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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重令》是春秋時期軍事家管仲創作的一篇散文。管子一書是稷下道家推尊管仲之作的集結, 即以此為稷下之學的管子學派。《漢書·藝文志》將其列入子部道家類 ,《隋書·經籍志》列入法家類。《四庫全書》將其列入子部法家類。書篇幅宏偉,內容複雜,思想豐富,是研究中國古代特別是先秦學術文化思想的重要典籍

目錄

原文

凡君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令輕則君卑,君卑則國危。故安國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嚴罰。罰嚴令行,則百吏皆恐;罰不嚴,令不行,則百吏皆喜。故明君察於治民之本,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从令者死。五者死而无赦,唯令是视。故曰:令重而下恐。 为上者不明,令出虽自上,而论可与不可者在下。夫倍上令以為威,則行恣於己以為私,百吏奚不喜之有?且夫令出雖自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是威下繫於民也。威下繫於民,而求上之毋危,不可得也。令出而留者無罪,則是教民不敬也。令出而不行者毋罪,行之者有罪,是皆教民不聽也。令出而論可與不可者在官,是威下分也。益損者毋罪,則是教民邪途也。如此,則巧佞之人,將以此成私為交;比周之人,將以此阿黨取與;貪利之人,將以此收貨聚財;懦弱之人,將以此阿貴事富便辟;伐矜之人,將以此買譽成名。故令一出,示民邪途五衢,而求上之毋危,下之毋亂,不可得也。

菽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飢餓之色,而工以雕文刻鏤相稚也,謂之逆。布帛不足,衣服毋度,民必有凍寒之傷,而女以美衣錦繡綦組相稚也,謂之逆。萬乘藏兵之國,卒不能野戰應敵,社稷必有危亡之患,而士以毋分役相稚也,謂之逆。爵人不論能,祿人不論功,則士無為行制死節,而群臣必通外請謁,取權道,行事便辟,以貴富為榮華以相稚也,謂之逆。

朝有經臣,國有經俗,民有經產。何謂朝之經臣?察身能而受官,不誣於上;謹於法令以治,不阿黨;竭能盡力而不尚得,犯難離患而不辭死;受祿不過其功,服位不侈其能,不以毋實虛受者,朝之經臣也。何謂國之經俗?所好惡不違於上,所貴賤不逆於令;毋上拂之事,毋下比之說,毋侈泰之養,毋逾等之服;謹於鄉里之行,而不逆於本朝之事者,國之經俗也。何謂民之經產?畜長樹藝,務時殖穀,力農墾草,禁止末事者,民之經產也。故曰:朝不貴經臣,則便辟得進,毋功虛取;奸邪得行,毋能上通。國不服經俗,則臣下不順,而上令難行。民不務經產,則倉廩空虛,財用不足。便辟得進,毋功虛取,奸邪得行,毋能上通,則大臣不和。臣下不順,上令難行,則應難不捷。倉廩空虛,財用不足,則國毋以固守。三者見一焉,則敵國制之矣。

故國不虛重,兵不虛勝,民不虛用,令不虛行。凡國之重也,必待兵之勝也,而國乃重。凡兵之勝也,必待民之用也,而兵乃勝;凡民之用也,必待令之行也,而民乃用。凡令之行也,必待近者之勝也,而令乃行。故禁不勝於親貴,罰不行於便辟,法禁不誅於嚴重,而害於疏遠,慶賞不施於卑賤,二三而求令之必行,不可得也。能不通於官受,祿賞不當於功,號令逆於民心,動靜詭於時變,有功不必賞,有罪不必誅,令焉不必行,禁焉不必止,在上位無以使下,而求民之必用,不可得也。將帥不嚴威,民心不專一,陣士不死制,卒士不輕敵,而求兵之必勝,不可得也。內守不能完,外攻不能服,野戰不能制敵,侵伐不能威四鄰,而求國之重,不可得也。德不加於弱小,威不信於強大,征伐不能服天下,而求霸諸侯,不可得也。威有與兩立,兵有與分爭,德不能懷遠國,令不能一諸侯,而求王天下,不可得也。

地大國富,人眾兵強,此霸王之本也,然而與危亡為鄰矣。天道之數,人心之變。天道之數,至則反,盛則衰。人心之變,有餘則驕,驕則緩怠。夫驕者,驕諸侯,驕諸侯者,諸侯失於外;緩怠者,民亂於內。諸侯失於外,民亂於內,天道也。此危亡之時也。若夫地雖大,而不併兼,不攘奪;人雖眾,不緩怠,不傲下;國雖富,不侈泰,不縱慾;兵雖強,不輕侮諸侯,動眾用兵必為天下政理,此正天下之本而霸王之主也。

凡先王治國之器三,攻而毀之者六。明王能勝其攻,故不益於三者,而自有國、正天下。亂王不能勝其攻,故亦不損於三者,而自有天下而亡。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曰: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毋以使下,非斧鉞毋以威眾,非祿賞毋以勸民。六攻之敗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者;雖犯禁,而可以得免者;雖毋功,而可以得富者。凡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威眾;有毋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威眾,祿賞不足以勸民,若此,則民毋為自用。民毋為自用,則戰不勝;戰不勝,而守不固;守不固,則敵國制之矣。然則先王將若之何?曰,不為六者變更於號令,不為六者疑錯於斧鉞,不為六者益損於祿賞。若此,則遠近一心;遠近一心,則眾寡同力;眾寡同力;則戰可以必勝,而守可以必固。非以併兼攘奪也,以為天下政治也,此正天下之道也。

作品譯文

凡屬統治國家的重要手段,沒有比法令更重要的。法令威重則君主尊嚴,君主尊嚴則國家安定;法令沒有力量則君主低賤,君主低賤則國家危險。所以,安國在於尊君,尊君在於行令,行令在於嚴明刑罰。刑罰嚴、法令行,則百官畏法盡職;刑罰不嚴、法令不行,則百官玩忽職守。因此,英明的君主明察治民的根本,根本沒有比法令更要緊的。所以說:刪減法令者,處死;增添法令者,處死;不執行法令者,處死;扣壓法令者,處死;不服從法令者,處死。這五種情況都應是死罪無赦,一切都只看法令行事。所以說:法令有力量,下面就畏懼了。   

君主若昏庸不明,法令雖然由上面制定,而議論其是否可行的權限就落到下面了。凡是能違背君令以自攬權威的,就可以達到為個人而肆意妄為的目的,百官哪有不玩忽職守的呢?況且,法令雖然由上面制定,而議論其是否可行卻取決於下面,這就是君主的權威被下面的人牽制了。權威被下面的人們牽制,而希望君主沒有危險,是辦不到的。法令發出,而扣壓者無罪,這就是讓人不尊敬君主;法令發出,而不執行者無罪,執行的有罪,這就是讓人不聽從君主;法令發出,而論其是否可行之權在百官,這就是君權下分;擅自增刪法令者無罪,這就是讓人們尋找邪路。照此下去,詭詐奸侯的人們將由此勾結營私;善於結黨的人們,將由此黨同伐異;貪利的人們,將由此收賄聚財;懦弱的人們,將由此逢迎富人貴者,並趨奉國君左右的小臣;驕矜自誇的人們,將由此沽名釣譽以成其虛名。所以,法令一出,就給人敞開五條邪路,而想要君主不危亡,臣下不作亂,是辦不到的。   

糧食不足,奢侈品生產不禁止,人們必定要挨餓,而工匠們還以雕木鏤金相誇耀,這就叫作「逆」。布帛不足,衣服卻沒有節制,人民一定要受凍,而女人們還以衣着美麗、錦繡纂組相誇耀,這就叫作「逆」。有萬輛兵車的大國,士卒不能野戰應敵,國家一定有危亡之患,而武士們還以免服兵役相誇耀,這就叫作「逆」。不按才能授官,不按功勞授祿,武士們就不肯執行命令、為國犧牲,而大臣們還一定要交結外國、實行權術、趨奉君側小臣,以升官發財為光榮來互相誇耀,這也叫作「逆」。   

朝廷要有「經臣」,國家要有「經俗」,人民要有「經產」。什麼叫作朝廷的「經臣」呢?按個人能力接受官職,不欺騙君主;嚴肅執行法令治理國家,不袒護私黨;竭盡能力辦事,不追求私利;遇到國家患難,不貪生怕死;受祿不超過自己的功勞,官位不超過自己的才能,不平白領受祿賞的,就是朝廷的經臣。什麼叫作國家的「經俗」呢?人們的喜好和厭惡,不違背君主的標準;重視和輕視的事情,不違背法令的規定;不做與君主意見相反的事,不說偏、袒下級的話,不過奢侈的生活,沒有越級的服用;在鄉里要有謹慎的行為,而不違背本朝政事的,就是國家的經俗。什麼叫作人民的「經產」呢?飼養牲畜,搞好種植,注意農時,增產糧食,努力農事,開墾荒地,而禁止奢侈品的生產,就是人民的經產。所以說,朝廷不重視經臣,則嬖臣得進,無功者空得官祿;奸邪得逞,無能者混入上層。國家不施行經俗,則臣下不順,而君令難以推行。人民不注重經產,則倉凜空虛,財用不足。嬖臣得進,無功者空得官祿,奸邪得逞,無能者混入上層,這就會造成大臣的不和。臣下不順,君令難行,在國家應付危難的時候,就難得取勝。倉凜空虛,財用不足,國家就不能固守。三種情況出現一種,國家就將被敵國控制了。   

所以,國家不是憑空就能強大的,軍隊不是憑空就能打勝仗的,人民不是憑空就能服從使用的,法令不是憑空就能貫徹下去的。凡是國家的強大,一定要依靠軍隊能打勝仗,然後,國家才能強大。凡是軍隊打勝仗,一定要依賴人民服從使用,然後,軍隊才能打勝仗。凡是人民服從使用。一定要法令貫徹下去,然後人民才能服從使用。凡是法令的貫徹,必須使君主所親近的人遵守,然後,法令才能貫徹下去。所以,禁令不能制服親者和貴者,刑罰不肯加於君側的嬖臣,法律禁令不懲罰罪行嚴重者,只加害於疏遠者,慶賞不肯給予出身低賤的人們,這樣,還指望法令一定貫徹下去,是辦不到的。有能力的人不使之進入官府,受祿賞的人不符合本人功績,所發號令違背民心,各項措施不合時代潮流,對有功的不堅決行賞,對有罪的不堅決懲辦,出令不能必行,有禁不能必止,身在上位沒有辦法役使臣下,還指望人民一定服從使用,是辦不到的。將帥沒有治軍的威嚴,民心不能專一於抗戰,臨陣的將士不肯死於軍令,士卒不敢蔑視敵人,還指望軍隊一定能打勝仗,是辦不到的。對內固守不能保持國土完整,對外攻戰不能征服對方,野戰不能克制敵軍,侵伐不能威震四鄰,還指望國家強大,是辦不到的。德惠沒有施加於弱小的國家,威望不能取信於強大的國家,征伐不能制服天下,還指望稱霸諸侯,是辦不到的。論國威,有和自己並立的對象;論軍事,有和自己抗爭的敵軍;德惠不能籠絡遠方的國家,號令不能統一眾多的諸侯,還指望稱王天下,是辦不到的。   

地大國富,人眾兵強,這自然是稱霸、稱王的根本。然而,至此也就與危亡接近了。天道的規律和人心的變化就是這樣的:就天道的規律說,事物發展到盡頭則走向反面,發展到極盛則走向衰落;就人心的變化說,富有了,則產生驕傲,驕傲則鬆懈怠惰。這裡所說的「驕傲」,指的是對各國諸侯的驕傲。對各國諸侯驕傲,在國外就脫離了各諸侯國;而鬆懈怠惰的結果,又將在國內造成人民的叛亂。在國外脫離諸侯,在國內人民叛亂,這正是天道的體現,也正是走到危亡的時刻了。假使國土雖大而不進行兼併與掠奪,人口雖多而不鬆懈、怠情與傲視臣民,國家雖富而不奢侈縱慾,兵力雖強而不輕侮諸侯,即使有軍事行動也都是為伸張天下的正理,這才是匡正天下的根本,而可成為霸、王之業的君主。   

先代君主治國的手段有三個,遇到破壞和毀滅國家的因素則有六個。英明的君主能夠克服其六個破壞因素,所以,治國手段雖然不超過三個,卻能夠保有國家,而匡正天下。昏亂的君主不能克服六個破壞因素,所以,治國手段雖然不少於三個,卻是有了天下而終於滅亡。三種手段是什麼?就是:號令、刑罰、祿賞。六種破壞因素是什麼?就是:親者、貴者、財貨、美色、奸佞之臣和玩好之物。三種手段的用途在哪裡?回答是:沒有號令無法役使臣民,沒有刑罰無法威服群眾,沒有祿賞無法鼓勵人民。六個破壞因素的敗壞作用在哪裡?回答是:雖不聽君令,也可以平安無事;雖觸犯禁律也可以免於刑罰;雖沒有功績也可以撈得財富。凡是國家有不聽君令而照樣平安無事的,號令就不能推動臣民;有觸犯禁律而免於刑罰的,刑罰就不能威服群眾;有無功而撈得財富的,祿賞就不能鼓勵人民。號令不足以推動臣民,刑罰不足以威服群眾,祿賞不足以鼓勵人民,這樣,人民就不肯為君主效力了。人民不肯為君主效力,作戰就不能取勝;作戰不勝,國防就不鞏固;國防不鞏固,敵國就來控制了。那麼,先代君主對此是怎樣處理的呢?回答是:不因為上述六個因素而變更號令,不因為上述六個因素而疑慮或廢置刑罰,不因為上述六個因素而增加或減少祿賞。這樣一來,就可以做到遠近一心了;遠近一心,就可以達到眾寡同力了;眾寡同力,就可以做到作戰必勝、防守必固了。所有這些都不是為侵吞和掠奪別國,而為的是把天下政事治理好,這正是匡正天下的原則。 [1]

作者簡介

管仲(前719一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諡敬,被稱為管子、管夷吾、管敬仲,華夏族,潁上(今安徽省潁上縣)人,周穆王的後代。是中國古代著名的軍事家、政治家、經濟學家、改革家。管仲的著作今稱《管子》,內容涵蓋各種學術,是後世道家、儒家、名家、法家、農家、兵家、陰陽家等等多家學術思想源頭[2]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