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机

汪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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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汪机，字省之，明代徽州祁门（今安徽省祁门县）人，明代杰出医学家，“新安医学”奠基人之一。生于明天顺七年（1463年），卒于明嘉靖十八年（1539年），享年76岁。汪氏居住祁门县城内之石山坞（又称南山朴墅），因而号“石山居十”，世称汪石山。

人物生平

　　汪石山出身于儒医世家，其父汪渭、叔伯汪宦、汪宇习儒而汪宦为名医。这样的家庭出身对汪石山的一生产生深远影响。他在《自赞》中称其一生“心存仁术，主好儒书，颠已垂白，手不停披。平居不敢干名而犯义，交际不敢口是而心违。事求免于流俗，礼求合于先儒。宁为礼屈，勿为势拘”，是其一生行医处世的思想基础，充分地反映了石山的思想主流以儒家思想为主导。
　　石山在明代中期政治环境非常恶浊的形势下，独能清廉自守，以百姓之心为心，以庶民之瘼为瘼，不攀缘权贵，不求闻达诸侯，充分体现了其高风亮节的人格。
　　汪石山弃儒从医，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与他积极用世，厌恶明代中期生员的丑恶行径有密切关系。
　　石山精《内经》、《本草》、《伤寒》、《脉经》、运气学说及临床各科，如针灸、按摩、推拿及外科等，几乎是全科医生。石山对朱震亨的医学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他的宝贵的医学思想及精妙医术是中医界的宝贵精神财富。

学术主张

　　营卫论
　　汪机的《营卫论》是针对当时滥用滋阴的风气进行纠偏，并提出甘温补气助阳的治疗主张。为了避免与滋阴派正面冲突，汪机把朱丹溪的滋阴说引向了补营说。他提出 “营卫一气”论，把“补营”巧妙地转成了补气。他说：“是知人参、黄芪补气，亦补营之气；补营之气，即补营也；补营即补阴也。”这样，他就可以用营气说来贯穿朱丹溪的滋阴观和李东垣的补气观。其进一步发挥：“古人于阴字下加一气字，可见阳固此气，阴亦此气也，故曰“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同一气也。”至此，阴、阳、营、卫、气、血归根结蒂都成了一个气字，补气也就成了最基本的原则。可见，汪机的营卫论，关键是对营气的阐述，更明确地说是“营气论”。这是汪机补气培元思想的立论基础。
　　参芪说
　　汪机力倡补气，与他临床搜用人参、黄芪有密切关系。汪机对参、芪的运用有独到的见解和体会，其用参、芪不仅是为了一般地补气，同样也考虑到补阴血的方面。重视参、芪补阴血的意义，是汪机用参、芪的一大特色，可启发人们更全面地理解补阳补气与补阴补血之间的辩证关系。对于应用参、芪可能出现的偏颇，汪氏善以灵活的配伍变化来制约。
　　诊脉
　　方面，江机在《外科理例》《针灸问对》中批评了某些外科医生、针灸医生，不重视脉诊，单凭疮之外形而论治、但问何病便针何穴的片面性。指出脉象是“气血之征兆”，“今之疡医多不诊脉，惟视疮形以施治法，盖疮有表里虚实之殊，兼有风寒暑湿之变，自非脉以别之，安得而察识乎？”
　　运气学
　　汪机主张“随机达变，因时识宜”，《运气易览》认为古人论述运气，其意是使人有所谨避而不致为其所中；纵使或被所中，亦使人知致病之因，不至于乱投药剂。指出运气可知而不必完全遵循，“百里之内，晴雨不同，千里之邦，寒暖各异”，“乌可皆以运气相比例哉！”
　　温病
　　汪机将温病分作伏气温病、新感温病、新感引动伏邪三类，明确指出:“有不因冬伤于寒而病温者，此特春温之气，可名曰春温，如冬之伤寒，秋之伤湿，夏之伤暑相同，此新感之温病也。”这一见解对后世温病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针灸
　　汪机继承了朱丹溪“针法浑是泻而无补”的说法，主张疾病初起，元气未伤而邪气轻浅时，可用针刺除之；若病邪较甚，元气已伤者，则决非针所能治。
　　汪机较多地引述了灸法在外科的应用，亦本于丹溪治外科病“用火以畅达拔引郁毒”的主张。汪机反对用灸法保健防病，认为“无病而灸，何益于事？”受灸处“肌肉为之坚硬”，“血气到此则涩滞不能行矣。”观点虽偏，但他观察到“一医为针临泣，将欲接气过其病所，才至灸瘫，止而不行”的现象，与现代经络研究发现的循经现象的可阻滞性一致，值得注意。
　　对针刺手法，汪机认为不能拘泥成规，并对《针灸甲乙经》等诸家针书所载“某穴针几分，留几呼，灸几壮”等定法提出了批评意见，主张针刺深浅应遵照《内经》病有浮沉，刺有浅深”的原则，“视病之浮沉而为刺之浅深，岂以定穴分寸为拘哉！”对留呼之说更是批驳道:“若依留呼之说，气至则可，气若不至，亦依呼数而去针，徒使破皮损肉，有何益于病哉!”对一般针灸书上常讲的某穴主某病，汪机亦持批评态度，他主张“治病无定穴”，需“审经与络，分血与气，病随经所在，穴随经而取”。对子午流注拘于日时开阖和专用八脉交会穴的针法也提出了质疑。

临床思维

　　补气培元、扶正固本是汪机主要的临床思维。汪机主张扶正防邪，先固根柢。怎样扶正固本？汪机在《营卫论》中强调的是补营气，而他所谓的营气已兼气血阴阳，也就是人身的元气。补营气的主要药物是人参、黄芪，因而，他的补营实质上是“补气培元”。
　　汪机又根据营气由脾胃水谷之气所化生，发挥李东垣的脾胃学说，强调了营气与脾胃的关系，他认为“诸病亦多生脾胃”，而参、芪为“补脾胃之圣药”。这样，他说的营气，又接近于李杲所讲的脾胃元气。虽然汪机力避温补之说，但他培元固本偏重温补阳气的实质显而易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