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高粱（第9集）

《紅高粱》是由西安電影製片廠出品的戰爭文藝片，由張藝謀執導，姜文、鞏俐、滕汝駿等主演，於1987年在中國上映。影片改編自莫言的同名小說，以抗戰時期的山東高密為背景，講述了男女主人公曆經曲折後一起經營一家高粱酒坊，但是在日軍侵略戰爭中，女主人公和酒坊夥計均因參與抵抗運動而被日本軍虐殺的故事。1988年，該片獲得第38屆柏林國際電影節金熊獎，成為首部獲得此獎的亞洲電影。

基本信息

《紅高粱》是由西安電影製片廠出品的戰爭文藝片，由張藝謀執導，姜文、鞏俐、滕汝駿等主演，於1987年在中國上映。中文名紅高粱

外文名 Red Sorghum

類型劇情/戰爭/文藝出品公司西安電影製片廠

製片地區中國

導演張藝謀

第11屆大眾電影百花獎最佳故事片獎出品時間 1987年

劇情簡介

九兒19歲時，不得不嫁在十八里坡開燒酒作坊的五十多歲的李大頭。按鄉規，新娘子要被顛轎的方法折騰一番，但不管轎夫怎樣折騰，九兒始終不吭聲。九兒到了十八里坡後，與余占鰲發生了感情。不久，李大頭死了，眾夥計不想再幹了，九兒勸住了眾夥計，又撐起了燒酒作坊。土匪禿三炮劫走了九兒，羅漢大叔和夥計們湊錢又將九兒贖了回來。但余占鰲看到九兒頭髮凌亂，非常生氣，跑去找禿三炮，將菜刀架在他的脖上，直到禿三炮用腦袋保證沒有動九兒，余占鰲才罷休。余占鰲在剛釀好的高粱酒里撒了一泡尿，沒想到高粱酒的味道格外好，九兒給它取名叫十八里紅。九兒的兒子9歲那年，日本鬼子到了青沙口，燒殺搶掠。九兒搬出被日本鬼子殺害的羅漢大叔當年釀的十八里紅給夥計們喝，大家鬥志昂揚地去打鬼子。九兒挑着做好的飯菜去犒勞余占鰲他們，卻被鬼子軍車上的機槍給打死。憤怒的余占鰲和大夥抱着火罐、土雷沖向日本軍車。塵埃過後，余占鰲拉着兒子的手，掙扎地來到九兒的屍體旁。日食，九兒的兒子放聲唱起了童謠：「娘，上西南，寬寬的大路，長長的寶船」。 ^[1]

角色介紹

余占鰲演員姜文余占鰲是一個具有獨特個性和民族精神的人，他個性剛烈，性格中有一種粗野、狂暴，但又富有原始正義感和生命激情。他是百里聞名的轎夫，在高粱地里他與九兒「野合」，他酒後沖酒槽撒尿，為報親仇怒殺日本鬼子，這都是余占鰲做的事情。

九兒演員鞏俐因為一匹騾子，九兒的父母要嫁她給一位擁有一座酒坊的麻風病人。九兒乘坐花轎出嫁時，在途中被一名強盜攔截。九兒的丈夫死後，九兒接管了酒坊。後來，日本軍隊入侵中國。九兒的老朋友被日本人殺害，於是九兒要向日本人復仇，她請她的工人來幫忙。為了不讓工人們餓肚子，九兒帶來中飯犒勞大家，結果被日本人殺害。

羅漢大叔演員滕汝駿羅漢大叔是李大頭家的夥計，李大頭死後，九兒讓他來當家，是他把李家的燒酒鍋重新支起來的，他私下裡對九兒也十分的敬重。羅漢大叔被日本人抓住後，殘忍的被剝皮殺害。

土匪演員計春華土匪禿三炮劫走了九兒，羅漢大叔和夥計們湊錢又將九兒贖了回來。但余占熬非常生氣，跑去找禿三炮，將菜刀架在他的脖上，直到禿三炮用腦袋保證沒有動九兒，余占熬才罷休。（角色簡介參考資料來源）

幕後製作

《紅高粱》根據莫言同名中篇小說改編。張藝謀看了莫言的小說以後覺着小說里的這片高粱地，小說里的這些男人女人，豪爽開朗，曠達豁然，隨心所欲地透出做人的自在和歡樂。在創作的時候，《紅高粱》無論是在精神氣質還是在電影形態上，都沒想學誰，就是想創造一種地地道道的民族氣質和民族風格。莫言小說里的高粱地是莊稼漢們種的，在電影裡則把它改成了神秘的野高粱地。《紅高粱》的編劇有三個人：陳劍雨、朱偉以及原著小說的作者莫言。1987年，莫言在高密的時候，張藝謀就把《紅高粱》的定稿拿給莫言看。莫言看完以後發現定稿跟原來的劇本完全不是一碼事了，張藝謀實際上作了大量的精簡。角色選擇《紅高粱》劇組選擇演員的時候俐還在中央戲劇學院表演系讀二年級。因為「我奶奶」這個角色很關鍵，劇組在尋找演員的過程也比較費勁，找了好幾個人選，史可也是候選人之一。之後李彤給《紅高粱》劇組的副導演楊鳳良推薦了鞏俐。劇組分別給鞏俐和史可試了造型，發現感覺不太一樣，後來又拍了她們兩段小品，還是覺得鞏俐更合適。楊鳳良表示《紅高粱》劇組選演員實際上出發點特別簡單，沒有任何功利的想法，就是想找長得像的人物。選擇姜文也是如此，雖然姜文在演《紅高粱》之前已經演過謝晉導演的《芙蓉鎮》了，但是劇組導演有意不去看《芙蓉鎮》，如果看過他演的秦書田，或許就不會選他演《紅高粱》中「我爺爺」這個角色。

修復放映

2018年10月，張藝謀經典代表作《紅高粱》推出2K高清「修復版」並放映。

影片評價

1987年，張藝謀導演的《紅高粱》以濃烈的色彩、豪放的風格而為人所稱道（《成都商報》評）。影片塑造了「我奶奶」、「我爺爺」、羅漢大叔等一批中國普通老百姓群像，歌頌了他們敢生、敢死、敢愛，敢恨的民族精神，也對中華民族的歷史、性格、心理、文化以及生存方式作出了思考。該片最大的特色是拍出了中國人豪邁爽快的一面，跟中國內地電影一貫的哀傷沉重的傳統風格大相徑庭。攝影師顧長衛在取景和色彩的運用上有出色表現，男女主角在高粱地野合的一段有中國電影罕見的「景人合一」之美，令人看得暢快淋離（網易評）。相比於《英雄》中分塊式的色彩劃分，《紅高粱》就顯得不那麼繁複。整部電影似乎只由黃色和紅色組成。在黃土高坡上，黃沙漫天，特別是顛轎這個段落，幾個轎夫連唱帶跳，帶起了滾滾塵土。身為西安人的張藝謀用潑墨式的表象風格向它們表達着熱愛之情，那些黃色的土地正是他所要朝拜的對象。而紅色則更加出彩，除了比人高的「紅」高粱，還有「我奶奶」的紅蓋頭、紅轎子、紅鞋子，窗上的紅窗花、碗裡的血紅的高粱酒、紅彤彤的爐火，還有最後日食時那徹底變成紅色的世界。這份鮮艷的色彩的出現，更能表達出陝北人的熱情與豪爽，呈現了中國農民向上的精神狀態（鳳凰網評）。《紅高粱》並不是十分具有現實性的作品，也不是一種對民族文化的尋根。相反，在這個聯繫三代的以過去時回敘出來的故事中，塑造的是一個未來意義的人格，是一種人格理想，超越了具體的社會表層，具有人的本性與本質的深度，影片自始至終所呼喚的主題就是勃勃的生命力，就是張揚活得不扭曲、無拘無束、坦坦蕩蕩的生命觀。因此擺在觀眾面前的作品不是一個已被理解的世界，而是對一個世界的生命的理想。《紅高粱》不同於以往任何一部反映農民的影片，它的視角已從傳統的對土地的禮讚轉向了對生命的禮讚。故事的超常特點決定了敘事的非現實性，故事的地點也被淡化。在影片中甚至淡化了社會最基本的結構——村落。影片中的所有敘事元素與視聽元素都在為這種自然生命的熱烈、自由自在和痛快淋漓的風格服務。與以往的探索影片不同，《紅高粱》雖然也承載了導演對生命主題的意念，但並不是完全像《黃土地》等探索片那樣淡化情節，靠純粹的電影視像語言的震撼力來直接表達導演的意念。張藝謀在這部影片中是從實處入手，從規定情境下的具體人物性格人手，編織一個完整、美妙動人的故事框架，從而使意念通過故事的曲折、人物的行為、動作自然而然地流溢出來。

紅高粱海報

影片自身有一條完整的故事線，但這條敘事線大部分由畫外音來完成。影片一開始，還是全黑的畫面時，聲帶上就傳來了「我」的敘述；「我給你說說我爺爺我奶奶的這段事，這段事在我老家至今還有人提起。」這是一個以現在時進行回述的視點，這個「我」在此是一個故事的敘述者。由於他沒有在故事中出現，按理是一個客觀的敘述者，但他又是故事中人物的後代，這又使得他具有某種參與意識，從而又具有被敘述的意義。因此，這個視點是非常奇特而又新穎的，它使導演在處理全劇時有了一種遊刃有餘的視點參照，非常自由而又具有全知性。同時，他的敘述的特點把故事拉遠，又具有歷史的間離效果。在此視點基礎上，導演在這開場白中道明了故事的虛構性。「日子久了，有人信，也有人不信。」從而非常自如地把故事納入非現實的時空之中。畫外音在影片中出現了12處。而影片中的人物關係、周圍環境、時間轉換等幾個主要情節轉折點，幾乎都是由畫外音交待的。如我奶奶與麻風掌柜李大頭的關係，高粱地的「鬼氣」，新婚三天新娘回老家的規矩，李大頭被殺，禿三炮綁走我奶奶的過程等。畫外音這部電影中還承擔了一種「預敘」的功能，如抬轎出發時畫外音就告訴觀眾，轎把式將成為我爺爺，這就增設了觀眾的「期待視野」，使畫面故事的進展更富有張力（電影網評）^[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