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贝

织贝苏州丝绸是汉族传统丝织业中的珍品，丝绸是中国古文明之一，汉文化的重要体现。1958年，在太湖之滨吴兴县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经考古发掘得到家养桑蚕丝织成的古绢残片、丝绳等，证实在4700年前，太湖流域已有被誉为“世界上原始农业时期最伟大创造”的养蚕、取丝、织红。反映了长江下游与黄河流域一样，都是蚕桑丝绸的发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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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基本内容

苏州是丝绸的故乡,太湖流域留存有新、旧石器时代的遗址,见证着丝绸历史的悠久。园区唯亭镇草鞋山出土了六千年前的纺织品实物残片；吴兴钱山漾出土了四千七百年前的丝织品实物；吴江梅堰又出土了四千年前的大批纺轮和骨针 ，以及带有丝绞纹和蚕纹的陶，这都说明了苏州古代先辈很早就掌握了养蚕纺丝的技术。

　　苏州在上古时期属九州中的扬州，夏禹时就有丝织品土贡“织贝”一类的彩色锦帛。春秋时期吴国公子季扎到中原各国观礼时，曾将吴国所产的缟带赠给郑相国子产。据《史记》载：周敬王元年（公元前519年），吴楚两国因争夺边界桑田，曾发生大规模的“争桑之战”，说明蚕桑之利在当时经济上的重要地位。吴国都城就在苏州，至今还保存着与丝绸遗址有关的织里、锦帆泾等地名。

　　三国东吴时，丝帛之饶，衣复天下，苏州丝绸已发展成为“瞻军足国”的重要物资。 南北朝时，有日本使者求吴织、缝织女工归，《日本书纪》亦有相应的史实记载。

　　隋唐时，苏州属江南东道，丝绸贡品数量最多，土贡有丝葛、丝绵、八蚕丝、绯绫。韩愈曾说：“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千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郡又居两浙十九也。”当时有“蜀桑万亩，吴蚕万机”的说法，形容长江流域蚕桑纺织业的发达。

　　两宋时期，据《宋史纪事本末》：“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壬午春三月，命宦者童贯置局于苏杭。”苏州、杭州、成都为当时闻名全国的三大织锦院。苏州的宋锦最为著名，缂丝名家沈子蕃、吴子润亦出于苏州。《吴门表隐》记载：元丰初（1078年）城内祥符寺巷即建有机圣庙（又名轩辕宫），还有新罗巷、孙织纱巷（今古市巷装驾桥巷之间及嘉余坊）等生产纱罗的地方。虎丘塔和瑞光塔分别出土了五代北宋时期的刺绣、丝织经袱和经卷丝织缥头。

　　元代时，在至正年间（1341——1368年），建织造局于平桥南。当时有名的苏杭五色缎，行销国外。盘门张士诚母曹氏墓出土有大批随葬锦、缎、绸、绫、绢等衣服。有保存完好且工艺精美的织锦缎被、提花龙凤衣带、绣花鞋、正反缎、云龙纹及各色花纹袍袄裙等丝织品。

　　明代苏州丝织业的兴盛超越前朝。明初，洪武元年（1368）即在苏州设织染局，局址在天心桥东（今北局人民商场）。明代中央内府司礼监有苏杭织造太监一员，专司苏杭织造，派驻苏州。万历年间，织造太监因一味营利，仗势横行，激起民变。在苏州山塘街五人墓侧，至今有明义士葛贤墓遗迹。在定陵展览馆和故宫博物院，陈列的明代丝绸产品，每匹绸缎的段首都有封签，上面印着织造年月、织品名称、尺寸、委官及机织工匠的姓名，大部分来自苏州，还有参加过当时反抗宦官税吏斗争的工匠名字。北京慈因寺发现明代万历年间苏州织造的四件锦缎等。虎丘新庄王锡爵墓出土有忠靖冠服、织银锦帛、龙纹缂丝等。

　　明代苏州丝织业极为繁盛，据张瀚《松窗梦话》载：“大都东南之利，其莫大于罗、绮、绢、纻，而三吴为最。既余之先世亦以机杼起家，而今三吴之以机杼致富者尤众。”显然仅有官署的织造是不够的，民间的机户也生机勃勃。由于丝织业的兴盛，新兴了一批市镇，如盛泽、震泽等。乾隆《吴江县志》称：“明初以村名，居民止五六十家，嘉靖间倍之，以绫绸为业，始称为市”。到明末，盛泽已经发展成为丝织手工业大市镇，拥有人口五万。在苏州有盛泽绸庄所设的庄船专用船埠码头。旧址在阊门内水关桥臭弄口（今阊门饭店河埠），原址现称为“盛泽码头”，遗迹尚存。

　　清代时在顺治三年（1646）设苏州织造局，分为南北两局：南局名总织局，在葑门内带城桥东（局址在今市十中校址及孔付使巷内）；北局名织染局，仍以明织染局址改建。官府织造的产品分为上用和官用两种，除织造各式龙袍、莽袍、补子、缎匹、宫绸等以外，还有各种临时差派，如皇帝大婚、皇太后万寿贡、端午贡等。与官府织造发展的同时，苏州民间丝织业也得到迅速发展。 据乾隆《长洲县志》卷十六载：苏州“织作在东城，比户习织，专其业者不啻万家”。又据记载：乾隆三十五到四十五年间（1770~1780），苏州的民办手工业织机已发展到一万数千。如石恒茂英记、李启泰、杭恒富禄记、李宏兴祥记等纱缎铺，都是在乾隆前后开设的。清代苏州丝织产品，除宋锦、缂丝、龙袍等类外，主要有漳缎、织金、闪缎、妆花缎、摹本缎、贡缎、天鹅绒、高丽纱、花素累缎、陀罗经被、百子被面等，工艺技术均有较高水平，畅销国内外，外销约占60%，销往朝鲜、安南、缅甸、印度等国家。

　　1912年9月在阊门内下塘原清代宝苏局内，创设江苏省立第二工场，产品有江绸、提花丝光布等。1914年谢守祥等在齐门路首先创办苏经纺织厂，将木机改进为手拉铁机工厂。1917年陆季皋等在仓街开办振亚织物公司。同期又有延龄冠记、甡记、东吴、程裕源、广丰、洽大等丝织厂相继开设，到1921年共有绸厂十四家。1913年起苏州开始使用进口人造丝，用于制造衣边和织带业原料。1922年起正式采用人丝原料，与真丝交织，生产软缎、线绨等产品。织物品种逐步更新，织机设备亦有所改进。1922年苏经纺织厂首先以引擎传动，试验改进铁木手拉机为电力织机。1925年振亚厂亦改装电力机试制成功。织机改进的结果，使产量大增，效果显著，各厂纷纷改机。从此苏州丝织工业由手工业工场转入了近代工业的发展道路。1931年前后苏州盛行厂丝和人丝交织的锦地绉等新产品。

　　1937年抗战前夕，苏州有绸厂93家，纱缎庄77家；年产绸缎共28万8千匹。主要产品有塔夫绸、古香缎、织锦缎、乔其丝绒、毛葛、双管绡、博士呢、碧绉、锦地绉、软缎、中华缎等一百余种。苏州沦陷期间，丝织业一度停顿后，先后恢复生产，但备受摧残。在胜利前的1945年初，苏州丝织业尚有97户，另有纱缎庄25户，产品主要有大伟呢、格子毕绉、金玉缎、九霞缎、大富贵织锦被面、花素累缎、陀罗经被等等。抗战胜利后，苏州丝绸业有所恢复，到1949年4月苏州解放时，尚有绸厂99户。

　　建国初期，外销断绝，内销呆滞，丝织业困难重重。1951年我国对东欧国家展开以丝织品换钢材的易货贸易，促进了丝绸外销。苏州塔夫绸被誉为“塔王”。国内通过开展城乡物资交流会，活跃了内销渠道，促进了丝织工业的发展。到1951年底，生产规模已恢复到建国前旧观。

　　1954年到1956年公私合营高潮中，苏州市区原有六十四家私营丝织厂、三家公私合营厂和十八家漳绒厂先后合并，成为振亚、东吴、光明、新苏等四家丝织厂和新光漳绒厂及二个漳绒合作社（后改东风丝绒厂）。此后丝绸业形成专业化生产体系 ，丝织机台和经济效益都有显著提高。

　　1963年试织成功第一只合纤和人丝交织新产品“烂花绡”；1965年经过鉴定，完成了机织涤纶长丝人造血管的研究制造；光明厂制造成功自动接经机。1970年后开始建立化纤原料生产。

　　1980年起改变原有单一的统购统销，改为与自产自销相结合。1980年东吴厂引进剑杆织机；1982年振亚厂引进喷水织机等新型无梭织机，加速了丝织工业的机械化、自动化和电子控制的进程，苏州丝绸产品也不断得到更新。1982年花色品种已增加到十九个大类，160多个品种，2000多只花色，产品畅销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

　　苏州丝绸从建国后跃上一个新台阶，从缫丝、染丝、丝织、丝绸印染和丝绸机械等企业；建立苏州丝绸科学研究所、丝绸工学院、丝绸检验所和丝绸职工大学等科研教育单位，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丝绸工业体系。

　　九十年代末，苏州工业进入产业调整转型期，苏州丝绸工业实行产业转移，四大绸厂等也随之完成了历史使命。建立于1991年的苏州丝绸博物馆，之所以能建馆是有赖于各大绸厂的赞助。我们是不能忘记的，因此，我们不只是有责任、有义务 ，更是一种使命感，把苏州历史上传统的丝绸产品来传承下去。

　　可以说苏州的历史是与丝绸的历史相始终。无论是新旧石器遗址，还是春秋吴王宫的织里（这是中国最早的织造官署），都无不见证着丝绸历史的悠久。苏州的发展也随着丝绸业的兴盛而兴盛，明清时期，苏州能成为一方大都市，都与此息息相关。苏州至今留存有很多与丝绸相关的各个时期的历史遗址，是苏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们记载着曾经的辉煌和荣耀。建国以后，苏州的丝绸工业也是当之无愧的利税大户，在对外贸易，出口创汇，为苏州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如果说丝绸、瓷器是中国历史上的两张国家名片，那么丝绸就如一位市长所说的，是苏州的一张烫金的城市名片。

　　历史上苏州的丝绸产品一直绵延不绝，从春秋时期的吴缟，到三国两晋时的吴绫；从隋唐时期的八蚕丝、绯绫到宋锦、缂丝；宋、元、明、清时期设置官府织造局，产品更是名目繁多：主要有漳缎、织金、闪缎、妆花缎、摹本缎、贡缎、天鹅绒、高丽纱、花素累缎等。

　　苏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而伴随着历史文化底蕴的传统工艺产品，闪烁、继承着悠久历史文化的光辉。这其实是前人给予的最丰厚的馈赠。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历史文化遗产，使其发扬光大。云锦、苏绣、宋锦已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云锦、苏绣是比较成功的，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另一方面，是一些濒临失传的传统工艺产品亟待拯救，如何把历史文化遗产转化为人们喜闻乐见的商业产品，走向市场，并由市场需求而发展壮大，这正是我们所需努力的，做到这一点，我们就无愧于前人，无愧于我们的历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