就了他“后续艺术上得到进一步发展的作品”，然而这是以死亡的名义实现的。欢愉与死亡合而为一：就像布伦希尔德(Brünnhilde)在第三幕结束时，她用“微笑的死亡”为爱人齐格弗里德(Siegfried)而牺牲，因为她认为自己会复活。伊索尔德(Isolde)也经历了作为“最高的欢愉”的肉体之死。即使在性欲与禁欲主义的对立直接被主题化时，如在《唐豪塞》中，唐豪塞也在死亡中表现出这样的交错形式。他对“清教徒的伪善”敌意尚存。骑士们违背叛变的唐豪塞的意愿，把他重新拉回他们的道德圈子，想要由愤慨的道义出发杀掉唐豪塞，因为他经历了“极左”的东西，这是他们上层社会的中层人士禁止他知晓的，群众对黎恩济的民众团体报以“汹涌的掌声”，但这其实与这部作品并不协调。圣洁的伊丽莎白在某种程度上与固执的享乐主义者是一致的。她反抗秩序，为了保护黎恩济而死去，以此来证明这一点。禁欲主义和反叛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常规。自此以后，瓦格纳对骑士、工匠行会和所有中产阶级都进行了严厉的抨击：野蛮的男人洪丁(Hunding)就轻易地被送进了地狱。但沃坦(Wotan)用轻蔑的手势斥退洪丁，这本身就是一种恐怖主义的姿态。这种对公民的诽谤在《名歌手》中，为了极权时代中相同的目的，而迅速死灰复燃。已被改变的人的概念不应该取而代之，而是应该免除附着在中产阶级身上的义务。瓦格纳吊死无足轻重的人，却让显赫之人逍遥法外。至少在《指环》中是这样的。诚然，沃坦似乎也为反叛者辩护，但他这样做只是为了他帝国主义世界计划的意愿，并且是在行动自由的范畴之内：“他没有用带着忠诚符文的契约，把邪恶的你与我捆绑在一起”，以及在违反契约的范畴中：“在权力肆无忌惮地煽动之处，我公开建议发动战争。”这位至高无上的神抛弃了进行挑唆的被保护者，他不知道该如何摆脱所处的世界政治的矛盾，只能突然中断与给他提建议的人的讨论，并且在她(布伦希尔德)执行他最初的计划时狠狠地惩罚她，最后却带着父爱式的感伤离开了她。
据纽曼所说，瓦格纳对自己第一次在巴黎期间拍摄的照片表示憎恶，他说：“这让我看起来像多愁善感的马拉。”美德伤感地反照出它散布出的恐惧。这种多愁善感在瓦格纳的面容上呈现出一种不幸的特征，也就是一种寻求同情的特征。与他前辈牧师和官员的儿子相比，瓦格纳来自一个德国新兴的放荡不羁的业余艺术家家庭，这并非没有产生影响；他声名鹊起的时期，也正是经济变得萧条的时期，这至关重要，因为歌剧制作已经不再享有宫廷资助的保障，又尚未获得资产阶级的法律保护和规定的版税收入。在一个像洛兹这样成功的作曲家都饿死了的职业世界里，瓦格纳必须完善精湛的技艺，以牺牲自己市民阶级的尊严为代价，来实现市民阶级的目标。瓦格纳带头参与了巴枯宁起义，而逃离德累斯顿几周后，他写信给李斯特，请求为自己从魏玛大公爵夫人、科堡公爵和普鲁士公主那里讨一笔薪水。尽管用不着对瓦格纳的意志薄弱义愤填膺，但这却可以引出对他作品的深刻理解。齐格蒙德(Siegmund)就表现出这一点。作为一个不安分的流浪者，他呼唤同情，并以此为手段去赢得女人和武器。在此，他发生了道德上的转变：他声称自己是在为被迫害的无辜和被压抑的爱而战；他是一个革命家，对那些被轻视的中产阶级市民们友好地讲述自己过去的英雄事迹。这里具有决定性的不是姿态上装腔作势的欺骗。他的罪行并不是他欺骗了这些人，而是通过唤起同情来认可统治者，与他们打成一片。乞讨时的肆无忌惮，这似乎可以从中产阶级的作风中诱发出特殊的独立性。但它具有相反的含义。秩序对抗议者产生的力量已然如此之大，以至于他完全无法真正与之分离，甚至无法对整体进行任何抵抗：同样地，瓦格纳的和声在导音的带领下，从属音下沉到主音，无力反抗。这就像是向妈妈谄媚的宝贝儿子的态度，他让自己和其他人都相信，善良的父亲似乎是不能拒绝他的，而他这么做也正是为了让其他人不去拒绝他。瓦格纳在流亡的最初几周中受到的震动，使得他非常接近这种心态。1849年6月5日，这位36岁的作曲家完成了《罗恩格林》的创作，已经开始写《指环》，他写信给李斯特：“我像一个被家乡宠坏的孩子一样惊呼道：啊，如果我坐在森林里的一所小房子中，就可以远离这邪恶的大世界了，我从未想去征服这个世界，把世界作为自己的财产比仅仅瞥见她而更令我厌恶！”在同一封信中，他还说：“我常像一只牛犊一样，对着牛圈和哺乳母牛的乳房哞哞叫……虽然我用尽所有的勇气，可我常常是最可悲的懦夫！尽管你慷慨解囊，我还是常常带着一种强烈的恐惧看待我的财产流失。”市民阶级权利对瓦格纳是如此权威，以至于作为一个市民，他发现自己无法满足市民阶级体面的条件。通过对同情的诉求，利益对抗明显地被消除了，被压迫者把自己的事情变成了压迫者的事情：即使在瓦格纳那些看起来显然是革命性的文章中，国王也扮演着正面的角色。乞丐瓦格纳违反了市民阶级的职业道德的禁忌，但他的祝福却有益于掌权者。在他这里，早早地就显现出了市民阶级个体范畴的功能变化。在与社会机关无望的斗争中，他试图通过认同这种机关，然后将这种斗争的转变合理化为真正的个人发展，来避免自己的毁灭。无能的祈求者变成了悲剧的赞颂人。在之后的历史时期，当暴君在危机中用自杀作威胁，当众恸哭、泣不成声时，这些性格获得了最大的价值。而正是市民阶级性格中的腐朽不堪，就其自身道德而言，是其在极权主义时代进行转变的原型。
即使在后期，瓦格纳也表现出嫉妒、多愁善感和具有毁灭冲动的样子。他的追随者格拉森纳普谈起最后在威尼斯的时光，瓦格纳在“看到无数关闭起来的不知名的宫殿”时曾惊呼道：“这就是财富！是所有腐败的根源！蒲鲁东对这些东西的看法太过物质化地流于表面了，因为他认为对财产的处心积虑迄今为止还决定了大多数的联姻，种族就是因此而退化的。”这就是整个机制：对统治的财产关系毫无意义的看法被转移到对享乐欲求的愤怒上去，通过“太过极端”的姿态去政治化，用更具有生物性的概念来取代社会概念的被遮蔽化。瓦格纳其人在拜罗伊特时期表现出专横的态度。可靠的格拉森纳普再一次为此作证：“我们还注意到了另一个特性，这种特性不仅仅出现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据说什么都瞒不过他的眼睛，他总是无所不知。当瓦格纳太太想给他一个惊喜的时候，他在前一天晚上就梦到这些，并且在第二天早上告诉了她。”这就像谚语所说的那样：在你的汤里吐口水。格拉森纳普接着说：“这种洞察力经常显得很邪恶，特别是在不熟悉的人看来：他用洞察一切的敏锐目光一眼就能看出面前之人的弱点。而且即使他不想冒犯一个人，却仍会触碰到此人的痛处。”在瓦格纳对待《帕西法尔》(Parsifal)的犹太指挥家时，这种倾向尤其明显。那些宽容地奉迎瓦格纳的作者经常用他与赫尔曼·列维(Hermann Levi)的友谊来证明瓦格纳的反犹太主义是无害的。但格拉森纳普的编年史，本来旨在彰显瓦格纳的人道和慷慨，也无意中透露出这种反犹太主义来。1881年6月18日，列维迟了十分钟到达万弗里德赴午餐。瓦格纳斥责他说：“您迟到了十分钟：不守时仅次于不忠诚”，随后让他在桌前读了一封来自慕尼黑的匿名信，在信中有人恳请瓦格纳不要让一个犹太人来指挥《帕西法尔》。列维坐在桌旁一声不吭，瓦格纳问他为什么这么安静。根据列维自己的说法，他反问道，他不明白为什么瓦格纳不干脆把信撕碎。列维也回溯道，瓦格纳的回答是：“我想告诉您，……如果我没有把这封信给任何人看，而把它销毁，那么某些内容可能会滞留在我心中。现在我可以向您保证，我一点也记不得这件事了。”列维不辞而别去了班贝尔格，从那里敦促瓦格纳解除他指挥《帕西法尔》的职务。瓦格纳回电报说：“朋友，我最恳切地请求您尽快回到我们这里来；最重要的是把事情处理妥当。”列维坚持要辞职，于是他收到一封信，信中写着：“最亲爱的朋友！我尊重您所有的感受，但您让自己和我们都很难堪！正是因为你内心的阴暗，才会给我们的交往蒙上阴影！我们一致认为，全世界都应该知晓这件糟糕的事情，但只要您不离开我们，不要让人们产生无端的猜测。看在上帝的份上，您快回到我们身边吧，您最终会了解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您一点儿也不会丢失您的信仰，而且您也会为此赢得强大的勇气！——也许——这将成为您人生的一个重要的转折——但无论如何——您是我的《帕西法尔》的指挥。”这种虐待狂式的羞辱人的欲望，多愁善感的和解，最重要的是，他想把受虐者从情感上控制起来，所有这些都聚集在瓦格纳举止的诡辩中：这确实与格拉森纳普以为的邪恶迥然不同。每一个和解的词语都新伴随着一根伤人的利刺。瓦格纳还没有完全注册入学时，他曾加入一群学生团体，抢劫了莱比锡的两家妓院。当瓦格纳在自己的传记中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他自己也觉得这是邪恶的，即使在后来对这件事的辩解中，他也无法完全摆脱用来掩盖这场清洗行动的道德面纱：“我不相信，这种真的对道德感情产生严重威胁的所谓的表面动机对我有任何影响；恰恰相反，它是由这些民众爆发出的愤怒所带来的纯粹的邪恶性，把我像一个疯子一样卷入它的漩涡中。”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