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慢和遥远
作品欣赏
这几个人是怎么走到一起来的？这一辑的“白玉兰丛书”将以何名义，也就是说，我们怎样去归纳概括他们的身份与写作？确是个难题。他们已经不年轻，就不能称作“青年小说丛书”；当然也不是女性，所以入不了“女作家丛书”——如今，出于成本核算、销售发行种种原因，中短篇小说集出版，往往是需要纳入丛书，方才有可能实现。而他们显然又都错过新时期文学发轫与上升的黄金阶段，那时候，中短篇小说收获着极大的阅读热情，出版社对小说集十分欢迎，市场尚未浮出水面，书籍的利润还保持着客观的比份，于写作者与出版方均未形成压力。可惜，几乎是在骤然间，换了年景，出版社的青睐转向单本发行的长篇小说。于是，作家们趋之若鹜，等不及庄稼成熟，便开镰割青。却不知，在此热闹之外，中短篇兀自生长与完善。幸好我们有大量的期刊，可收容散兵游勇，不至于埋没。可是期刊的印量又在全面性下降，趋向式微，自生自灭的命运几乎难以避免。 总之，这三个人脱掉头班车，接下来就班班赶不上，结果是至今为止，未有一本书出版。 大约是世纪初，上海文艺出版社策划“三城记小说系列”，台北由王德威主编，香港是许子东负责，我则编辑上海部分，时间跨度为“1996—1997”“1998—1999”各一集。分工完毕，各自便去搜索作者与作品。其时，中短篇的写作已见冷落，视野中的好作品大多在时限之外，有名有姓的作者或搁笔不写或扎在长篇中，只能扩大范围，向清冷处望。印象中《上海文学》曾发表过一个短篇小说，名《情犊》，写的是上海城市边缘一对小儿女的情事。双方是贫寒家庭，世代为衣食生计奔忙，动荡的时政于他们并无大碍，对儿女也无大期望，因此，教育中辍就谈不上什么憾事，相反，能分配进工厂，做一名学徒工，早日自食其力是让人高兴的。
家中姑娘有少年垂青，无论从女儿终身想，还是在自家得帮手着眼，都不是坏事。所以，这一段小小的浪漫史，萌芽状态就被纳入柴米生存之道。然而，即便是在如此夯紧了的现实生活里，两个孩子的情感世界依然循着自身轨迹生长，情窦初开，互相吸引，渐生默契，大胆的追逐以及矜持的欲拒还迎，然后是莫名的分手，走完一个初恋的周期。这篇放于末条的小说不怎么起眼，没有激烈的戏剧性冲突自然是个原因，在题材上似乎也难以归向某个潮流。从故事背景看，当是“文革”后期，却不能说是对政治批判，或者说知青文学；写的是早恋则又缺乏成长故事中必有的青春反叛与挫折；写的确乎为上海，但没有任何一桩上海风尚符号，比如石库门，旗袍装，蔷薇蔷薇处处开，连法国梧桐都看不见一株，于是便与海派文学擦肩而过。而它所以吸引我的，也就是这独一份。当我循迹追去，发现小说发表于1994年，不在我们结集期限内。失望之余，我向作者榛子写信，请他寄一些1996至1999四年内发表的小说，就这样，我读到了中篇小说《渴望出逃》。 说实在话，这篇小说与“三城记”的主旨并不那么相符合，除了作者是上海居民这一项之外，无论题材、风格，都不在这城市以内，可我们定下的原则只要求作者是城中人，其余都由主编看着办。而我，本心就有意在这选本中呈现上海的另一面，那就是作为一个工业城市的粗粝面目，它向来是被消费的表情藏起来。《渴望出逃》这一个与上海毫无关联，发生在北方煤矿的爱恨情仇故事，具有强悍的气质，不管怎么说，它总归是出自上海作者笔下，至少说明这城市里人，有着闯四方天下的阅历身世，还有粗犷的笔力。之后，又读到榛子的《坚硬的鸡汤》《老茶的呼噜》，写的都是大企业里的人和事，照理是合上了主流叙事，可偏偏两位主人公都有着别致的性格，这性格没带给他们好运气，而是让他们走背时。前者是技术工人，且有着极高的天赋，能够与时俱进，在每个工业革命阶段拔取头筹，但近乎病态的骄傲却让他处处碰壁，不止是事业，谋生，甚至女人上，都陷于穷途末路。
当同事将他从官司中捞出来，去对付五轴联动的数控机械，他的眼睛忽就亮起来，可这短暂的闪烁无从照耀整体灰暗的人生。后者老茶是以罪贬的身份进入工厂，所以，他还有机会成为“伤痕文学”的主角。当时代变迁，政治改正，老茶理应走到社会的正面，汇入主流。他又不像前者那样乖戾，甚至称得上温顺，可也就是这格外的温顺让他走霉运。无论多么不公正的遭际，他的态度永远是安然顺从，好比“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的道理，命运就来欺他，一轮又一轮的，似乎是在走下坡路，他却依然是温顺的，就不禁让人怀疑，这温顺实在不是软弱，而是一种从容自若。榛子的故事往往是这样，人物的个体处境，要比时代、社会、意识形态更有决定性地主宰命运，因此很难纳入潮流，潮流总是被概括了的。
榛子的小说好就好在扎实，分量足，不短斤缺两，压秤得很，不免缺乏回味。像《情犊》这样微妙的小说，差不多是一不小心碰上的。但他生成如此，很难要求他是另一个样子。然而，忠诚地沿着自己的路走下去，有时候，会有变化发生，或者说是量变到质变。《凤在上，龙在下》便是这一条道走到黑，突然撞开的一扇门，于是，光进来了。 倘若没有刘阳这个人，这篇小说也就类似于大多数描写经济转型时期，平民生活变迁的作品，包括榛子自己的某一些写作，比如《且看满城灯火》《寻工记》《地铁的丁菊花》，好也是好，但终究不出窠臼，依然在你我他的一般经验之内。而刘阳的在场却使一切都不同了。刘阳是什么人？是个异数。他在性别取向上存在误差。这一类人，常常出现在现代主义小说中，就是台湾学界命名的“同志文学”，但在榛子，他显然并不打算回答身份认同，存在归向，第三性，酷儿理论种种哲学问题。刘阳他，不像社会不适应症候群通常具有的孤寂表情，他甚至很开朗，用今天的流行语说，很阳光。除了恋爱婚姻这一桩，他偏执在自己的取向上落得孤家寡人，其他都与众人无异。出身市井人家，虽不至于穷苦困顿，却也需胼胝手足，谋生为第一要义。也同寻常的好人一样，总会遇到意气相投的好人，帮助他，又得他帮助。于是，他们几个便组成这么一个大家庭。以常贵珍与张家临一对夫妇为核心，张家临将昔日的师妹，也是倾慕者沈小琴介绍给刘阳做朋友，刘阳则是常贵珍的旧同事。刘阳不拒绝与沈小琴交往，心里却暗恋张家临；常贵珍呢，曾经是喜欢刘阳的，无奈刘阳不开口。
如此错综复杂，牵丝攀藤，互相拉扯着。都是不免落魄的人生，因有了伙伴倒也不显凄凉，反而是喧嚷拥簇的，于是就会起摩擦，也是和所有至交一样，摩擦自会消解，然后你知我知。这是一段好日子，正应了“好景不常在”的俗套，如此结构注定是短命的，首先对沈小琴不公平，她还要嫁人生子呢！沈小琴将她那老台商未婚夫带来一起过年那一晚上，令人动容。依然是这四人一桌麻将，沈小琴却提议下大注，接着便频频放“冲”，是报答麻将桌上人的爱，但毕竟有些事爱莫能助，所以又有负气在其中。沈小琴远嫁，刘阳自觉着不便再留，插足于夫妇之间，终也离去，生活又回到常规的伦理上，继续进行。那一个奇异的组合，留下无比亲切的记忆，从日常生活旁出去，险些儿出轨，又被主流涌推回来。这常规外的哀喜，正是现实里的灵异之光。 与王季明写作的第一次接触是《借个男友回家过年》，在本丛书集中，更名为“租借男友”，自然有他的理由，而我似乎更喜欢“借个男友回家过年”。这一句有些像歌谣，“回家过年”又有一股喜气洋洋，就像一个民间传说。2005年去香港岭南大学讲写作课程，有四堂大课，我设计每一课以分析一篇小说为内容。从提高学习兴味着想，专选择上海作者描写上海生活的小说，其中就有王季明的一篇。小说中人物所处的环境、地铁线，我以为差不多搭到这城市的脉，可说是象征。但故事还是循着现实的轨迹，诚实地叙述。以这一篇看，似可归入城市写作，事实上却也不尽然。在王季明这本集子中，有两篇小说颇引我注意，就是《天堂》与《和作家李图玩游戏》。 从这两篇小说看，王季明一定阅读过大量西方翻译小说，不止是因为这些阅读直接构成情节，还因为王季明显然从西方现代文学潮流中汲取养料，能够操纵形式。就好比前面说的，《租借男友》里的象征性，王季明的小说比较榛子，更善于处理一些抽象的题材。《天堂》与《和作家李图玩游戏》，都有一个名叫李图的人物，都喜欢阅读，也喜欢写作，但同样缺乏天赋，写得不怎么样，后来又都死于同一种病因，心肌梗塞。两个李图都有一个文友，就是“我”，名叫老禾。所以我宁可将这两个人当作一个，以小说情节虚构的顺序，编织李图与“我”的生活史，也是他们的思想史。 这两个人称不上知识分子，也称不上作家，充其量只是文学爱好者。他们是这城市最普遍的市民。以《天堂》的说法，李图居住在人口密集的旧区，新建成的高楼之间，残余着的没有开发价值的断巷陋屋。“我”的居处也差不多，石库门弄堂，狭小的住房，外加天井里的违章建筑。倘若采信《和作家李图玩游戏》中的安排，那么，他们还都是一家破产后转型的中等国营工厂里的职工。然而，这两个潦倒的人，却有一个奢侈的爱好，就是文学。他们都拥有与自己家境不符的大量藏书，老禾“我”，老婆没娶到，书倒收了一大堆，那间违章建筑就是专用于放书的。老禾与李图时常交换书，就像集邮爱好者交换邮票，同时交换阅读和写作的心得。如他们这样热爱文学却不能成就事业，简直是罪过。不顺遂的写作就也纳入现实人生，加剧了失意的心情。用什么来排解？喝酒聊天，聊什么呢？编小说，他们戏称为“游戏”——这就是意味所在，在写作这虚构活动之外又发生着一种虚构。
在李图猝发心脏病去世后，留下小半部遗稿，写的是他们企业兴衰历史的长篇小说，老禾对此并不感兴趣，倒是平时“游戏”的胡编乱造，让他惋惜，于是编辑整理发表在网上。不久，就有网友指出，这故事是抄袭，来源于法国作家图尔尼埃的小说《礼拜五——太平洋上的灵薄狱》。这一个结局令人大为意外，也令人琢磨，应当如何理解？是对写作者李图脱离生活现实的讽刺？抑或是对其想象力不足的扼腕叹息？而我更愿意以为这是投向虚空茫然中的精神对话，那西方翻译小说在此成为象征，象征遥远的、不可企及、却让人心向往之的不存在之存在。在《天堂》中，老禾“我”也死了，与李图的死不同，是死于非命，就更像是一个主动的选择，选择遁入虚空。小说末尾，那民工葛十朋载着老禾的骨灰回他临时住处，葛十朋是在李图死后出现在老禾“我”的生活中，就好像是“我”有意为自己培养一个文友，好填补李图的空缺。这位来自云南的“打桩模子”，年轻健康，体内还有充沛的活力，打算在这大城市混一番，却渐渐被老禾引入现实生活边缘的虚空地带。他载着“老禾”回家，猛然想起雷蒙德·卡佛的小说《大教堂》起首第一句话，王季明写道：“我把它改成这样：‘这个瞎子，是我的老哥，他与我一起在路上，今夜要在我家过。’” 李图与老禾的故事，在这本集子中，只占一小部分，不足以形成王季明写作的一个体系。在其他部分里，也有一些颇不错的小说，比如那一个短篇：《1974年的丧事》，读了真叫人喜欢，在这城市浮丽的外表之下，其实有着几近部落式的朴素内心，也可惜仅此一篇，不足以成体系。在这些无法归纳潮流的写作里，多少有着力不从心，就是不能开掘得更深更广，这是自己要负责任的。一些无从命名的存在，被固定在文字之下，倘若能有十倍、一百倍的写作，这种固定便增了体量，从无名到有名。还是那句话，量变到质变，事情许会是另一番面目。 当我与两位作者商量编一套丛书，迫切要做的事情是搜寻同道者，因决定是为从未出过书的写作者结集，所以就必是如榛子与王季明这样的“白丁”。分头问一圈，凡写作者大多出过书，或者未出过书写作却未能令人满意，但两位共同推荐一位文友，大约如同李图与老禾的关系，那就是孙建成。在送来的零散篇章里，吸引我的是《一个人的来和去》。我注意到小说最初发表时间是在2004年，故事写的则是1984年，主人公从插队的内地回沪，适逢侨居新加坡的父亲重访故旧。知青小说的浪潮早已过去，孙建成显然也过了愤青的年纪，虽可纳入所谓“海派”的风尚，可故事却并不着意于地域；要说是“怀旧”倒名符其实，但是，“怀旧”流行中的感伤主人在此被日常生活的严峻涤荡而尽。40年代，一个布店“小开”与邻家女孩的恋爱，在逛马路与吃零食中拉开帷幕，然后走入婚姻。聘礼是几十匹蓝士林布，于布店生意的人家，经济又实惠。聘礼转眼间被女孩的养母携回老家，是无后人的独腹，也是自居有养恩。
余下这对小儿女自谋衣食，做小学教师和店员。共同生活是这样，离别呢，亦不过是丈夫买来小笼馒头，看着妻子吃罢。三十年后的重逢，内容大多也是吃饭，或者到国际饭店吃烤乳猪，或者在家中饭桌吃自烹的菜肴。当然，也有穿，当年的新衣服，压在箱底，三十年还是崭新，布店小开的信物，都染着生计的戚容。久别重逢并没有上演预期中的激情戏，送走客人，生活依然回到原状，只有一点小小的余韵，那就是每年里有一日，母亲要携全家一同去国际饭店吃一顿饭，穿着那一件旧衣服，仿佛是纪念，或者说凭吊，总之是将这不了情了一了，不了又能如何？不如自己伸手剪断，还保持了尊严。这么说来，这餐饭是有些将饮食男女的常情仪式化，但建成用意似乎也不在此，他只是遵循世事常态徐徐道来，相信事情自有定理，而表相上的秩序正是这定理的反映。 这种信赖即是孙建成写作的长处，也是短处。长处是在他能够认识并且领略恒常人生的趣味，他的写作显得很耐心，很诚恳，忠实于生活的本来面目。那一篇《结婚》，从相亲开始，每一次接触都不那么令人乐观，缺憾处处都在，内心不时起着抵触。可是磕磕绊绊之下，恋人间渐渐建立起同情，理解，还有，男女关系中也许更重要的，情欲也生长起来。
似乎有许多次机会，两人可能走入别的命运，最终，期然与不期然，还是进到婚姻的归宿。亦谈不上多么鼓舞，却也绝不是扫兴，开端总抱有希望。这是长处，短处呢？过度依仗于事情的本来面目，不免流于琐碎与冗长，而将更深刻存在，类似真谛的性质遮蔽在细节堆里。也能看出孙建成自觉到不足，《水中的男孩》与《隔离》两篇，显然企图作改变，用虚拟的环境取消写实性，走向形而上。在后篇中可看出加缪《鼠疫》的影响，但似乎并不见有显著的成效。这一类小说往往需要哲学的准备，当然更可能与个人的禀赋有关系。
而在孙建成，即便是外部强烈变形的故事中，还是那些源自于现实的细节触动着恻隐之心。再有那一篇《不眠今夜》，一个医生与一个性保健热线的女主持之间所发生的奇异关系，看得出精巧的布局，但显然不是孙建成的强项，情节突兀了。这种异峰突起的写作，不是不可以，而是孙建成本不是一种促狭的或者说机敏的写作者，怎么讲？老实人只能说老实话。 然而，如孙建成这样诚实的写作，经过漫长的平淡的叙述之后，总归是会有意料之外的结果等待着，好像是在报答写和读的耐心。《隔膜》，所写故事可归于“孽债”一类，不外乎当年知青在插队农村留下子女，长大成人后来城里寻亲。这故事在此处是由一个相当曲折的结构呈现出来，说实在，多少搅扰着阅读的顺畅。那名叫燕子的女孩身世复杂，却也没有增添内涵的丰富性，反而因为将悬念延宕过久使人焦虑。事实上，情节真正表现出趣味是在燕子终于走上认亲的通路，母女相见。孙建成在此展现出人情练达。和《一个人的来和去》同样，双方都未见有伤感剧的情绪激动，彼此生分，女儿带了男友同往更让母亲措手不及，倒反是没有血亲关系的继父与燕子相处起来，有一种轻松自在。结局同样是扫兴，同样是剪断，但燕子毕竟是年轻血气旺，这剪断的手势就要鲁莽和激烈许多。这一刻，如孙建成驯顺命运的安排，也有一时迸发，故事随即到高潮，却也到好就收，戛然止住。 编这辑丛书的时候，恰好看了“纵贯线”演唱会，罗大佑，李宗盛，周华健，张震岳，自嘲为“四个老男人”，于是就想索性叫“上海老男人丛书”如何？只是再寻不到第四个可以同类项合并参加丛书。看起来，这三个真是挺背时，要说文学史这张网编得够密了，可他们还是从网眼里漏下来。漏下就漏下吧，也没妨碍什么，他们依然一篇接一篇地写下去，散布在新时期文学的几十年时间段中，看看不起眼，搜罗搜罗，扫扫也有这一大堆了。[1]
作者简介
王安忆，1954年3月6日出生于江苏南京，原籍福建同安，现居上海，中国当代著名女作家，文学家，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复旦大学教授。八十年代即已成名，其短篇小说《小鲍庄》被视为寻根派代表作。
1976年，发表散文处女作《向前进》。1986年，出版首部长篇小说《69届初中生》。1987年，调入上海市作家协会创作室从事专业创作。1996年，出版长篇小说《长恨歌》，后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2005年1月，短篇小说《发廊情话》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优秀短篇小说奖。2012年7月，长篇小说《天香》获第四届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红楼梦奖”首奖。 2013年9月，获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 2020年10月，发表长篇小说《一把刀，千个字》。[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