議國是
原文
臣竊以和、戰、守，三者一理也。雖有高城深池，弗能守也，則何以戰?雖有堅甲利兵，弗能戰也，則何以和? 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然後其和可保。不務戰、守之計，唯信講和之說，則國勢益卑，制命於敵無以自立矣!
景德中，契丹入寇，罷遠幸之謀，決親征之策，捐金幣三十萬而和約成①，百有餘年，兩國生靈，皆賴其利，則和、戰、守，三者皆得也。靖康之春，粗得守策，而割三鎮之地，許不可勝計之金幣以議和，懲劫寨之小衄而不戰，和與戰兩失之②。其冬，金人再寇畿甸，廷臣以春初固守為然③。而不知時事之異，膠柱鼓瑟，初無變通之謀： 內之不能撫循士卒，以死捍賊④，外之不能通達號令，以督援師。金人既登城矣，猶降和議已定之詔，以款四方勤王之師，使虜得逞其欲⑤。凡都城玉帛子女，重寶圖籍，儀衛輦輅，百工技藝，悉索取之，次第遣行; 及其終也，劫質二聖，巡幸沙漠，東宮、親王、六宮、戚屬、宗室之家，盡驅以行，因逼臣僚易姓建號⑥。自古夷狄之禍中國，未有若此之甚者。是靖康之冬，並守策失之，而卒為和議之所誤也。
天佑有宋，必將有主，故使陛下脫身危城之中，總師大河之外⑦; 入繼大統，以有神器⑧。然以今日國勢揆之靖康之初⑨，其不相若遠甚。則朝廷所以捍患禦侮，敉寧萬邦者⑩，於和、戰、守當何所從而可也。
臣愚，雖不足以知朝廷國論大體，然竊恐猶以和議為然也。何哉? 二聖播遷，陛下父兄沈於虜廷，議者必以謂非和則將速二聖之患(11)，而虧陛下孝友之德，故不得不和。臣竊以為不然。夫為天下者不顧其親; 顧其親而忘天下之大計者，此匹夫之孝友也。昔漢高祖與項羽戰於滎陽、成皋間，太公為羽軍所得，其危屢矣。高祖不顧，其戰彌勵(12)。羽不敢害，而卒歸太公。然則不顧而戰者，乃所以歸太公之術也。晉惠公為秦所執，呂郤謀立子圉，以靖國人，其言曰：「失君有君，群臣輯睦(13)，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 秦不敢害，而卒歸惠公。然則不恤敵國而自治者，乃所以歸惠公之術也。今有賊盜於此，劫質主人，以兵威臨之，則必不敢加害(14)? 以卑辭求之，則所索彌多，往往有不可測之理。何則? 彼為利謀，陵懦畏強，而初無惻隱之心故也(15)。今二聖之在虜廷，莫知安否之審，固臣子之所不忍言; 然吾不能逆折其意，又將墮其計中(16)。以和議為信然，彼必曰割某地以遺我，得金幣若干則可; 不然，二聖之禍，且將不測。不予之，是陛下之忘父兄也; 予之，則所求無厭。雖日割天下之山河，竭取天下之財用，山河財用有盡，而金人之欲無窮，少有釁端，前所與者，其功盡廢，遂當拱手以聽命而已(17)。昔金人與契丹二十餘戰，戰必割地厚賂以講和; 既和，則又求釁以戰，卒滅契丹。今又以和議惑中國，至於破都城，滅宗社，易姓建號，其不道如此。而朝廷猶以和議為然，是將以天下畀之敵國而後已(18)!臣愚，竊以為過矣。
為今之計，莫若一切罷和議，專務自守之策，而戰議則姑俟於可為之時。何哉?彼既背盟而劫質，地不可復予; 惟以二聖在其國中，不忍加兵，俟其入寇，則多方以御之; 所破城邑，徐議收復。建藩鎮於河北、河東之地，置帥府要郡於沿河、江淮之南，治城壁，修器械，教水軍，習車戰(19)。凡捍禦之術，種種具備，使進無抄掠之得，退有邀擊之患，則雖時有出沒，必不敢深入而憑陵(20)。三數年間，生養休息，軍政益修，士氣漸振，將帥得人，車甲備具; 然後可議大舉，振天聲以討之，以報不共戴天之仇，以雪振古所無之恥。彼知中國能自強如此，豈徒不敢肆凶，而二聖保萬壽之休，亦將悔禍率從，而鑾輿有可還之理(21)。倘舍此策，益割要害之地，奉金幣以予之，是倒持太阿，以其柄授人，藉寇兵而資盜糧也(22)。前日既信其詐謀以破國矣，今又欲蹈覆車之轍以破天下，豈不重可痛哉!
或謂強弱有常勢，弱者不可不服於強。昔越王勾踐卑身重賂以事吳，而後卒報其恥。今中國事勢弱矣，盍以勾踐為法，卑身重賂以事之，庶幾可以免一時之禍(23)，而成將來之志乎? 臣以為不然。夫吳伐越，勾踐以甲楯三百棲於會稽，遣使以行成(24)，而吳許之。當是時，吳無滅越之志，故勾踐得以卑身厚賂以成其謀，枕戈嘗膽以勵其志，而卒報吳。今金人之於國家何如哉?上自二聖東宮，下逮宗室之繫於屬籍者，悉驅之以行; 而陛下之在河北，遣使降偽詔，以宣召求之，如是其急也，豈復有恩於趙氏哉?雖卑身至於奉藩稱臣，厚賂至於竭天下之財以予之，彼亦未足為德也，必至於混一區宇而後已(25)。然則今日之事，法勾踐嘗膽枕戈之志則可，法勾踐卑身厚賂之謀則不可。事固有似是而非者，正謂此也。
然則今日為朝廷計，正當歲時遣使以問二聖之起居，極所以崇奉之者(26)。至於金國，我不加兵，而待其來寇，則嚴守御以備之。練兵選將，一新軍律。俟我國勢既強，然後可以興師邀請(27)。有此武功，以俟將來，此最今日之上策也。
古語有之曰： 願與諸君共定國是(28)。夫國是定，然後設施注措，以次推行(29)。上有素定之謀，下無趨向之惑，天下之事不難舉也。靖康之間，惟其國是不定，而且和且戰，議論紛然，致有今日之禍;則今日之所當監者(30)，不在靖康乎?臣故陳守、戰、和三說以獻。伏願陛下斷自淵衷，以天下為度，而定國是，則中興之功可期矣! 取進止(31)。
鑑賞
本文作於李綱任高宗宰相時。當時的情形是： 金人南侵、大兵壓境，徽宗、欽宗二帝作為人質押在金營，南宋朝廷何去何從，朝廷上下議論紛紛，莫衷一是。李綱出任後連續給高宗上了十篇奏議，稱為《上高宗十議劄子》，這是第一篇。「議國是」，即論正確的國策。
文章開始，作者巧妙地抓住高宗畏敵求和的心理，先退一步，提出 「和、戰、守，一理也」，然後由只有守才能戰，只有戰才能求和，推出他的主張： 正確的國策是： 「務戰、守之計」。最後，作者告誡高宗： 一味求和得到的不是真正的和，只能是 「制命於敵無以自立」 的結局。
接下來作者列舉事實從正反兩方面展開論證，說明為什麼必須「務戰、守之計」。宋真宗曾用寇準之謀大敗遼兵，先戰後和，使「百有餘年，兩國生靈，皆賴其利」。這是以戰求和的例子。反面的教訓是沉痛的，一是「粗得守策」 的靖康之春，未立足於守，倉促出戰，結果「懲劫寨之小衄而不戰」，使「和與戰兩失之」。二是靖康之冬只講議和，不講守戰，上演了一出 「自古夷狄之禍中國」 以來從未有過的國破家亡的悲劇。
作者深知，在當時的背景下，要說服高宗採用「守戰之計」，首先必須駁斥主和派用以掩飾他們投降目的的種種藉口，從而打消高宗的顧慮。當時主和派的一張王牌是徽宗、欽宗在敵手，「非和則將速二聖之患」、「虧陛下孝友之德」。李綱列舉了幾個例子來駁斥這種觀點。楚漢爭霸時，項羽以烹太公之計要挾劉邦投降，劉邦「不顧」，「其戰彌勵」，使項羽「卒歸太公」，這是其一; 春秋時，晉惠公為秦所執，呂郤等「不恤敵國而自治」，使秦不敢加害並最後歸還惠公，這是其二; 其三是現實生活中，當盜賊劫質主人進行敲詐時，如果「以兵威臨之，則必不敢加害」。這些都說明敵人總是「陵懦畏強」，「無惻隱之心」 的，如若「以和議為信然」，那麼 「二聖之禍，且將不測」。
批駁了投降派的議和主張後，李綱才從正面具體闡述他的 「戰守之計」 的內容。他的主張是： 「為今之計，莫若一切罷和議，專務自守之策，而戰議則姑俟於可為之時。」作者明確地告訴高宗，守不是目的，更不是妥協求和，守是出於「二聖在其國中」所採用的一種策略，是為了生養休息擴軍備戰，以待來日「大舉」、「以報不共戴天之仇，以雪振古所無之恥」。作者滿懷信心地展望，到那時： 「彼知中國能自強如此，豈徒不敢肆凶，而二聖保萬壽之休，亦將悔禍率從，而鑾輿有可還之理。」
當時，主和派的另一個理由是認為敵強我弱，大勢所趨，只能「以勾踐為法，卑身重賂以事之」，才能「免一時之禍」。對此，李綱一針見血地指出： 金人不同于越人的根本之處在於吳無滅越之志，而金志 「必至於混一區宇而後已」。因此，只可法勾踐之志，不可法卑身厚賂之法。
李綱這篇奏議的說服力在於，他不僅義正辭嚴地批駁了主和派的種種謬論，而且向高宗詳細陳述了一套縝密可行的戰守之策。正如作者最後強調的： 「今日之上策」，還須「問二聖之起居，極所以崇奉之者」，對金「不加兵，而待其來寇」，要「俟我國勢既強，然後可以興師邀請。」
在風雨飄搖的宋朝，李綱作為主戰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在風口浪尖上曾幾起幾落，然而，他置個人安危於不顧，勇敢地擎起抗金的大旗，《宋史》上嘆曰： 「以李綱之賢，使得畢力殫慮于靖康、建炎間，莫或撓之，二帝何至於北行，而宋豈至為南渡之偏安哉?」 然而，更令我們敬仰的是： 「綱雖屢斥，忠誠不可貶，不以用舍為語默，若赤子之慕其母，怒呵猶噭噭焉挽其裳裾而從之。」他對祖國的一片赤忱，如日月之輝，光耀千古![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