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世
用世与行道
人们说起孔子和儒家，最先提到的可能便是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用世精神，但更有“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於我如浮云”和“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里所透露出的怡然自得。这二者间有矛盾冲突吗？
钱穆说“在孔子之意，出仕为政，乃所以行道。其他一切人事亦皆所以行道。家事亦犹国事，果使出仕为政而不获行道，则转不如居家孝友犹得行道之为愈。”“孔子自言，十有五而志于学，即是有志学此道。三十而立，即能立身此道。又言四十而不惑，即是志于此道不复有所惑。世事之是非得失，吾身之出处进退，声名愈闻，则交涉愈广，情况愈复杂，而关系亦愈大，在孔子则是见道愈明，而守道愈笃，故不汲汲于求出仕也。”用世是手段，其最终目的还在于行道。“孔子尝欲居九夷，又曰乘桴浮于海，是孔子非不同情隐者。然世事终须有人担当，不得人人皆隐。”既要担当，但同时“外面现实政治之种种纠纷皆可置为后图，不急考虑，首先当求己心所安。”
孔子所要行之道究竟是什么？为什么最终还落回了自己身上？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尽己之心为忠，推己心以及人为恕。忠恕即己心之德。孔子教导儿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正因为“诗教所重在每一人之内心情感，礼则重在人群相处相接之外在规范。孔子之教，心与事相融，内与外相洽，内心外事合成一体，而人道于此始尽。” 而孔子不言性与天道，也在于“性自天赋，德由己立，苟己德不立，即无以明此性，非己德亦无以行人道。人道不行，斯天道亦无由见。故孔子只言己德与人道，而性与天道则为其弟子所少闻也。”
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仁”是孔子之道的核心，何谓“仁”，两字以蔽之，“爱人”；如何“仁”，四字以蔽之，“推己及人”。（这是我现在不成熟的理解和概括）这里没有任何的清规戒律，也无需什么慧根修行，真是“我欲仁，斯仁至矣”。
“圣人虽高出于人人，然必指示人有一共由之路，使人可以由此路以共达于圣人之境，乃始为圣人之大仁大智。”孔子之伟大，大约正在于指示出了一条人人可以至圣的道路。
引证解释
1、犹历世。
《晏子春秋·杂下二八》：“自吾先君定公至今，用世多矣， 齐大夫未有老辞邑者。”
2、见用于世，为世所用。
唐 戴叔伦 《寄孟郊》诗：“用世空悲闻道浅，入山偏喜识僧多。”
宋 苏轼 《篆般若心经赞》：“草隶用世今千载，少而习之手所安。”
明刘元卿《贤奕编·官政》：“亦使士大夫识得行记己用世规模，须在推诚布公，集谋广益。”
清魏源《默觚上·学篇十二》：“使孟子而用世，必用杨墨，不用仪秦也。”
儒家用世思想
积极用世 儒家讲的“用世”，是指“修齐治平”，就是说你对这个世界要有所担当，“修齐治平”是儒家思想和精神的别称。积极用世是一种对人生对社会的态度。它是积极的，主动的，对工作，对生活不说永远充满激情，至少是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完成。尽力而为。人的一生，凡事只要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这就是最高的境界了。人的能力确实有大有小，尽力，只要尽了力，你就可以无怨无悔，没有遗憾了。
用世和出世 用世和出世，是古代士人对待现实社会的两种不同的态度。
春秋末期，社会动乱，旧秩序破坏了，新秩序还没有建立，许多士人的理想破灭，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厌弃上层社会的黑暗和腐败，无力改变现实，又不肯同流合污，采取洁身自好的态度，隐逸山林，或陷于田间自耕而食。这些人被称为隐士。他们和佛教传入中国后的和尚“出家”不同，他们有家庭，有妻子亲情，可以吃肉喝酒，只是避开政治和世俗名利纷争，所以称之为“出世”。还有一些人，积极地踏入社会，面对现实，或者从其中牟取个人的名利、富贵，或者希望能出来治理国家，改造社会。对这些人，我们称之为“入世”。入世者又各有不同。孔子是“入世”的，他属于以自己的知识和才能来治理国家、造福社会的那一类人。对这一类人，称之为“用世”。
孔子说明了出世和用世的根本区别：出世者只为个人着想，用世者则是履行应该担负的社会责任。
孔子“用世” 孔子是积极“入世”的，他有自己的社会理想和治国方略，一生都在期望并争取用世。
《论语》中有这样的记述：“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路》第十章）（译文）孔子说：假如有人用我来治理国家，到一年头上就差不多了，三年可以有成效。
在孔子时代，没有民主选举，也没有革命运动，要从政，必须由国君任用。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尤其是对政策法令进行重大的改革，没有相应的政权力量，是根本无法启动的。因此，孔子周游列国，游说诸侯，期望有人任用他来治理国家，实现他的用世理想。
尽管孔子积极争取能够“用世”，现实并不给他机会。他周游列国十四年，即使那些召请他乃至热情接待他的国君、重臣，也没有人真正接纳他的治国方案，不让他治理国家。
在政治清明的时代，为国家服务，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来“用世”，施展治国平天下的抱负。而在政治昏暗之时，却要明哲保身，安贫乐道。所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是不在政治昏暗时做官而同流合污，既保持自身清白的名节，又避免不必要的牺牲。他赞扬卫国大夫宁武子的“智”和“愚”，“愚”就是郑板桥所说的“难得糊涂”：“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这样的“愚”，是装糊涂，在大的方面说，就是“韬晦”。
“明哲保身”并不是“出世”，它的前提是坚持信仰，保全志节，在任何情况下不做坏事，不同流合污，其目的不是苟全性命，颐养天年，而是留有用之身，做有用之事，继续充实自己以待来日。孔子晚年所做的就是这样，他从事教学和整理文献，为社会培育人才，传承民族优秀文化，也传播自己的思想学说，目的仍是改造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