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域外傳播面臨的挑戰(董曉波)
作品欣賞
紅樓夢.域外傳播面臨的挑戰
董曉波 吉林外國語大學特聘教授、法治吉林國際傳播研究院學術院長；南京師範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江蘇省人才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中國法治現代化研究院「一帶一路」法治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從事中西文明交流史、法律語言與翻譯、區域與全球治理、跨文化交際等方面的研究。承擔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一般項目兩項以及多項省部級課題，Springer Nature等出版中英文著作10多部，Nature等期刊發表論文250餘篇。
《紅樓夢》成書於18世紀中後期。作為中國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紅樓夢》為世人描述了一個家族由盛轉衰的全過程，也為世人展示了栩栩如生的清代社會歷史全景。成書200多年來，《紅樓夢》廣泛流傳於世界各地並產生了深遠影響。目前，《紅樓夢》在全球範圍內已經出現了30多種語言和150多個不同篇幅的譯本，主要被翻譯成了英語、德語、法語、日語、俄語、蒙語、朝鮮語和越南語等。因《紅樓夢》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其在國外的譯介與傳播成為文化和翻譯領域研究的熱點。本講座我們結合學界研究成果，對《紅樓夢》在世界範圍的譯介與傳播進行梳理。
《紅樓夢》的域外傳播
《紅樓夢》的對外譯介最早開始於1830年，迄今已有近200年。紅學家胡文彬先生曾經在他的著作《紅樓夢在國外》中統計：全世界共有《紅樓夢》外譯本多達17種文字、62個版本，其中節譯本涉及12種文字、有26種譯本，摘譯本有7種文字、17個版本，全譯本則有9種文字、19個版本。這些數據是1991年統計的，此後30餘年間增加的相關數據尚未列入。眾多學者一譯再譯，就是想向世界介紹《紅樓夢》這本中國文學的巔峰之作。結合學界研究成果，我們簡單介紹一下《紅樓夢》的域外傳播情況。
「東向」傳播方面：《紅樓夢》最早的片段日譯文出自日本明治時代的漢學家、中國文學研究家森槐南之手，他節譯了第一回中的「楔子」，附上簡單注釋後發表（1892年）。同在這一年，島崎藤村摘譯並發表了第十二回賈瑞正照風月寶鑑的一段故事。1916年，岸春風樓的《新譯紅樓夢》出版，這是第一個成書出版的日文節譯本，只翻譯了原著前39回。第一部比較完整的《紅樓夢》日文全譯本，由幸田露伴和平岡龍城完成，在1920至1922年間由日本國民文庫刊行會出版，屬「國譯漢文大成·文學部」叢編之一。2013至2014年間，岩波書店出版了井波陵一全譯本，共七卷，書名為《新譯紅樓夢》。朝韓語方面，1884年前後完成的朝鮮「樂善齋本」是全世界最早的《紅樓夢》外文全譯本。
「西向」傳播方面：最早將《紅樓夢》正式介紹給西方讀者的是普魯士傳教士郭實臘（Guzluff,K.F.A.）。1812年，英國著名翻譯家馬禮遜曾將《紅樓夢》第四回「葫蘆僧判斷葫蘆案」片段譯成英文，不過並未公開發表。《紅樓夢》第一個較系統的外文節譯本，出自英國駐中國澳門領事館副領事喬利（Joly,H.B.），譯文為原書的第一回至第五十六回，於1892年和1893年分別由倫敦、香港別發洋行出版，但這個譯本流傳不廣。影響較大的兩版《紅樓夢》英文節譯本為王良志和王際真的節譯本。王際真1929年出版的譯本取名Dream of the Red Chamber，成為後來英文世界普遍認可的《紅樓夢》譯名起源。王際真譯本的後一部分，省略了原書眾多細節，甚至有些在邏輯上必不可少的情節也被省略，幾乎變成了原書提綱。譯者後來又作了修訂增補，於1958年推出了新版。德國漢學家、中國明清小說研究家弗朗茨·庫恩（Franz Kuhn）根據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萃文書屋本節譯了50章，此譯本是目前全世界唯一的德文譯本。庫恩的節譯本圍繞寶、黛、釵三人，將《紅樓夢》的主要故事情節和發展的高峰表達了出來，譯文較為符合西方讀者的習慣，獲得了廣泛認可。
在全譯本領域，第一個英文全譯本出自英國彭壽，全書完成於20世紀50年代，但並未出版，打字稿後來由香港大學圖書館收藏並製作成電子版。成書出版的兩部全譯本，一部是英國漢學家霍克思與閔福德合譯的《石頭記》（簡稱「霍譯本」），另一部是中國學者楊憲益與其英國夫人戴乃迭合譯的《紅樓夢》（簡稱「楊譯本」）。前者在英美兩國出版，後者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後來又被轉譯成緬甸文、西班牙文等譯本。法文版《紅樓夢》的全譯本出版於1981年，由中國譯者李治華和其法國妻子雅歌合譯完成，由法國漢學家鐸爾孟（André d』Hormon）審校修訂。對於《紅樓夢》法文全譯本的出版，當時法國媒體評論說：「全文譯出中國古典名著中最華美、最動人的這一巨著，無疑是1981年法國文學界的一件大事。」
《紅樓夢》諸譯本的作用
在200多年的東西方傳播過程中，《紅樓夢》諸譯本在譯者和讀者眼中有以下幾個定位：
第一，作為漢語學習教材。由於《紅樓夢》採用北京官話，這對於學習中文的外國人而言十分重要，因此也引起了國外學者的注意。《紅樓夢》一書傳入日本後便成為日本外語學校的漢語學習教材，傳入朝鮮半島後也是如此。曾擔任清政府海關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Robert Hart）在1855年的日記中提到，閱讀這部小說以語言學習為目的。馬禮遜在《中文會話及凡例》中也提到，對於中文學習者，《紅樓夢》是一部極其有用的語言學習用書。前述英國駐澳門領事館副領事喬利所翻譯的《紅樓夢》是英美最早的、較系統的譯本。喬利在其序言中表示，他翻譯《紅樓夢》的動機並非是想成為漢學家,而是他在北京求學期間學習《紅樓夢》感到困惑。喬利在英譯《紅樓夢》時，採用了《語言自邇集》中所使用的「詮釋」傳統，將對原文比較重要的解釋內容融入了譯文之中。儘管後世一直詬病喬利譯本冗長拖沓，但是也肯定了其作為語言資料的「輔助性」特徵。
第二，作為「愛情小說」。由於相當長一段時間裡，歐美讀者對作者曹雪芹的生活時代以及家世環境缺乏深入了解，因此並不能精確理解《紅樓夢》所反映的社會內容及主題思想。而且《紅樓夢》原著本身極強的文學性也無形中增加了海外讀者的理解難度，書中體現的深厚文化背景令海外讀者難以感同身受，因此容易造成語言和文化接受性上的障礙。比如王良志和王際真的譯本，把敘述重點放在了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愛情故事上，卻忽視了《紅樓夢》原著中體現的中國古典文化精華部分。與受歐洲文藝復興影響，奔放熱烈、追求自由和個性解放的羅密歐與朱麗葉的愛情相比，寶黛的愛情受到儒家文化以及中國封建文化道德觀、婚姻觀、情愛觀的影響，較為含蓄和保守，在情感表達上更為慎重和矜持。國外的讀者雖因此得以體會《紅樓夢》的魅力，但大多誤把《紅樓夢》簡單等同於中國式愛情小說。
第三，作為「百科全書」和「文化小說」。德譯者庫恩認為《紅樓夢》具有不可估量的藝術價值，是一部保持完整的巨大的藝術作品，表現了當時中國人真實而全面的生活景象。他曾表示，「對於精神文明如此關注的歐洲，怎麼能把《紅樓夢》這樣一部保持完整的巨大藝術品、這樣一座文化豐碑忽視和遺忘了一百年之久呢？」庫恩德文譯本高度重視傳達歐洲人感興趣的中國文化細節，並且以西方人獨特視角和西方人所熟悉的藝術形式來闡釋《紅樓夢》。庫恩借用了廣為西方人所熟知的莎士比亞戲劇，以西方戲劇文學經典比照中國小說文學經典。庫恩的《紅樓夢》節譯本很適合西方讀者的習慣，取得了極大的成功。1981年，法國華裔翻譯家李治華先生協同妻子雅歌在歷經27年辛勤譯註後出版了法文全譯本《紅樓夢》，轟動了法國文學界。法國文學界認為其文學藝術成就可以與法國著名作家普魯斯特、馬里沃和司湯達相提並論，足見曹雪芹在當時的法國讀者心中的地位。英國漢學家赫伯特·賈爾斯(Herbert Giles)在其《中國文學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中,評價《紅樓夢》已經達到了中國小說的頂峰,認為《紅樓夢》把當時中國的社會生活特徵清晰地呈現給了讀者，是一張無與倫比的中國生活的全景照片。
《紅樓夢》譯介過程中面臨的挑戰
《紅樓夢》的霍克思譯本和楊憲益譯本，是當今學界公認較具有研究價值和學術價值的全譯本。戴維·霍克思是英國漢學家、紅學家，閔福德是其女婿，二人共譯《紅樓夢》並將譯本定名《石頭記》，這是西方世界中第一個成書出版的《紅樓夢》全譯本，也是西方漢學史和翻譯界中的重要里程碑。楊憲益是著名翻譯家、外國文學研究專家和詩人，其夫人戴乃迭本名格拉蒂絲·瑪格麗特·泰勒（G1adys B.Tayler），出生於中國，1937年在牛津大學認識楊憲益，此後，她放棄了法國文學專業轉而從事中國文學。1944年以後，楊憲益、戴乃迭夫婦開始共同翻譯中國文學作品，從先秦諸家散文到《紅樓夢》等，多達百餘種。
楊憲益譯本多為直譯，翻譯時以異化為主，保留了源語的異域特色；霍克思譯本多為意譯，翻譯時以歸化為主，在形式及表達上符合了目的語的特點。楊憲益譯本有多處選擇直譯，直譯是他忠實原文這一翻譯準則的體現。楊憲益譯本還儘量保留原語文化的形象，這有利於對外介紹和宣傳中國的傳統文化。與之相比，霍克思譯本以譯文讀者為導向，更加符合英美讀者的認知、心理以及審美特點。霍克思在譯本中為讀者作了大量的解釋。如「灶王爺」一詞，霍譯「the Kitchen God，who is welcomed back this night from his annual trip aloft」，有時為了讓西方讀者理解和接受，還會對原文做出部分修改。
學界普遍認為，楊譯本與霍譯本在藝術成就上不分上下，在翻譯方法上各有千秋。比如《紅樓夢》第二十二回中有「莫向東風怨別離」，三十八回中也有「悵望西風抱悶思」，這需要譯者具備一定的地理常識才能準確翻譯。在中國，「東風」一般指春夏的暖風，而「西風」則指秋冬的寒風，但是由於地理位置的差別，英國的東風是寒冷的，西風是溫暖的。如果英譯時將原文直譯，就難免會讓讀者誤解。霍克思在翻譯這些詞語的時候，準確地把握住了這一點，將「東風」譯作「summer breeze」，而將「西風」譯作「autumn wind」，西方讀者可以通過這些譯文，產生與中國讀者同樣的聯想和感受。面對《紅樓夢》第一回的《好了歌》，楊憲益、戴乃迭夫婦將「神仙」一詞譯為「immortals」。與之相反，霍克思則運用了歸化法，將其譯為「salvation」，以方便譯入語讀者理解。同樣地，在翻譯「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時，楊憲益、戴乃迭夫婦將其中的「天」翻譯成「Heaven」，這是因為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天」有「上天」「天命」之說。將「天」譯為「Heaven」，傳遞出了濃厚的歷史感。又如，對於《紅樓夢》第十一回中的「癩蛤蟆想吃天鵝肉」一語，楊憲益、戴乃迭夫婦將其中的「天鵝」翻譯為「swan」，相較於霍克思所譯的「goose」，「swan」將源語文化中的形象傳達得更為生動。
《紅樓夢》是中國文化的百科全書，所蘊含的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一方面給譯者造成了巨大困難，另一方面也增加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讀者接受這部作品的難度。文化背景方面的差異、語言習慣的不同，這些對異域文化的陌生感都有可能影響讀者對《紅樓夢》的理解。作為介於原作與譯本之間的「橋樑」，譯者需要儘可能地傳遞作品中的文化信息，使目的語讀者與源語讀者能產生相似甚至是相同的閱讀感受。由此來看，《紅樓夢》的外譯並非易事，挑戰也是巨大的。
首先，小說中眾多的人名、神話傳說、文學典故、歷史背景等都使《紅樓夢》的外譯變得困難。
以人物的名字為例，《紅樓夢》中的人物姓名蘊含着豐富的信息，例如：甄英連（「真應憐」）、霍啟（「禍起」）、嬌杏（「僥倖」），這些姓名的諧音也暗示了他們的命運。霍譯本中，賈寶玉作「Jia Bao-yu」，林黛玉作「Lin Dai-yu」，熙鳳作「Xi-feng」；楊譯本中，賈寶玉作「Chia Pao-yu」，林黛玉作「Lin Tai-yu」，熙鳳作「His-feng」。對小說中重要人物的姓名，兩部譯作不約而同採用音譯法。音譯法雖完整地保留了源語的聲音效果，但是對於《紅樓夢》中富含寓意的人名稱謂來說，其實是有很大局限性的。例如，「賈寶玉」中「賈」本來傳達的是雙關含義「假」，但是無論「Jia Bao-yu」還是「Chia Pao-yu」，讀者讀到的只是一串字母，原本暗含的雙關義消失了，讀者也就無從體會到作者通過名字對人物所賦予的特殊含義。
另外，《紅樓夢》中很多女性人物都有小字，例如黛玉的「顰顰」，是因為她「態生兩靨之愁」，臉上泛有一絲愁容，此處霍譯本翻譯為「Frowner」即皺眉之人，較為準確地傳達出原文含義。而楊氏夫婦則音譯為「Pinpin」,只有聲音效果，未能傳達出原意。
其次，對文化負載詞的翻譯，也是阻礙《紅樓夢》外譯的主要難點。
比如在中國古代的謙辭使用中，妻子常常被稱為「拙荊」「賤荊」「賤內」，這些稱呼在翻譯時就很難準確體現。霍譯本在第三回林如海稱妻「賤荊」時採用「my poor wife」來直譯，「poor」在英文中有「貧窮」「可憐」之意，但是原著顯然不是要表示此類意思，而是表達林如海在禮儀上的謙恭。再如：《紅樓夢》第十二回，當賈瑞被王熙鳳戲耍後重病在床，有個道士前來討要施捨並稱會治病時，賈瑞一把抓住他，連叫「菩薩救我」。楊譯本作：「Save me, Bodhisattva! Save me!」霍譯本作：「Holy one，Save me!」Bodhisattva是佛教用語「菩薩」的英譯，楊譯本保留了原作的文化涵義，霍譯本則替換為基督教里指代「上帝」的Holy one。《紅樓夢》第六回「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一句，楊譯本作「Man proposes, Heaven disposes」，而霍譯本作「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從以上兩個例子可以看出，楊譯本翻譯時考慮到了中國古代的佛教文化信仰和道教思想，按照源語進行直譯，屬於語義翻譯；而霍譯本則將「菩薩」轉譯為「上帝」，將「上天」也轉譯為「上帝」，更傾向於貼合譯文讀者的文化語境。
再次，《紅樓夢》中繁多的色彩詞運用，也是翻譯時的難點。「紅」字在小說主標題中出現，是《紅樓夢》中最常見的元素，意義非比尋常。小說中出現了大量帶紅字的事物及人物，如「紅塵」「紅杏」，賈寶玉住所為「怡紅院」，賈寶玉自稱「怡紅公子」，丫頭「紅玉」等。還有「西方靈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絳珠草一株，時有赤瑕宮神瑛侍者」，「絳」「赤」亦可歸入紅色。作者曹雪芹住的地方叫作「悼紅軒」，評《紅樓夢》的是「脂硯齋」，又帶着紅。成都大學的楊柳川老師曾使用語料庫工具對《紅樓夢》前80回文本中表達「紅」色概念意義的顏色詞進行詞頻檢索和分類整理、分析，結果發現「紅」系詞總詞頻為742次，而根據河南大學劉澤權教授的統計，前80回文本中所有顏色的總詞頻為1631次，據此可粗略計算出「紅」系詞總頻次比約為45.49%。紅色在中國傳統語言文化中有吉祥、喜慶、熱烈、幸福、順利、成功等一系列褒義含義。然而，紅色在西方文化下會讓人聯想到「火焰」「血液」等。霍克思意識到中西方關於這一點的文化認知差別，在很多情況下採取了原文文化服從譯文文化的做法。他曾在霍譯本第一卷序言中交代說，紅色在英文語境中不太會使讀者聯想到青春、吉祥或富貴，於是他將原著中的紅色意象大量改成了英文中常用的金色與綠色，甚至將賈寶玉的「怡紅公子」譯為「Green Boy」。霍譯本也沒有採納通用的英譯本書名《紅樓夢》，而採用了原著的另一個題名《石頭記》。
再其次，《紅樓夢》的翻譯不僅需要直面中外讀者文化背景的不同，還需要面對不同文化背景形成的價值觀念之間的差異。《紅樓夢》中蘊含着許多傳統儒家思想內容。比如傳統儒家思想將家庭和諧視為國家政治發展、社會穩定之根基，《紅樓夢》借冷子興之口闡述賈氏榮寧家世背景，後續故事逐步闡明人物關係，強調家庭觀念，呈現了傳統儒家家庭倫理道德思想。例如寶玉看到園中桂花盛開，便專門為祖母和母親挑選了幾枝送去，這也是儒家思想中「孝」的體現。寶玉孝敬家族長輩，體貼愛護兄弟姐妹，寬容尊重丫鬟侍從，憐憫劉姥姥這般的窮親戚，這些都是儒家仁愛思想的體現。但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讀者對儒家思想的接受程度也大相徑庭，這就給《紅樓夢》的外譯與傳播增添了困難。例如第六十四回的「女子無才便是德」一句，對句中的「德」，霍譯本作「stupid」，楊譯本作「unaccomplished」，顯然楊譯本對「德」字的理解更為準確。再如第一回中的「因嫌紗帽小，致使鎖枷扛」一句，楊譯本作「Resentment at a low official rank may lead to fetters and a felon’s shame」；霍譯本作「The judge whose hat is too small for his head Wears，in the end a convict’s cangue instead」。「紗帽」由紗線製成，因為用作中國古代君主和官員的服飾，後發展成為對官職的代稱。此話體現了儒家德治的思想，本意是諷刺一個人不擇手段在官位上越爬越高，最後卻讓枷鎖落在自己頭上。楊憲益運用歸化方法，將「紗帽」譯作「official rank」以表示官位階級，利於讀者理解。這種翻譯方法更接近譯文讀者，增強了譯文的可讀性。相比之下，霍克思保留了原文詩歌的格式，直接把「紗帽」譯作「hat」，保存和反映了異域民族特徵和語言風格特色，但卻難以讓讀者明白其中含義。
最後，詩詞也是《紅樓夢》翻譯的重中之重。《紅樓夢》不僅是一部小說，而且是一部詩化的小說。原作中有許多吟詩作對的場合，沿情節產生了各種韻文形式，其中有詩、詞、曲、辭賦、歌謠、諺、贊、誄、偈語、聯額、書啟、燈謎、酒令、駢文、擬古文等，五花八門，豐富多彩。比如：薛寶釵和林黛玉的正冊判詞合寫寶黛二人，「可嘆停機德，堪憐詠絮才！玉帶林中掛，金簪雪裡埋。」判詞還配有一幅畫，畫面上是兩株枯木，樹上掛着一圍玉帶，旁邊又有一堆雪，雪裡埋着女子用的金釵。原著中的判詞和畫指代明顯，「玉帶林」倒過來就是「林黛玉」，「金簪」為「釵」，「雪」音同「薛」。這首詩還用到幾處典故：「停機德」語出《後漢書·列女傳》，講的是樂羊子遠出訪師求學往往半途而廢，其妻把織線割斷，停掉織布機，以勸誡樂羊子讀書上進。這個典故是在描寫薛寶釵，一心敦促丈夫做一個可以被世俗接受的人，是典型的封建婦德代表。而「詠絮才」典出《世說新語》，講述的是東晉才女謝道韞描述下雪有「未若柳絮因風起」一句，喻指林黛玉的才華橫溢。「可嘆」「堪憐」四字則表明了作者對二人的態度。霍譯本將其譯作：「One was a pattern of female virtue, One a wit who made other wits seem slow, The jade belt in the greenwood hangs, The gold pin is buried beneath the snow.」其譯不拘於原來典故，更便於英文讀者理解。而楊譯本作：「Alas for her wifely virtue, Her wit to sing of willow-down, poor maid. Buried in snow the broken golden hairpin, And hanging in the wood the belt of jade.」相較而言，這會給非漢語母語者的閱讀帶來一定難度。
小 結 一部文學名著的翻譯史也是兩種文化的對話史,在二者的互相理解過程中，兩種文化得以對話和融合。
《紅樓夢》作為中國古典小說文學集大成之作品，不僅為後世中國小說創作提供了不竭的源泉，也為世界古典文學的發展作出了貢獻。翻譯過程當中，如何探索中西合璧的文化交流方式，助力西方讀者更好閱讀並理解《紅樓夢》，是需要繼續推進的工作。隨着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力不斷擴大，《紅樓夢》不再只是作為漢語學習的輔助材料，更是外國了解中國傳統思想和文化的重要渠]道，我們的努力方向是進一步促進其文學內核以及文化因素的有效傳遞，實現其從語言到文學、再到文化的深層次傳播。[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