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除精神污染

清除精神污染是中国共产党的保守派人士在1983年发起的政治运动，主要针对文艺界、思想界。目的是抵制下列行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找到异化现象、倡导人道主义、接受非马克思经济理论、提倡艺术美学的自由主义倾向。“清除精神污染”是社会主义异化论风波的发展和深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后出现分化的政治思想及文化各派别的紧张关系。简称“清污”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的政治活动，着重在相关政治理论等作品是否能送审通过的言论审查上；而处理“什么该清、什么不该清”的政治过程，后来也影响到中国共产党内部各派别的争论，和对胡耀邦处理手法的评价。

背景与时代意义：文革后的思想解放及限制

清除精神污染标志的是文化大革命后在共产党内部的短暂的思想及意见自由解放后再次受到言论检查的内部处理，后在也影响了在1989年六四运动中对言论自由的要求，其中六四运动学生的诉求就包括要批判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1]，并让中国公民能够享有出版非官方媒体的自由并中止对媒体的言论检查。

思想解放

文化大革命后，中国大陆社会出现了一段思想解放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要求 “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政治、经济指导思想上的松动带来了文艺、新闻、理论界的相对自由。对文革的反思（“伤痕文学”）与对自由的宣扬成为了一种社会思潮。

文艺界

当时流行的“伤痕文学”意为批判过去极左路线给人们心灵、家庭、社会所造成的伤痕。《苦恋》是伤痕文学中高层次的代表作，是军人作家白桦写的一个电影剧本，发表在 1979年9月出版的文学刊物《十月》上，后翻拍为电影。主人公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备受折磨。他女儿在逃亡国外前曾反问父亲：“您爱这个国家，苦苦恋着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主人公无法回答，以“一个硕大无比的问号”为剧终。

新闻界

此时的人民日报是以胡绩伟为社长的中共改革派的阵地。胡绩伟从1979年开始，他就党报应该坚持“党性”还是“人民性”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看法，认为“人民性高于党性”、“党性来源于人民性”、“没有人民性，就没有党性”。

1980年8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作者名为“汝信”的文章《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对人道主义的再认识》，对所谓的“人道主义”给予肯定^[2]。这篇影响力较大的文章发表后，人道主义成为了一个学界经常讨论的话题。

理论界

以光明日报1980年10月连续三天登载的若干政治改革文章为例，知识分子开始可以发表敏感尖锐的政治改革建议。如严家其《改革政治制度，需要研究政体问题》，吴明瑜《研究世界政治是改革的需要》，鲍彤《对官僚主义的认识不能停留在过去的水平上》。

有限度的思想解放

尽管解放思想成为改革方向，但是解放程度依旧是在控制之下。如在1979年理论务虚会上的过激言词，西单墙引发的群众情愿后，邓小平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长篇讲话，同时逮捕异见人士魏京生。在波兰事件后，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接受了“缓改革”的建议。在经济改革中，坚持计划经济，坚持“指令性计划”，一些坚持“商品经济”看法的经济学家受到批评，同时加强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突出的事例是对《苦恋》的批判和对青年诗人叶文福的批评。1981年1月23日，胡乔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讲活中开始批评胡绩伟的“党性和人民性”的言论，成为了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前奏。当时高压环境下，流行歌曲也被成为“靡靡之音”的“黄色歌曲”。1982年，人民音乐出版社还专门出版了一本名为《怎样鉴别黄色歌曲》的小册子。

清除精神污染的活动主要是以审查制度的批评及执行为主，主张取消审查制度的被视为是鼓励不当的精神污染，而清除所谓精神污染的作法都是以内容审查后不予发表或演出的方式进行。在稿件是否能删改通过审查发表于内刊，成为清除精神污染的主要工作。

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