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鼎
胥鼎 [1] （？——1224年） 字和之，山西繁峙人。尚書右丞胥持國子。
- 大定末，擢進士第，入官以治能稱，遷大理丞，至寧間，由戶部尚書拜參知政事。
- 宣宗即位，元兵圍中都，授知大興府事兼中都路兵馬都總管。時京都百姓缺食者甚多，乃上奏請求立法振救，宣宗從之，救活頗多。
- 宣宗南遷，授知平陽府事兼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以能夠用策略退兵，進官一階。
- 貞祐四年(1216)，守平陽有功，拜樞密副使、權尚書左丞、行省於平陽。任上多有進言，予時政多補。
- 鎮守河東一方，朝廷倚重。興定初，進平章政事，封莘國公。
- 四年(1220)，致仕。哀宗即位，復拜平章政事，封英國公。正大三年死。
目錄
基本信息
人物生平
胥鼎，字和之，尚書右丞持國之子也。大定二十八年擢進士第，入官以能稱，累遷大理丞。承安二年，持國卒，去官。四年，尚書省起復為著作郎。上曰：「鼎故家子，其才如何？」宰臣奏曰：「為人甚幹濟。」上曰：「著作職閒，緣今無他闕，姑授之。」未幾，遷右司郎中，轉工部侍郎。泰和六年，鼎言急遞鋪轉送文檄之制，上從之，時以為便。至寧初，中都受兵，由戶部尚書拜參知政事。[1]
貞祐元年十一月，出為泰定軍節度使，兼兗州管內觀察使，未赴，改知大興府事，兼中都路兵馬都總管。二年正月，鼎以在京貧民闕食者眾，宜立法振救，乃奏曰：「京師官民有能贍給貧人者，宜計所贍遷官升職，以勸獎之。」遂定權宜鬻恩例格，如進官升職、丁憂人許應舉求仕、官監戶從良之類，入粟草各有數，全活甚眾。四月，拜尚書右丞，仍兼知府事。五月，宣宗將南渡，留為汾陽軍節度使，兼汾州管內觀察使。十一月，改知平陽府事，兼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權宣撫使。
三年四月，建言利害十三事，若積軍儲、備黃河、選官讞獄、簡將練卒、鈔法、版籍之類，上頗採用焉。又言：「平陽歲再被兵，人戶散亡，樓櫓修繕未完，衣甲器械極少，庾廩無兩月食。夏田已為兵蹂，復不雨，秋種未下。雖有復業殘民，皆老幼，莫能耕種，豈足徵求。比聞北方劉伯林聚兵野狐嶺，將深入平陽、絳、解、河中，遂抵河南。戰御有期，儲積未備，不速錯置，實關社稷生靈大計。乞降空名宣敕一千、紫衣師德號度牒三千，以補軍儲。」上曰：「鼎言是也，有司其如數亟給之。」
七月，就拜本路宣撫使，兼前職。朝廷欲起代州戍兵五千，鼎上言：「嶺外軍已皆南徙，代為邊要，正宜益兵保守，今更損其力，一朝兵至，何以待之？平陽以代為籓籬，豈可撤去。」尚書省奏宜如所請，詔從之。又言：「近聞朝廷令臣清野，切謂臣所部乃河東南路，太原則北路也，大兵若來，必始於北，故清野當先北而後南。況北路禾稼早熟，其野既清，兵無所掠，則勢當自止。不然，南路雖清，而穀草委積於北，是資兵而召之南也。臣已移文北路宣撫司矣，乞更詔諭之。」既而大兵果出境，賜詔獎諭曰：「卿以文武之才，膺兵民之寄，往鎮方面，式固邊防，坐釋朕憂，孰如卿力。益懋忠勤之節，以收綏靜之功，仰副予心，嗣有後寵。」尋以能設方略退兵，進官一階。
十月，鼎上言：「臣所將義軍，皆從來背本趨末，勇猛兇悍、盜竊亡命之徒，苟無訓練統攝官以制之，則朋聚黨植，無所不至。乞許臣便宜置總領義軍使、副及彈壓，仍每五千人設訓練一員，不惟預為防閒，使有畏忌，且令武藝精熟，人各為用。」上從之。
四年正月，大兵略霍、吉、隰三州，已而步騎六萬圍平陽，急攻者十餘日，鼎遣兵屢卻之，且上言：「臣以便宜立官賞，預張文榜，招還脅從人七千有奇，績至者又六千餘，俱令復業。竊謂凡被俘未歸者，更宜多方招誘，已歸者所居從便，優加存恤，無致失所。」制可。二月，拜樞密副使，權尚書左丞，行省於平陽。時鼎方抗表求退，上不許，因進拜焉，且遣近侍諭曰：「卿父子皆朕所知，向卿執政時，因有人言，遂以河東事相委，果能勉力以保無虞。方國家多難，非卿孰可倚者？卿退易耳，能勿慮社稷之計乎！今特授卿是任，咫尺防秋，更宜悉意。」 時河南粟麥不令興販渡河，鼎上言曰：「河東多山險，平時地利不遺，夏秋薦熟，猶常藉陝西、河南通販物斛。況今累值兵戎，農民浸少，且無雨雪，闕食為甚。又解州屯兵數多，糧儲僅及一月。伏見陝州大陽渡、河中大慶渡皆邀阻粟麥，不令過河，臣恐軍民不安，或生內患。伏望朝廷聽其輸販，以紓解州之急。」從之。 [1]
丁牛又言：「河東兵革之餘，疲民稍復，然丁牛既少，莫能耕稼，重以亢旱蝗螟，而饋餉所須，征科頗急，貧無依者俱已乏食，富戶宿藏亦為盜發，蓋絕無而僅有焉，其憔悴亦已甚矣。有司宜奉朝廷德意，以謀安集，而潞州帥府遣官於遼、沁諸郡搜括余粟，懸重賞誘人告訐，州縣憚帥府，鞭箠械繫，所在騷然，甚可憐憫。今大兵既去，惟宜汰冗兵，省浮費，招集流亡，勸督農事。彼不是務，而使瘡痍之民重罹茲苦，是兵未來而先自弊也。願朝廷亟止之，如經費果闕，以恩例勸民入粟，不猶愈於強括乎！」又言：「霍州回牛、夙樓嶺諸厄，戍卒幾四千。今兵既去而農事方興，臣乞量留偵候，余悉遣歸，有警復征。既休民力，且省縣官，萬一兵來，亦足御遏。舉一事而獲二利，臣敢以為請。」詔趨行之。
是以又言：「河東兩路農民浸少，而兵戍益多，是以每歲糧儲常苦不繼。臣切見潞州元帥府雖設鬻爵恩例，然條目至少，未盡勸誘之術，故進獻者無幾。宜增益其條，如中都時，仍許各路宣撫司俱得發賣，庶幾多獲貯儲，以濟不給。」於是尚書省更定製奏行焉。 恫灰又言：「交鈔貴於通流，今諸路所造不敷所出，苟不以術收之，不無闕誤。宜從行省行部量民力征斂，以裨軍用。河中宣撫司亦以寶券所支已多，民不貴，乞驗民貧富征之。雖然，陝西若一體徵收，則彼中所有，日湊於河東，其與不斂何異。又河北寶券以不許行於河南，由是愈滯，將誤軍儲而啟釁端。」時以河北寶券商旅齎販南渡，致物價翔貴，權限路分行用，因鼎有言，罷之。
乩及又言：「比者朝廷命擇義軍為三等，臣即檄所司，而潞帥必蘭阿魯帶言：『自去歲初置帥府時已按閱本軍，去其冗者。部分既定，上下既親，故能所向成功。此皆血戰之餘，屢試可者。且又父子兄弟自相赴援，各顧其家，心一而力齊，勢不可離。今必析之，將互易而不相諳矣。國家糧儲，常恐不繼，豈容僥冒，但本府兵不至是耳。況潞州北即為異境，日常備戰，事務方殷，而分別如此，彼居中下者，皆將氣挫心懈而不可用，慮恐因得測吾虛實。且義軍率皆農民，已各散歸田畝，趨時力作。若徵集之，動經旬日，農事廢而歲計失矣。乞從本府所定，無輕變易。』臣切是其言。」時阿魯帶奏亦至，詔遂許之。
陀滿又言：「近偵知北兵駐同、耀，竊慮梗吾東西往來之路，遂委河中經略使陀滿胡土門領軍赴援。今兵勢將叩關矣，前此臣嘗奏聞，北兵非止欲攻河東、陝西，必將進取河南。雖已移文陝州行院及陝西鄰境，俱令設備，恐未即遵行。乞詔河南行院統軍司，議所以御備之策。」上以示尚書省，宰臣奏：「兵已逾關，惟宜嚴責所遣帥臣趨迎擊之，及命鼎益兵渡河以掣其肘。」制可。既而鼎聞大兵已越關，乃急上章曰：「臣叨蒙國恩擢列樞府，凡有戎事，皆當任之。今入河南，將及畿甸，豈可安據一方，坐視朝廷之急，而不思自奮以少寬陛下之憂乎。去歲頒降聖訓，以向者都城被圍四方無援為恨，明敕將帥，若京師有警，即各提兵奔赴，其或不至自有常刑。臣已奉詔，先遣潞州元帥左監軍必蘭阿魯帶領軍一萬，孟州經略使徒單百家領兵五千，由便道濟河以趨關、陝，臣將親率平陽精兵直抵京師，與王師相合。」又奏曰：「京師去平陽千五百餘里，倘俟朝廷之命方圖入援，須三旬而後能至，得無失其機耶？臣以身先士卒倍道兼行矣。」上嘉其意，詔樞府督軍應之。
初，鼎以將率兵赴援京師，奏乞委知平陽府事王質權元帥左監軍，同知府事完顏僧家奴權右監軍，以鎮守河東，從之。至是，鼎拜尚書左丞，兼樞密副使。是時，大兵已過陝州，自關以西皆列營柵，連亘數十里。鼎慮近薄京畿，遂以河東南路懷、孟諸兵合萬五千，由河中入援，又遣遙授河中府判官仆散掃吾出領軍趨陝西，並力御之。且慮北兵扼河，移檄絳、解、吉、隰、孟州經略司，相與會兵以為夾攻之勢。已而北兵果由三門、集津北渡而去。[1]
裕骸鼎復上言：「自兵興以來，河北潰散軍兵、流亡人戶，及山西、河東老幼，俱徙河南。在處僑居，各無本業，易至動搖。竊慮有司妄分彼此，或加迫遣，以致不安。今兵日益盛，將及畿甸，倘復誘此失職之眾使為鄉導，或驅之攻城，豈不益資其力。乞朝廷遣官撫慰，及令所司嚴為防閒，庶幾不至生釁。」上從其計，遣監察御史陳規等充安撫捕盜官，巡行郡邑。大兵還至平陽，鼎遣兵拒戰，不利乃去。主 上命興定元年正月，上命鼎選兵三萬五千，付陀滿胡土門統之西征。至是，鼎馳奏以為非便，略曰：「自北兵經過之後，民食不給，兵力未完。若又出師，非獨饋運為勞，而民將流亡，愈至失所。或宋人乘隙而動，復何以制之？此系國家社稷大計。方今事勢，止當御備南邊，西征未可議也。」遂止。是月，進拜平章政事，封莘國公。又上奏曰：「臣近遣太原、汾、嵐官軍以備西征，而太原路元帥左監軍烏古論德升以狀白臣，甚言其失計。臣愚以為德升所言可取，敢具以聞。」詔付尚書省議之，語在德升傳。三月，鼎以祖父名章，乞避職，詔不從。
朝廷詔鼎舉兵伐宋，且令勿復有言，以沮成算。鼎已分兵由秦、鞏、鳳翔三路並進，乃上書曰：「竊懷愚懇，不敢自默，謹條利害以聞。昔泰和間，蓋嘗南伐，時太平日久，百姓富庶，馬蕃軍銳，所謂萬全之舉也，然猶亟和，以偃兵為務。大安之後，北兵大舉，天下騷然者累年，然軍馬氣勢，視舊才十一耳。至於器械之屬，亦多損弊，民間差役重繁，浸以疲乏，而日勤師旅，遠近動搖，是未獲一敵而自害者眾，其不可一也。今歲西北二兵無入境之報，此非有所憚而不敢也，意者以去年北還，姑自息養，不然則別部相攻，未暇及我。如聞王師南征，乘隙並至，雖有潼關、大河之險，殆不足恃，則三面受敵者首尾莫救，得無貽後悔乎？其不可二也。凡兵雄於天下者，必其士馬精強，器械犀利，且出其不備而後能取勝也。宋自泰和再修舊好，練兵峙糧，繕修營壘，十年於茲矣。又車駕至汴益近宋境，彼必朝夕憂懼，委曲為防。況聞王師已出唐、鄧，必徙民渡江，所在清野，止留空城，使我軍無所得，徒自勞費，果何益哉？其不可三也。宋我世仇，比年非無恢復舊疆、洗雪前恥之志，特畏吾威力，不能窺其虛實，故未敢輕舉。今我軍皆山西、河北無依之人，或招還逃軍，脅從歸國，大抵烏合之眾，素非練習，而遽使從戎，豈能保其決勝哉？雖得其城，內無儲蓄，亦何以守？以不練烏合之軍，深入敵境，進不得食，退無所掠，將復遁逃嘯聚為腹心患，其不可四也。發兵進討，欲因敵糧，此事不可必者。隨軍轉輸，則又非民力所及。沿邊人戶雖有恆產，而賦役繁重，不勝困憊。又凡失業寓河南者，類皆衣食不給。貧窮之迫，盜所由生，如宋人陰為招募，誘以厚利，使為鄉導，伺我不虞突而入寇，則內有叛民，外有勍敵，未易圖之，其不可五也。今春事將興，若進兵不還，必違農時，以誤防秋之用，此社稷大計，豈特疆埸利害而已哉！其不可六也。臣愚以為止當遴選材武將士，分布近邊州郡，敵至則追擊，去則力田，以廣儲蓄。至於士氣益強，民心益固，國用豐饒，自可恢廓先業，成中興之功，一區區之宋何足平乎。」詔付尚書省，宰臣以為諸軍既進，無復可議，遂寢。 散
關既而元帥承裔等取宋大散關，上諭鼎曰：「所得大散關，可保則保，不可則焚毀而還。」於是鼎奏：「臣近遣官問諸帥臣，皆曰散關至驀關諸隘，其地遠甚，中間堡壘相望，如欲分屯，非萬人不可。則又有恆州、虢縣所直數關，宋兵皆固守如舊，緩急有事，當復分散關之兵。餘眾數少，必不能支，而鳳翔、恆、隴亦無應援，恐兩失之。且比年以來，民力困於調度，今方春，農事已急，恐妨耕墾，不若焚毀此關，但屯邊隘以張其勢，彼或來侵，互相應援易為力也。」制可。
二年四月，鼎乞致仕，上遣近侍諭曰：「卿年既耄，朕非不知，然天下事方有次第，卿舊人也，姑宜勉力以終之。」鼎以宣宗多親細務，非帝王體，乃上奏曰：「天下之大，萬機之眾，錢穀之冗，非九重所能兼，則必付之有司，天子操大綱、責成功而已。況今多故，豈可躬親細務哉？惟陛下委任大臣，坐收成算，則恢復之期不遠矣。」上覽其奏不悅，謂宰臣曰：「朕惟恐有怠，而鼎言如此何耶？」高琪奏曰：「聖主以宗廟社稷為心，法上天行健之義，憂勤庶政，夙夜不遑，乃太平之階也。鼎言非是。」上喜之。[1]
兵及三年正月，上言：「沿邊州府官既有減定資歷月日之格，至於掌兵及守御邊隘者，征行暴露，備歷艱險，宜一體減免，以示激勸。」從之。二月，上言：「近制，軍前立功犯罪之人，行省、行院、帥府不得輒行誅賞。夫賞由中出則恩有所歸，茲固至當。至於部分犯罪，主將不得施行，則下無所畏而令莫得行矣。」宰臣難之，上以問樞密院官，對如鼎言，乃下詔，自今四品以下皆得裁決。
幸岬時元帥內族承裔、移剌粘何伐宋，所下城邑多所焚掠，於是鼎上言：「承裔等奉詔宣揚國威，所謂『弔民伐罪』者也。今大軍已克武休，將至興元。興元乃漢中、西蜀喉衿之地，乞諭帥臣，所得城邑姑無焚掠，務慰撫之。誠使一郡貼然，秋毫不犯，則其餘三十軍將不攻自下矣。若拒王師，乃宜有戮。」上甚是其言，遂詔諭承裔。鼎以年老屢上表求致仕，上謂宰臣曰：「胥鼎以老求退，朕觀其精力未衰，已遣人往慰諭之。鼎嘗薦把胡魯，以為過己遠甚，欲以自代。胡魯固佳，至於駕馭人材，處決機務，不及鼎多矣。」俄以伐宋有功，遷官一階。 嗽攏八月，上言：「臣奉詔兼節制河東，近晉安帥府令百里內止留桑棗果木，余皆伐之。方今秋收，乃為此舉以奪其事，既不能禦敵而又害民，非計也。且一朝警急，其所伐木豈能盡去，使不資敵乎？他木雖伐，桑棗舍屋獨非木乎，此殆徒勞。臣已下帥府止之，而左都監完顏閭山乃言嘗奉旨清野，臣不知其可。」詔從鼎便宜規畫。是時，大元兵大舉入陝西，鼎多料敵之策，朝臣或中沮之，上諭樞密院官曰：「胥鼎規畫必無謬誤，自今卿等不須指授也。」尋又遣諭曰：「卿專制方面，凡事得以從宜規畫，又何必一一中復，徒為逗留也。」[1]
封溫四年，進封溫國公，致仕，詔諭曰：「卿屢求退，朕初不許者，俟其安好，復為朕用爾。今從卿請，仍可來居京師，或有大事，得就諮決也。」五年三月，上遣近侍諭鼎及左丞賈益謙謙曰：「自去冬至今，雨雪殊少，民心不安，軍用或闕，為害甚重。卿等皆名臣故老，今當何以處之。欲召赴尚書省會議，恐與時相不合，難於面折，故令就第延問，其悉意以陳，毋有所隱。」元光元年五月，上敕宰相曰：「前平章胥鼎、左丞賈益謙、工部尚書札里吉、翰林學士孛迭，皆致政老臣，經練國事，當邀赴省與議利害。」仍遣侍官分詣四人者諭意焉。
文振六月，晉陽公郭文振奏：「河朔受兵有年矣，向皆秋來春去，今已盛暑不回，且不嗜戕殺，恣民耕稼，此殆不可測也。樞府每檄臣會合府兵進戰，蓋公府雖號分封，力實單弱，且不相統攝，方自保不暇，朝廷不即遣兵為援，臣恐人心以謂舉棄河北，甚非計也。伏見前平章政事胥鼎，才兼將相，威望甚隆，向行省河東，人樂為用。今雖致政，精力未衰，乞付重兵，使總制公府，同力戰御，庶幾人皆響應，易為恢復，惟陛下圖之。」
明年，宣宗崩，哀宗即位。正大二年，起復，拜平章政事，進封英國公，行尚書省於衛州。鼎以衰病辭，上諭曰：「卿向在河東，朝廷倚重。今河朔州郡多歸附，須卿圖畫。卿先朝大臣，必濟吾事，大河以北，卿皆節制。」鼎乃力疾赴鎮，來歸者益眾。鼎病不能自持，復申前請，優詔不許。三年，復上章請老，且舉朝賢練軍政者自代。詔答曰：「卿往在河東，殘破孤危，殆不易保，卿一至而定。迄卿移鎮，敵不復侵。何乃過為嫌避？且君臣均為一體，朕待下亦豈自殊，自外之語，殆為過計。況餘人才力孰可副卿者？卿年高久勞於外，朕豈不知，但國家百年積累之基，河朔億萬生靈之命，卿當勉出壯圖，同濟大事。」鼎奉詔惶懼不敢退。是年七月，薨。
蚓玻鼎通達吏事，有度量，為政鎮靜，所在無賢不肖皆得其歡心。南渡以來，書生鎮方面者，惟鼎一人而已。[1]
史籍記載
- 《金史.列傳第四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