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資源
知識資源，是通過智力勞動發現和創造的，進人經濟系統的人類知識。知識經物化可為人類帶來巨大財富，可促進物質生產，從而產生市場價值，也可直接作為精神消費對象。企業的知識資源是指企業擁有的可以反覆利用的，建立在知識和信息技術基礎上的，能給企業帶來財富增長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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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三個方面:(1)企業創造和擁有的無形資產。如企業文化、品牌、信譽、渠道等市場方面的無形資產，專利、版權、技術訣竅、商業秘密等知識產權，技術流程、管理流程、管理模式與方法、信息網絡等組織管理資產。(2)信息資源。通過信息網絡可以收集到的與企業生產經營有關的各種信息。(3)智力資源。企業可以利用的、存在於企業人力資源中的各種知識和創造性地運用知識的能力。[1]
目錄
發展歷程
根據牛津–韋氏大辭典的定義，知識是一種被知道的狀態或事實，是被人類理解、發現或學習的總和，是從經驗而來的加總。托夫勒認為，我們所說的知識是指"被進一步融入一般性的信息"。他將知識的含義拓展為"信息、數據、圖像、想象、態度、價值觀，以及其他社會象徵性產物"。
1996年，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在知識經濟(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報告中，將知識分為四種，即事實知識(Know-what)、原理知識(Know-why)、技能知識(Know-how)和人際知識(Know-who)。其中，前兩種又稱為顯性知識(Codified/Explicit Knowledge)，就是已經過編碼的以一定的形式記錄下來的、可用書面語言、圖表，數字公式等表示的、可以方便進行傳播的知識。後兩種知識稱為隱性知識(Tacit Knowledge)，就是非系統闡述的知識，非結構化、非編碼化的沉默知識，不可言說，這與羅素所謂的"內省的知識"比較接近。
實際上，早在1938年巴納德就注意到了隱性知識的存在，他認為"以心傳心"是一種重要的交流方式。顯性知識只是企業"知識冰山"一角，大部分知識隱藏於人的實踐之中，是隱性知識。從認知的角度看，顯性知識可以通過文件、形象或其他精確的溝通過程來傳授，但隱性知識的獲得卻只能依賴於自身的體驗和體悟，靠直覺力和洞察力。顯性知識和隱性知識之間可以相互轉化，動態循環。
"知識經濟"中所說的知識，是一個廣義的概念，包括人類創造的所有知識。科學技術、管理科學和行為科學知識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具體地講，知識本身具有七個特性，即不可替代性、不可相加性、不可逆性、非磨損性、不可分性、可共享性和無限增值性。知識的特點決定了知識與一般生產要素相比有本質的區別。知識經濟中，知識不是經濟增長的"外生變量"，是經濟增長的內在核心因素。知識成為主要經濟要素，正是由於知識的倍增和知識的價值化過程，使經濟增長方式發生根本變化及企業長期高速增長成為可能。
歷史上，許多哲學家、思想家以及經濟學家，都對知識在推動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給予高度肯定。培根的名言"知識就是力量"影響人類至今;馬克思的"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理論，把科學技術在生產和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托夫勒當年曾講"知識代替資本，知識除了可以代替物質、運輸和能源之外，還可以省時間;知識在理論上取之不盡，是最終的代替品。它已成為產業的最終資源;知識是21世紀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他的預言已經變為現實。據統計，OECD主要成員國的知識經濟，已經超過其國內生產總值的50%。
區別
知識作為企業中的一項重要資源，與一般的自然資源或物質形態的資源有重大區別。其主要區別如下表所示。
第一，作為物質形態的資源永遠具有稀缺性，即便不是絕對稀缺，起碼也是相對稀缺。經濟學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就是以最小的投入得到最大的產出，其緣由在於資源的稀缺性。知識資源具有豐富性，人們的想象力無限、創造力無限，由此創造的知識也是無限的。
第二，物質形態的資源具有強烈的排它性。但知識資源不排它，可以共享。東方人的智慧西方人可以分享，反之亦然。
第三，物質資源在運動、交換、變化的過程中，通常只發生價值形態的轉移，比如，從實物形態變成貨幣形態。知識資源則不然，在運動、交換、變換過程中不僅有價值形態的轉移，更重要的是產生增量，發生價值增值。英國大文豪蕭伯納講過一句話:你有一個蘋果我有一個蘋果，彼此交換後，每個人手上仍然只有一個蘋果。你有一個思想，我有一個思想，彼此交換後每個人都有兩個思想。作為物質形態的蘋果，在交換過程中一個還是一個;而作為知識形態的思想，在交換過程中從"一"增加為"二"。
第四，物質資源的投入產出關係是清晰的、確定的、可以預見的，這種關係是如此之清晰，以至於可以用數學公式來表達。經濟學中著名的科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就是用來刻畫這種投入產出關係的。然而，知識資源投入產出關係不清晰，具有高度的模糊性和不確定性。其情形可能是:投入巨大產出亦巨大，或投入巨大但產出甚微。例子比比皆是。醫藥行業里為研發某一類新藥，往往需要投入上億甚至幾十億美元的資金。如果研發成功，利潤自然可觀，但不成功則血本無歸，而且後一種可能性更大，因為，在研發的過程中充滿了太多的不確定性。毒理實驗、病理實驗、一期臨床、二級臨床……，哪個環節出了紕漏都將導致投資失敗。當然，相反的情形也不乏其例。比如，某些商標的設計很可能是創意者的靈光一現、神來之筆，可以說其投入幾乎為零，然而(其產出)卻價值連城。[2]
第五，物質資源的重置成本或邊際成本很高，差不多和初始成本相當。在某地蓋一棟建築物若需一百萬，在旁邊建造類似的建築物也需一百萬。然而，知識資源的重置成本或邊際成本卻幾乎為零(儘管其初始成本往往很高，比如，為開發某一個軟件或系統其研發費用絕非小數目)，大多數情況下只需"另存為"或"複製"即可。
第六，物質資源隨着使用次數的增加會發生損耗、折舊、效用遞減，直至消耗殆盡、廢棄或自行衰亡，一般不會再生，且在使用過程中或多或少會對自然環境和生態造成傷害甚至破壞。知識資源不會損耗，可以多次使用，重複交易，且知識資源隨使用頻率的增加其效用隨之增加，出現網絡外部性。知識資源不會自行消亡，可以穿越時空，長存永生;在使用時也不會對傷害自然環境和生態。
此外，對物質資源加工後形成的產品，通常只能實現某種功能或效用，具有某種使用價值(Function Value);然而，知識資源則可更多地產生精神價值或觀念價值(Concept Value)，可以為使用者帶來精神的愉悅和心靈的慰藉，可以提升使用者的品位和情趣。
發展戰略
在人類歷史上有很多事實或事件值得關注，其中發生於1956的事實尤其值得一提。在這一年，美國白領階層的人數首次超過藍領階層的人數，這一事實標誌着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知識經濟有多種說法，如"後工業化"、"第三次浪潮"、"科業革命"(相對於農業革命、工業革命而言)、"網絡經濟"、"信息經濟"、"虛擬經濟"、"注意力經濟"、"非摩擦經濟"等，其實都是對同一個對象從不同角度加以解讀的結果。
歷史發展至今，先後走過了農業經濟和工業經濟時代，現已步入知識經濟時代。須知，不同時代的資源形態不一樣，生產要素不一樣，相應的驅動力量也不一樣。長達二三千年的農業經濟是自然經濟、勞動密集型經濟，由體力驅動;近兩三百年的工業經濟是能源經濟、資本密集型經濟，由蒸汽和電氣驅動;而方興未艾的知識經濟是智力經濟、知識密集型經濟，由比特(bit)和數字驅動。
也可以換個說法，以前的農業經濟和工業經濟是"硬驅"，即由有形資源驅動，這裡的有形資源具體表現為土地、水、氣候、森林、石油、煤炭、礦產、生物等自然資源，以及資金、廠房、設備等要素資源。與此相對照的知識經濟是"軟驅"，即由信息、知識、理念、科技、能力、素質、機制、管理、創新等無形資源和人力資源驅動。
德魯克當年在展望未來時就睿智地指出，社會必將向知識社會轉變，"現在真正控制資源的決定性的'生產要素'既不是資本也不是土地或勞動力，而是知識"。雖然知識是人類歷史發展不可缺少的基礎，也是歷史與文化的體現，但是從沒有像現在這樣成為社會運轉的核心，成為一個變化的方向。
知識經濟時代一個最直觀、最基本的特徵，就是知識作為生產要素地位的空前提高。在這個時代，信息技術和各種高技術更新速度日益加快，新發明、新創造日新月異，知識需求成為企業發展乃至社會經濟生活的前提，知識生產本身成為社會經濟生活的中心。隨着全社會越來越知識化、信息化，人們更加關注自然資源利用背後的知識和機器背後的知識，也更加深刻地認識到，正是這些知識導致了企業之間巨大的差異，正是那些曾經被信息交流效率低下所掩蓋的知識本身的稀缺性及生產能力，才是經濟發展的制約瓶頸。
現今，知識已經成為社會變革的軸心，每個人的發展、組織結構和形態的變化、社會生活方式，甚至包括人們的價值觀念，都需要從工業時代物的、機械的方式向有利於知識潛力的開發方式轉變。如果僅僅將知識視為可以營利的另一種資源，就低估了知識的意義。
同樣地，知識必將成為企業的核心，企業要掌握競爭優勢必須先管理好知識，企業的競爭實力主要體現為知識實力。在技術變革、企業變革、社會變革、競爭激烈的時代，成功將屬於那些不斷進行知識創新的企業。因為，本質上企業已成為獲取、吸收、利用、共享、保持、轉移和創造知識的學習性系統，成為知識的"大倉庫"(哈羅德·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1998))。
知識資源是企業最重要的戰略資源，知識是企業競爭優勢的根本。之所以如此，不僅是因為企業內部的知識積累是解釋企業獲得超額收益和競爭活力的關鍵，也不僅僅是企業的知識存量決定了企業配置資源和創新的能力，從而最終在企業產品及市場力量中體現出競爭優勢;
而且，企業作為學習性系統所擁有的知識存量與知識結構，尤其是關於如何協調不同的生產技能和有機結合多種技術流的學識和積累性知識，以及所擁有的難以被競爭對手所模仿的、包括組織資本和社會資本在內的隱性知識，已經成為企業績效與長期競爭優勢最深層的決定性因素。它決定了企業識別、發現、把握、發揮乃至創造未來機會的能力，決定了企業利用、配置、整合、優化、開發與保護資源的能力，從而決定了企業有序、協調、有質量、可持續發展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