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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劍釗
詩人、翻譯家、評論家
出生 1963年10月
國籍 中國
知名作品 《希望在絕望深處迸發》
《阿赫瑪托娃傳》
《詩歌的烏鴉時代》


汪劍釗,詩人、翻譯家、評論家。[1]

1963年10月出生於浙江省湖州市。

夫人關雎

北京外國語大學外國文學研究所教授,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博士生導師,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先後就讀於杭州大學(今浙江大學)外語系俄羅斯語言文學專業(1985年獲學士學位)

杭州大學中文系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1988年獲外國詩歌史研究方向碩士學位)和武漢大學中文系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1994年獲中國新詩史研究方向博士學位)。[2]


目錄

出版著作

譯著

主編和編著

人物評價

同時作為翻譯家和詩人,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汪劍釗承認,翻譯對自己的文學創作有很大的影響——它既是正面的,同樣也是負面的,在給他帶來世界一流詩人的養料後,卻對他自己的創作立了一堵牆[6]

俄語專業畢業的汪劍釗如今在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比較文學,自稱曾經是西化主義者的他,如今會在課上給學生講唐詩宋詞。「我覺得應該是中西文化融合,可能這是未來的一個趨勢。」他說:「我覺得一個教授外國文學的人,如果對自己的文化缺乏理解的話,那是失職的,或者是不夠的。」

他也在踐行這個觀點。在國際詩酒文化大會·草堂國際詩會上發表演講時,他把寫作比喻成一棵樹,根需要向下深扎,同樣也要向天空伸展,「根就是對我們自己文化的觀照,對自己文化的吸收。」,「這種擴展我們可以看作是對其他文化的吸收。」

人物採訪

記者:有人認為詩歌是不能翻譯的,也有一種說法認為翻譯是對詩歌的一種再創造,你作為翻譯家是如何看待詩歌翻譯的?[7]

汪劍釗:這個話題確實經常被討論。詩歌不可譯,最早是弗羅斯特說過的,他的意思是「詩,就是在翻譯中失去的東西」。他的說法也證明了詩歌翻譯的難度。我倒覺得詩歌實際上還是可譯的,為什麼可譯?首先從實例來說,比如我們今天讀到荷馬史詩《神曲》,《聖經》等作品,世界上大部分人讀到的恐怕都不是原文,我們很多人都是通過英譯,中譯,或者其他的譯文讀到的它們從原語言被翻譯後,也沒有因此使它的偉大就變得消失了。從這個實踐的例子來講,詩歌還是可譯的。

人們為什麼會認為詩歌是不可譯的?在我看來有很重要的原因是人們通常會認為有一等一的翻譯,就是一等一的交換或者兌現,這是不可能的。因為語言本身是有差異的,像英文譯成中文,或者俄文譯成中文,或者中文譯成其他語言,都不太可能百分之百移植過去。

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說譯詩是一場冒險的戀愛。一篇原文放就像一個美麗的姑娘待字閨中,譯者就像是一個追求的小伙子,你要想追上這個姑娘,那你要拿出配的上她的才能。這就像翻譯時,我的目標語和目的語都要有很高的修養,比如把俄文翻譯成中文的話,中文跟俄文都要達到很高的修養,才可能真正把它譯好,也就是進行一場有效的戀愛。

但是戀愛有時候可能會失敗,翻譯中間也有失敗。我自己就有,比如翻譯一首100行的詩,我譯到60行的時候,我就發現我譯不下去了,中間有一些地方我就卡住了,就沒法處理了,這個就像一場戀愛最終就沒有接軌一樣。但是也有一些比較好的翻譯,它像兩人情投意合,最後走進了婚姻的殿堂,之後就有了一個孩子。譯成的作品就像一場愛情婚姻的結果。這個孩子帶有父親、母親的遺傳密碼,但是他肯定既不是他的父親,也不是他的母親。譯詩更多的是原文跟譯文結合的一個孩子,它有很多密碼,但是中間不是完全等同的,這是我對翻譯的一個理解。

記者:可不可以這樣理解,你剛才說的就是翻譯的過程是譯者走進詩原作者內心世界的過程?

汪劍釗:當然,那是必須的。你要是譯一首詩,不僅是字面上意義的傳導,詩歌它的魅力在於它本身,它有多重答案,不是只有一個標準答案,作為一個譯者,越多捕捉到潛在的意義,你就越能更好的體現,這其中就包括字面背後的內心世界,它的靈魂世界。我再用愛情做比喻,你譯首詩要像一場戀愛,全身心的投入,才能把一首詩譯好。有時候我們也會發現有的人可能語言很好,但他就譯不了詩,主要原因就是他走不進詩人的內在世界,只停留在表面,沒有進入到內心深處。

記者:跟詩作本身語言難度也有關係嗎?

汪劍釗:有,有的時候有語言的難度,但更多的我覺得還是文化上的原因。文化層面上的理解,每個詩人寫作都有一些不同於別人的語言,都有他自己的詞彙表。你要譯詩的話,必須基本掌握他的詞彙表,才能夠進行翻譯。

記者:像中文,特別是古典漢語,是公認的很難的語言,像這種語言難度會不會影響中國古典詩詞在國外的流傳呢?

汪劍釗:當然。我看到的很多中文詩歌翻譯成外文,我感覺差點意思,當然也有一部分比較好的,我覺得很多是譯者本身修養很高,不僅是在文字上的理解力,還有他的詩歌感覺。詩歌感覺是很重要的,因為一個沒有詩歌感覺的人去譯詩,是很危險的,他很容易把詩歌譯成散文。

記者:因為歷史原因,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中國對於外國詩歌的引進是缺課的,目前這段時間算是補課過程嗎?

汪劍釗:我覺得基本上補課過程應該是完成了。我們曾經有一段時間是,跟當時的國情有關係,幾乎到了閉關鎖國的程度,比方說很多優秀的外國文學詩沒有譯成中文。我們可能讀到很多作品,不是因為它的藝術層面吸引我們,而是它的政治意義,或者意識形態方面的東西可能會更多一些。實際上導致有一段時間,有很多優秀作品都沒傳遞進來。

80年代以後,隨着國家政治越來越清明,這個狀況是改變了。現在基本上各個國家好作品,大部分也都譯過來,當然空白可能很多,這個是永遠存在的。而且如果說需要補課的話,在我看來可能西方國家該補的課可能更多,因為他們對我們中國文化的引進可能還不如我們中國(引進他們的文化)。

記者:你覺得現在中國詩人的世界詩壇地位是怎麼樣的?會不會因為語言的原因影響了中國的現代詩歌在世界的流傳呢

汪劍釗:肯定有。中文是一個世界公認的非常難的語言,現代詩歌譯成外文的話難度很大。但是另外一方面,中國詩人在世界上的地位可能還不是那麼高的話,當然有我們詩人本身的原因,我們的寫作還沒有偉大。我覺得中國一流詩人也不少,但是偉大詩人可能目前還沒有出現,還有提升的空間。一流詩人很多,但是偉大的詩人才可能讓所有國家把你作為源頭詩人來學習。還有一個很重要原因,跟經濟有一定的關係。比方說美國,美國作家他們在世界上的受歡迎程度,有他們藝術上的成就,跟經濟的強盛是有很大關係的。比方說像我們平常不怎麼看重的越南,或者說其他的一些小語種的國家,也許他們也有很偉大的文學,但是由於他們國力的原因,還沒有被人家認識到。

記者:經濟是如何決定文學的傳播呢? 汪劍釗:一般來說一部小說,標註是一個美國作家,跟標註是一個俄國作家或者是一個越南作家,銷量是不一樣的,儘管可能是同一部作品。就像可能一雙皮鞋,貼的標籤是意大利造的和溫州造的,售價是不一樣的。因為現在這個時代,如果放在流通角度來說,文學實際上具有一定的商品性質,儘管文學本身不是商品,但是作為一本書來說的話,出版社把它當商品看的。

記者:你當初做翻譯工作是一個無心插柳的過程,做翻譯對你的文學創作原創有什麼幫助嗎?

汪劍釗:有影響,這個影響是兩方面的。因為我原本並不是想做翻譯的,我上大學的時候,夢想就是成為一個詩人,而不是一個翻譯家。但是我上大學的時候,能夠借鑑的中譯文作品很少,因為以前沒怎麼翻譯過的,我去閱讀外國優秀作品,很多必須要閱讀原文,在這過程中我就做了一些翻譯的嘗試。一方面讓我加深對原文的理解,另外一方面促進我外語的學習。

翻譯對我肯定是有正面的作用,讓我開闊了眼界,讓我接觸到了很多世界一流的詩人,比如像我翻譯的俄羅斯詩人阿赫瑪托娃、茨維塔耶娃、曼捷斯塔姆,他們是在我剛剛定義的「偉大詩人」那個行列的。翻譯他們作品,無疑對我的寫作是有啟示的,他們在我面前樹起一個標杆,我知道應該向哪個方向努力。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有負作用,因為這些作家太偉大,有時候會對我的寫作信心造成一定的打擊。我想人家都寫那麼好了,我還能怎麼寫呢?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方面是,翻譯占用了我很多時間,精力,甚至有的時候我的創造力也在翻譯上消耗掉了。因為有的很好的詞彙,也許我放在創作上也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但是由於我在翻譯上用過了,我就不能再用到我自己的原創上了。

記者:剛剛提到的俄羅斯文學巨匠,他們寫作方式和思維方式會影響你嗎?

汪劍釗:那是毫無疑問的。

記者:會改變你原本的一些東西嗎?

汪劍釗:那肯定是。我是土生土長的中國人,說漢語,漢語文化和思維肯定是對我有影響的。我自己最早是受古典詩詞的影響。因為你是中國人,即便你沒有讀過唐詩宋詞,但唐詩宋詞作為文化血液裡面一部分,已經在你的脈管裡面流淌了。但是俄語,它相對漢語來說有它的複雜性。漢語有漢語的複雜,俄語有俄語的複雜,比方說變格、變位、從句等等。所以有的時候在我的寫作中會出現別人看來可能歐派的句式,這樣句式我覺得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是對現代漢語的一個豐富。

記者:中國文學傳統的抒情文化,比如鄉愁,是中國文學的範疇裡面比較獨特的,它們會不會因為你在不停的接觸其他國家的文學作品,隨後慢慢消失?

汪劍釗:那不會,鄉愁在中國是一個重要的主題,在全世界都是一個重要的主題,這個詞在歐洲語言裡發音都差不多。但是各個國家對鄉愁的反映方式是不一樣的,有的可能會更直白一些,有的更隱諱一些,有一些更傾向於用說明性的文字來表達,直抒胸臆,但有的可能必須委婉。相對來說中國文化可能會更含蓄一些,西方的可能會更直接一些。骨子裡我是內向和含蓄,但有的時候不乏會有很外向的,甚至會表現很尖銳,我想可能也是跟受到西方文化一定的影響有關係。

記者:你沒想過找出幾個話題來整理一下,同一個話題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表現形式是怎麼樣的?

汪劍釗:沒有。對文化的理解,肯定是我有我自己的思考,而且我個人是傾向於打通各種文化的隔閡的。我剛才在會上發言的時候提到過一個觀點,我從寫作角度來說的。我把寫作比喻成一棵樹,它的生長必須要有它的根,沒有根這棵樹是活不了的,而且這個根必須扎的越深越好,只有根扎的深,向上生長的枝葉會越繁茂。這個根就是對我們自己文化的觀照,對自己文化的吸收,包括對文化傳統的理解,對自己國家民眾的理解,對文化形態,包括生活方式等等的理解。另外一方面一棵樹不能僅僅停留在根上,必須要向上發展,向天空伸展,人寫作也必須要向上,或者向自己的周邊擴展。這種擴展我們可以看作是對其他文化的吸收,你吸收越多,你肯定會發展的越好。當然這種吸收是必須消化的,而不是吞進去,囫圇吞棗式的。你把牛排吃下去,不是作為牛排吐出來,而是要化成你自己身上的能量來發揮出來。

記者:你也很熟悉的俄羅斯女詩人茨維塔耶娃,她沒有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你覺得這是一個遺憾嗎?

汪劍釗:那當然,而且這個遺憾還不是我給她定義,實際上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委會主席埃斯普馬克就說過。埃斯普馬克認為,茨維塔耶娃沒有能夠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是她的遺憾,但更是評獎委員會的遺憾,可見她的重要性。

而且茨維塔耶娃這個詩人,她是一個為世界詩歌,為世界文化有獨特貢獻的詩人,包括她對時代的感知,她對一個分裂的時代,用分裂的方式表達。她特別喜歡用破折號,斷行。她經常用非常激烈的語詞,甚至我們能在一個女詩人的詩歌聲音中聽到一種男性的聲音,這個是她的創造性的東西。

還有她對俄羅斯文化的繼承,包括對德語文化的學習,特別是對里爾克的學習,當然她和里爾克實際上是相互學習,里爾克也從她那邊學東西,里爾克還曾經翻譯過她的詩歌。她是自己在學習以後創造的,從這個角度來說的話,茨維塔耶娃她作為一個偉大詩人是毫無疑問的。既然她的地位是得到公認的,尤其現在隨着時間的流逝,人們越來越認識到她的重要性,她沒有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當然是遺憾。

她沒獲獎跟評獎委員會或多或少的偏見有關係,另外一方面我覺得還是跟她去世比較早有關係。她去世的時候才40多歲,詩歌的名聲還沒有傳播的那麼廣,很多作品在其他國家的傳播還不夠。她還沒有得到她應有的榮譽的時候,就離開了這個世界,而諾貝爾文學獎又恰恰是要評比活着的詩人作家的,這樣就使得最後既是她的遺憾,也是評獎委員會的遺憾了。

記者:你覺得這樣的情況會發生在中國作家身上嗎?

汪劍釗:我想應該有吧,比方說人們經常提起的沈從文老舍魯迅這樣的作家,其實也是沒有被諾貝爾文學獎委員會在他們在世的時候確認。回過頭來說,還跟中文翻譯難度有關係。

記者:這是你說的「漢語被囚禁」嗎?

汪劍釗:漢語被囚禁這是一方面,因為漢語相對來說有它的獨立性,這種囚禁既有自我囚禁,也有其他語言對它的圍剿和封鎖,就像我們看到自然中樹跟草之間的競爭一樣,草占領的地方越多,可能樹的生長空間就受到壓縮。漢語有很多功能,比方說象形、會意、形聲等等,這些在拼音文字裡面是很難得到體現,漢語的魅力在轉換中間可能就失去了,翻譯還是多少有一點遺憾。

記者:你覺得你曾經廣泛涉獵俄語的詩歌,俄國思想史,還有英美的詩歌,還有非洲的詩歌,還有中國的新詩史。你還教授俄語詩歌和中國古典詩歌。

汪劍釗:我本科是學俄語的,碩士是在中文系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博士念的是中國現當代文學,我在學外語時對西方的文化了解可能相對多一些。我在學習西方文化以後,又回過頭來觀照本國的文化傳統。有一段時間我可能也極端,認為我基本可以算是一個西化主義者,但是現在我不是了。我覺得應該是中西文化融合,可能這是未來的一個趨勢。這也是我為什麼會在現在講課的時候會回到中國古典詩歌上,因為我覺得一個教授外國文學的人,如果對自己的文化缺乏理解的話,那是失職的,或者是不夠的。

我在北外教書,我覺得很多學生外語很好,對西方文化了解的也很多,但是對自己本民族的文化了解是不足的。這樣我就希望我的學生能夠更多了解中國的文化,中國的詩歌。教授中國古典詩歌,最大的受益者不是我的學生,是我自己。為什麼?我為了要把這門課講好的話,就必須要付出很多努力,比學生先走一步,先去了解,把我認為好的東西通過我的理解,再轉達給我的學生,推薦他們去學,推薦他們去讀。

記者:現在做你學生的年輕人,跟你當年已經不同,他們現在有很多網絡閱讀,快餐化,碎片化的閱讀,你覺得這種閱讀方式的轉變,對年輕人的成長帶來什麼影響呢?

汪劍釗:影響是肯定的,但我倒也不像有的人看來好像完全是負面的,我的博士生跟我自己讀博士的時候,肯定是生活節奏,興奮點是不一樣的。我讀博士的時候沒有網絡,寫博士論文還用的是手寫稿,現在網絡很發達,我的學生查資料也非常容易。我寫博士論文的時候,必須到北京圖書館,到北大圖書館去手抄的。另外平常我們生活相對比較單調,沒有那麼多誘惑,現在學生受到的誘惑比我們多得多。

記者:不會那麼專注了。

汪劍釗:對,不會那麼專注,但是好處就是,他們的信息量很大,他們思維也很活躍。作為一個老師,我就會注意到這些特點,怎麼樣幫助利用他們現有的優勢,克服他們存在的短板。

記者:你認為酒神精神在西方文學裡占了什麼樣的位置呢?


汪劍釗:酒神精神在西方可以說是一個壓倒性的文化了。尼采專門對酒神和日神做過比較,他認為日神精神是理性的,酒神精神是非理性的,它的能量可能更大。酒的存在,刺激人擺脫很多理性的束縛,對既有條條框框的衝擊。另外一個,我覺得酒這個東西也很有意思,恰好跟詩歌非常相似的。因為酒需要一個釀造過程,詩歌也需要一個醞釀過程。沒有醞釀,一首好詩是不可能出來。從你有靈感到一首詩的完成,跟從糧食和水放在一起釀造成酒,都需要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如果你做的越精細,你的產品也越好。好酒需要更多的投入,好詩也需要我們更多對語言的打磨。

記者:東西方都有幾千年的釀酒史,為什麼東方沒有酒神精神呢?

汪劍釗:如果挖掘酒神精神,東方其實也有,我們中國人喝醉酒一樣。

記者:沒有一個明確的神。

汪劍釗:我們沒有明確的神。中國可能更多的是泛神,今天相信灶王爺,明天就相信觀音菩薩,不是完全沒有神,也有信仰。西方從最早的多神教,到後來大部分西方文化就發展成了一神教。在這方面,我倒並不認為中國文化就一定不如他們,因為酒神精神恰好是在一神教之前出現的,也就是說,我們非理性的東西恰恰是在西方文化完成封閉圈之前產生的。我們每次跟老外見面的時候,我倒是建議他們不妨多向我們中國文化學習學習,而且我覺得如果一個西方的詩人,對東方文化了解不足的話,他也是缺了一條腿。


視頻


參考資料

  1. 汪劍釗的博客 新浪博客
  2. 「新詩百年:精神與建設的向度」主題論壇 杭州胡人的博客
  3. 【莫干山國際詩歌節特輯之四】汪劍釗:月光下的烏鴉 詩歌與自由,發布時間;2017-10-12 17:38
  4. 汪劍釗 的作品(31) 豆瓣讀書
  5. 汪劍釗豆瓣讀書
  6. 汪劍釗:詩歌就是那經受了翻譯考驗的東西 鳳凰文化,發布時間;2017年08月29日 11:05:16
  7. 汪劍釗:為什麼中文詩歌翻譯成外文總是差點意思? 鳳凰網文化,發布時間;2017年08月30日 17:5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