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苕稀饭(廖春波)
作品欣赏
红苕稀饭
小时候，红苕为命根子，一季红苕半年粮，我吃得最多的是红苕稀饭。那甘甜软糯的家常便饭，佐以萝卜、海椒、生姜等泡菜或大头菜、老咸菜、水豆豉、豆腐乳，十分爽口，一哧溜几大碗就下肚了。
其实，进食红苕过量，容易反酸烧心，然而困难年代，能够填饱肚皮，已经不错了，谁在乎这些？我煮红苕稀饭时，想多舀一点儿米，母亲稍有察觉迅即制止，除非家里来了客。因此，通常吃的红苕稀饭，是没有几粒大米的，清汤寡水，连喝数碗，也仍感觉饿，唯有红苕是扎实的，满足果腹之欲。
那时，全家七八口人，每人吃三五碗，要用大铁锅煮。我个子矮，水烧开后，需站在板凳上，拿长锅铲不停搅拌，否则会粘锅、易糊。有时热气腾腾，不小心烫伤手，疼痛难忍，鬼哭狼嚎。一日三餐如此，尽管储藏的红苕堆积似山，也一天接一天地消灭干净。当然，饲养的五六头猪和一两条狗没少帮忙，也有把人叫做红苕猪儿的，表明人和猪都靠红苕喂大。
不过，人爱挑吃好的红心、白心、黄心、紫心红苕等，猪多吃剩下的，还掺杂不少红苕藤。农村有七月藤、八月苕和白露起、红苕生的说法，此时的苕藤葱郁，猪吃不完可晾干越冬，红苕也成熟了，稻谷收割归仓，新米稀饭喷香。每一次煮熟后，揭开锅盖，满屋飘香，忍不住流口水。别瞧我人小，一顿四大碗，也不在话下。
为了节省粮食，试行按劳分配，曾对孩子们限饭量，并与所割牛草挂钩，量化考核。一背篓青草，大约三十斤，换两碗稀饭。我和二哥贪玩，想方设法偷懒，如将背篓倒背，底朝天，草垒尖，故意摸黑回家，覆盖旧草堆上，父母看不清楚，以为割了不少，饭让我俩吃够。有一天清晨，父亲给羊圈添草，无意中发现破绽，也大发雷霆。
土地承包到户，农民始有余粮。红苕稀饭内的米多起来了，越来越稠，剩余大量红苕，自制粉条。母亲有一道拿手菜，腊肉加蒜苗炒苕粉，下红苕稀饭成绝配。苕粉皮夹杂有鸡蛋，在柴火炙烤的热锅底，用菜籽油煎摊薄薄的，焦黄透亮，颇为诱人。随着生活条件的进一步改善，纯粹的白米饭取代红苕稀饭，连猪和狗也不愿吃红苕了。我参加工作后，父母进城探望，谈及此事时，我也不相信。
现在，红苕上市，妻子尝鲜，不时买几个。她喜欢蒸着吃，我煮红苕稀饭，她总是皱眉头。她自幼生活城镇，有定额的供应粮，哪知农村娃的苦。她吃不惯红苕稀饭，我也只好舍弃了，分开吃红苕和稀饭。稻米与红苕的品质优良，但我吃不出童年的甜蜜味道，大失所望。
红苕原产于南美洲，有开胃健脾、预防便秘、抗癌减肥、帮助睡眠、提高免疫力、延缓衰老等功效，逐渐移栽西班牙的殖民地菲律宾，一度视为奇货，禁止出境。明朝万历年间，由商人陈振龙从吕宋岛偷渡藤蔓回家乡福建试种成功后，报请皇帝恩准，才在全国推广的，有效缓解了饥荒，促进人口大增长。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不会忘记这位红苕之父，他对中华民族的贡献，堪比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也不会忘记红苕稀饭，它在艰难岁月里哺育了我。 [1]
作者简介
廖春波，重庆仲裁委国际仲裁员，万州区司法局二级调研员、公职律师，自由译者，爱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