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平凡人生(仰忠)
作品欣赏
母亲的平凡人生
我母亲邵金莲,生于1928年2月2日, 农历正月十一。我外公邵樟元,浙江省武义县白洋街道(邵宅)下邵村人,系邵氏宗族第五房,务农为生。外婆徐桂英,娘家在白溪东村。
外婆生有二女三子,长女金莲,幼年曾被裹小脚,但遭其反抗未裹成,少年时住县城小姨家念完小学,跟小姨夫学过刻字。长子寿洪,后入赘上邵村姓邵人家为上门女婿,曾在金华地区机床厂(武义)工作,后下放回村,晚年享受下放职工统筹生活费。次子锡桃,幼年被送给县城其小姨夫陆樟森为养子, 解放后陆锡桃曾在金华电厂、金华食品厂工作过,后辞职回熟溪村务农,八十年代后期落实政策享受退养职工待遇。次女金花和小儿子寿德,因家贫没读过一天书,后均在南湖农场工作直至退休,其中金花被下放农村(下邵)十多年,八十年代复职。
下邵村位于武义县城东北部,距县城十华里,东与白阳山相依,南临武义江,西与后陈村接壤,北与石甲洞为邻。旧时全村有粮田千余亩,是浙中地区的鱼米之乡。
外公家境贫寒,全家居住的老屋,座落在下邵村岩塘巷骑路楼的小路边,与胡土寅、邵子银户相邻,更巧的是北靠卢保和(我岳父卢连达的爷爷家)隔墙为邻。一家人睡觉、锅灶饭桌、吃喝拉撒全挤在这两间(其中一间有楼板)约60多个平方的房屋内解决。
外公兄弟四个,大弟弟森林,早年迁居后陈湖头务农(终生未婚)。二弟森宝,我母亲叫他为“三叔”,务农为生,生育一儿一女,即女儿邵月松,儿子邵子华,解放前夕森宝病故,其妻改嫁同村邵有洪家,生育二子,取名邵子富、邵子广。小弟森好,也是务农为业,娶下厅前村翠花为妻,因未能生育,收养外村幼童德刚为养子。
外公绰号“樟元客”,脾气内向,但有时也会偶尔发火,一次外公火气上来,一怒之下竟用菜刀割下活牛的一只耳朵。平时见五六岁的小儿子寿德不听话,外公会拿刀吓唬说要割他的耳朵,吓得小儿子浑身发抖。
外公爱用长烟杆吸烟。有一次,他叫长女金莲去买酱油,我母亲顶嘴一句:“你自己不会去买啊”,岂料外公一怒竟随手用长烟杆敲了过去,正敲中我母亲的头顶,顿时我母头上被敲出一处伤口鲜血直流。
相传1926年8月,外公参加邵宅乡农民协会,之后也参加“长矛”即邵李清指挥的红军游击队,后被“政府”教育遣散回家。
由于外公外婆身体不好,子女负担畸重,便将次子锡桃过继给县城刻字店的小姨夫(外婆的妹夫)陆樟森当养子。我母亲也被小姨徐桂香接到县城就读于熟溪小学,长住小姨家,她还跟姨夫学过刻字,曾改名陆金莲,后又改回姓邵。
当时的熟溪小学位于县城东门脚,原人民医院附近。母亲在这所小学念书,曾因日军入侵武义时停学近一年。据母亲的同学九十多岁的王月秋老人回忆,她告诉我说:“你母亲身材长,跑步快。小学运动会跑步项目上常得第一名。她还爱打抱不平,我们受到别人欺侮时,她会来保护我们。后来小学毕业后,你母亲住在小姨家。解放初曾见过几次面,后来就失去联系了”。
王月秋的丈夫徐斗斋先生,原在武义三中教书。他曾在1984年担任壶山供销社职工业余高中语文班的老师,所以那时我去听课才认识他,之后我俩成了忘年之交,从而认识了这位徐师母王月秋老人。
我母亲小时候气量较大,姨夫陆樟森给她的零化钱,经常上街买油条,分给同学们吃。学校里组织学生为抗日买飞机开展募捐活动,我母亲都是带头把零化钱捐出去。
母亲生前喜欢唱抗战歌曲,她唱的《大刀进行曲》、《救国军歌》、《南泥湾》,我们小时候都听了许多遍。我最喜欢她教我唱的是《救国军歌》:“枪口对外、瞄准敌人,一枪打一个,不打自己人,我们是铁的队伍,我们是铁的心,维护中华民族,永做自由人。”
母亲小学毕业时,已十六岁了。姨夫教她学刻字,所以我母亲也会刻图章的,但手艺学不精,没有我父亲那样精雕细刻的高超手艺。不过如果没有小姨徐桂香、小姨夫陆樟森的扶助,我母亲可能也像其弟妹们一样是文盲。因此,小姨、小姨夫的关爱是她日后改变命运的转折点。所以母亲不忘小姨、小姨夫的抚育之恩,经常去探望他们。(小姨夫陆樟森在解放初病故,小姨徐桂香1977年秋天在武义县第一人民医院病故。)
1950年,武义县开展土改运动,人民政府对土地进行划分,我外公家分得可耕土地17.723亩,并领到了盖有武义县人民政府红色方印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其中房产(楼)面积0.1亩。据武义县档案馆保存的土地房产清册,邵樟元户家庭成员六人:邵樟元、徐桂英、邵寿洪、邵寿德、邵金花、张银妹(张银妹系徐桂英的母亲,我母亲和舅舅陆锡桃的户口不在下邵村,所以未列为土改对象)。
当时的土改政策是“生不再补、死不再还”, 也就是说: 清册上有家庭成员名字的, 均等享有土地使用权和房产所有权, 任何人包括家庭成员不得侵犯其均等权。如果有死亡的其权利不再收回,以后如再出生的家庭成员也不再分配土地房产,也不享有其他家庭成员土改清册登记的权利。
1951年冬,外婆徐桂英一病不起,病危时刻她惦记着已婚在外的长女金莲。当时我母亲随丈夫到宣平定居做刻字生意。
有一天下午,母亲收到一封来自武义下邵家里寄来的“火烧信”,这是旧时寄信人用火烧去信封的一角,表示这封信是有十万火急内容的信件,送信人见了一般不敢耽误送信时间。母亲拆开信件一看,原来这是一封三天前从下邵寄来告知外婆病危的“火烧信”。
次日早晨,父亲雇了民夫推着一部独轮手车,让我母亲坐上手车一侧(当时我母亲已怀孕六七个月)。那个年代,宣平至武义还没有通客车,从宣平走路至武义下邵村足有一百多华里,要翻过崎岖山路的樊岭顶。
到了傍晚我父母紧走慢赶才到达下邵,而外婆已于头一天去世,母亲不由放声大哭起来。有人告诉她:“金莲哎,你妈妈死的真可怜唉,吐血时还叫着你的名字:'金莲哎,你怎么还不归来的喔’。” 母亲听了之后更是伤心地大哭。
她一边哭,一边去掀掉盖在外婆遗容上的利市纸,果然外婆眼睛睁着大大的,好象是在盼望女儿金莲来能再看一眼,否则死不暝目一样。说来也奇怪,母亲哭着喊着:“姆妈啊,女儿不孝啊,归来迟了啊……”这时,外婆竟然自己合上了双眼,外婆享年才48岁。
1957年,外公也因病死亡。听说他是生痔疮烂肛门感染不治而亡,现在来讲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外婆的肺炎、外公的痔疮,如今来说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大病,但在过去缺医少药、家贫无治的年代,生了病就意味着存在不测风险。因此,我兄弟姐妹连外婆的面都没有见过。
当年,小姨金花才13岁,小舅舅寿德才11岁,便成了孤儿,靠其外婆张银妹扶养着,也就是我的外太婆。她是邵宅乡下厅前村人,清朝末年嫁到白溪东村姓徐人家,生育二女一子,即长女桂英,次女桂香,小儿达福。徐达福小名“小铜钿”,单身汉,解放初病故。
外太婆在解放前夕,因丈夫逝世,迁居于下邵女儿桂英家中。后桂英夫妇患病早逝,由她来照顾这可怜的小外孙寿德和小外孙女金花的生活。
1958年,外太婆病故。那时,我的小舅舅寿德年幼不懂事,把家里的东西送人换饭吃。肚子饿了,就去乱抓一把别人家晒在外面的咸萝卜干吃,结果落下了一个咳嗽引起的哮喘病根。之后,在我母亲的帮助下,1959年16岁的金花和14岁的寿德姐弟俩前去南湖农场工作(姐干农活、弟看牛)。同一年,我小姨邵金花就嫁给大她十一岁的丈夫周充培(其在县城壶山上街做钉秤手艺)。
2017年8月,我在律师办公室,遇见一位当事人,名叫徐正伍,他是白溪东村人。于是我托他帮我打听一下外太婆老家是否还有什么亲戚?不久他来,回复说:他向村里几个80多岁的老人讨信过,只有一个老人还记得起我外太婆有两个女儿名叫桂英、桂香,另一个儿子没结过婚,解放初就病死了。如今我外太婆在东村已没有亲戚了。
二
1949年5月,父母婚后的第二年,他俩到宣平(现为武义县柳城畬族镇)县城摆摊刻字,晚上住陈公记旅馆,后租民宅居住,之后我兄弟姐妹四人相继出生。
古老的山城,地处偏僻,经济落后。一条笔直的太平街,算是县城的主要街道。这太平街宽不过十米,长不到四百米。沿街有南货日杂店、油纸雨伞店、裁缝店、药店、布店等三四十家商铺。解放后公私合营,这些店铺均加入集体商业、手工业合作组织等单位。后来,我父亲调到武义城里工作,1959年又返回宣平,与照相馆合并,组建为柳城照刻生产小组,隶属于县手工业局系统。
1958年,我姐八岁上了小学,我上幼儿园,我弟弟也一周岁了。我母亲一心想去参加工作。于是,经人介绍,准备到汽车站工作。父亲知道后,就说她到车站当售票员,工资也不高,万一出了差错,这点工资还不够赔,所以没让母亲去车站工作。同年12月,母亲参加手工业单位,从事刻章业务,编为正式工,当年县手工业局的《职工花名册》的档案中有我母亲的名字。
1961年精减下放时, 我家六口人, 有三人即我母亲、姐姐和妹妹要从城镇居民下放到农村。武义县手工业局派员去东阳县黄田畈公社(现改为画水镇)溪南大队落实下放事宜。东阳方面认为:仰观松(我父亲)在解放前就迁居武义娘舅家落户,解放后没参加东阳农村土改,所以黄田畈公社溪南大队无法落实仰观松家属的农业户口。县安置办公室只有收回下放指令,恢复我母等三人居民户口。
1962年类似下放人员投诉,称县里办事不公。于是,县手工业局又派员多次去东阳联系落实我母、姐、妹三人下放农村一事,均因东阳方面拒绝而无法落实。该局还派员到武义县邵宅公社下邵大队联系,邵宅方面认为:邵金莲在解放前就出嫁迁居宣平县城,解放后也没参加邵宅乡农村土改,所以无法接收邵金莲等三人的户口。
县安置办公室最后就把落实农村户口的介绍函交给我父母,说以后哪个农村大队会接收,你家三个下放人员户口就落实在那里。并停发了我母、姐、妹三人的粮票、布票,也停发了其三人计划供应肥皂、火柴、白糖的购货证。从此,我母、姐、妹三人成了户口关系放在家中的“黑户口”。父亲和我兄弟共三人的计划供应即每人每月24斤粮票共72斤粮食,要供全家六口人吃一个月,每天只有二斤四两左右口粮,所以平时要买黑市高价粮度日。 记得小时候,母亲每天用米不超过三斤,早饭下锅的米基本上捞干净。余下的米汤放入青菜,这就是全家六口人的早餐。中餐是把早上水捞饭烧成米饭后,先取三分之一左右留在晚上烧青菜泡饭,然后将中餐米饭分成六份(碗)。见孩子们吃不饱,父母又从自己那份米饭中扒一点给孩子吃。还记得父亲有时仅买来一根油条,给我们兄弟姐妹四个人平分,酱油蘸蘸当菜吃。
那时候没有布票是买不到布的,市面上也没有服装店。三个人口的布票不过三四丈布,供六个人做衣服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哥哥姐姐穿过的衣服缝缝补补给弟弟妹妹们穿。一年也只有在过春节之前,家里才雇来裁缝师傅给大家做一套新衣服。天冷了,大家就各拿一只竹篾铁皮火笼取暖。所以,我们小时候就盼着早点过新年、穿新衣。
小时候,母亲对我们管教甚严,小孩犯错,她会用一把小竹桠“家法”伺候。有一次,我偷偷跟其他小孩一起到溪里了洗澡学游泳,母亲知道后很生气。晚上,母亲施“家法”让我双膝跪在地上,然后用小竹桠进行抽打,教训我以后还敢不敢再去玩水,无意中母亲打飞了我嫩小的左臂一块皮肉,至今留有疤痕。我长大后才知母亲的严厉惩罚,是多么地爱我啊,她是生怕我年纪小去游泳万一遭到溺水不测才打我的,自此我再也不敢独自跟小伙伴们去游泳了。
由于我小时读书不用功,作业题也经常会做错。于是,母亲施出一招,她早起做饭时,就把我从被窝里掀出,叫醒我起床背诵课文。母亲在一张纸的当中挖出一个小洞,然后遮住语文课本,只让课本从小洞中只露出其中一个字,让我念这个是什么字。本来我对“日、月、水、火、山、石、田、土……”背的滚瓜烂熟,而且依次能辩认出这些字的读音。母亲这一招,使我无法依次辨读,所以又少不了母亲小竹桠的“家法”教训。
为了培养孩子从小树立勤俭节约的良好习惯,父亲给我们兄弟姐妹各制作了一只储蓄小木箱。平时,我们把父母给的零化钱投进各自的储蓄箱里。有一次我背着父母,用器夹从储蓄箱的入口夹出一张五角纸币,自去百货商店化了二角六分钱,买来一本塑皮小笔记本。回到家,被母亲发现了。她手持小竹桠拷问我:买笔记本的钱哪来的?我如实交代“作案”经过。母亲责令我一起去百货商店,退掉这本塑皮小笔记,拿回来二角六分钱,凑回五角重新投入储蓄箱。这件事对我教育非常深刻,母亲的严恪管教在我这童年的心灵中播下了诚实奋进的种子。
1968年5月,“文革”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柳城手工业造反派不分青红皂白,将我父亲关在工商联隔离审查。他们污蔑我父亲,并扣上叛徒、内奸、工贼、反革命等莫须有的罪名。惨无人性地拷打我父亲三天三夜。
柳城公社文攻武卫联合总指挥部还将我母亲关在沈家祠堂,进行所谓的隔离审查。他们认为我母亲既不是居民也不是农民,没有户口,属于黑户口,必须严格审查,因此,母亲被无故关押了一个月。在关押期间,一日三餐都由家里人送去,但家人送饭不得进入,由造反派守卫转交。有一次中午父亲烧了一碗蛋炒饭,岂料被守卫偷吃一大半,后来母亲释放回家才知道的。
父亲微薄的工资收入,难以维持全家生活。为此,母亲向农家学编织岩草绳,据说这岩草绳是沿海渔民用于钓带鱼的。她每天起早摸黑,双手磨出血泡,但仍坚持编织岩草绳。
1972年,武义县内务局动员我下乡支农,承诺只要我去插队支农,就把下放十年未落实户口的我母亲、妹妹的户口恢复城镇居民(我姐姐作为知青,其户口于1969年落实到桐琴公社东皋大队)。所以同年4月,我前去邵宅公社下埠口大队支农之后,我母亲、妹妹才得以恢复居民户口。
后来,母亲被招入柳城五金综合厂为临时工,从事做腊烛、自由夹等生产加工,一干就是十多年。
三
2001年1月,我父亲不幸病故。母亲还是比较乐观的,她节哀顺便,独自一人生活。我曾劝她与儿女们住在一起方便照顾。但她总是说没关系的,其实她是会抽香烟的,怕住在一起会影响我们的卫生与健康。
母亲是个佛教信徒,几十年来,她供奉着菩萨。每逢初一、十五,总是点上蜡烛香,并开启录音机一遍遍地播出“南无阿弥陀佛”的念经歌。她曾说:一天要念一千个阿弥陀佛,保佑我们。是的,可怜天下父母心。我小时候,母亲曾几次带我们到永康方岩拜“胡公”,去之前的七日内天天吃素,很有诚意。
母亲生前生活十分节俭,从不乱花一分钱。她没有退休金,仅靠三百多元遗属补贴度日。我每月会按时给她二三百元钱,姐妹和弟弟都和我一样孝顺母亲。可是她舍不得用钱,把钱省下来存在银行里。后来(2009年),我们在整理她的遗物时,居然还有放在枕头底下三万多元的银行存单。 她生前最关心的是我女儿少君,因为少君是剖腹产的,婴儿个头小,身体比较弱,九个月断奶后,基本上是我母亲一手抱大的。当时,父母还居住在柳城,而我们都在远离上百里的武义城乡上班,女儿由她们带的。那时条件差,没有什么尿不湿,更没有空调。喂婴儿吃的,是唯一金华产的全脂奶粉,所以,当时她带小孩是非常地辛苦。
我母亲常年吸烟,肺不太好会有咳嗽,因此喜欢吸双叶牌薄荷型香烟,平时爱吃薄荷凉糖。一到冬季,母亲就会戴个帽子,听说是生我那年犯了病,从此天一冷就须戴帽。
2007年2月28日,农历正月十一,是我母亲八十岁的生日。这一天,我吹着笛子,母亲唱歌,很是高兴。我用录音机录下了这段母子合作的歌曲《南泥湾》,成了一曲千年绝唱。晚宴上,来自本家亲戚纷纷来敬酒,祝贺我母八十大寿。穿着孙女买的紫红棉袄,戴着孙女婿买的玉手镯,母亲好不高兴啊,也显得年轻了几岁,她包红包给大家每人一个长寿包。
2009年春节之前,母亲感冒,我妻子陪她去医院治疗挂瓶。
春节过后, 年初八的晚上, 我开车把母亲接来吃晚饭。她身体尽管很虚弱,饭也只吃了一点点,但是坐在沙发上还唱过歌。我当时要母亲唱一段越剧,她便唱起越剧《盘夫索夫》中的一段:“官人好比天上月,为妻好比月边的星。月若暗来星亦阴,月若亮来星亦明……。” 来我家吃晚饭的亲戚朋友们听了,都说我母亲唱得真好。
正月初十晚上,我和妻子像往常一样,每天都会去母亲家里坐坐聊聊。这天晚上,我姐姐弟弟也在母亲家里。当时,母亲正坐在床边沿,脸色苍白稍有咳嗽,我妻子买来了一瓶川贝枇杷露糖浆。
一会儿,母亲小便后坐回床边沿时,突然抖了一下,双眼闭着,脸色黄蜡蜡的。我们见状,马上劝她去医院住院治疗。母亲听了,忙说:不要紧的,明天再去看病。这时只见母亲的脸色又红润一点了,我们看看也相信不会出什么大问题,所以就答应母亲第二天去医院看看。
晚上九点多钟,我们起身要离开时,母亲还拿着手电筒,在房门口照亮我们下楼。她还说:“明天是我的生日,你们早上过来吃索面蛋喔。” 我们说:早上就不来了,晚上大家一起吃晚饭。岂料这竟然是母亲与我们诀别时的最后一次对话。
2009年2月5日上午九时左右,我妻子和我姐姐去母亲家,想带她去医院看病。敲门好几下,没有回应。我姐用钥匙打开门进去一看,母亲已经去世了。经打电话给当警察的侄子通过法医咨询,确定为当日凌晨四时左右去世的,可能是心肌梗塞造成的。方桌上那瓶川贝枇杷露糖浆只剩下三分之一,可见母亲当晚身体难受,起床喝过几次川贝枇杷露糖浆。我们做梦也想不到,前两天还会唱越剧开开心心的母亲,今天居然驾鹤西去与我们阴阳两隔。
事后,大家都很后悔,如果昨夜送母亲到医院,可能就不会发生死亡;如果昨夜有子女陪在身边,就可能及时发现。但残酷的现实摆在面前,现在想这些如果、可能,又有什么用呢?
这一天上午,我正在法院办事,突然接到妻子报丧的电话,我头脑轰的一下不知所措。法官见后马上说:你先回家,案件下次再办理。我晕乎乎地走出法院门口,坐入汽车驾驶室。此时,我头脑一片空白,天昏地黑的感觉,连车怎么发动也忘记了。过了一分钟左右,我哇哇大哭起来。又过了二分钟,我渐渐清醒了许多,心想一定要安全地开车回家,这才发动了汽车引擎,缓缓起动回到母亲家。在上海工作的女儿女婿也闻讯当天赶来武义。
我与女儿商量,要为我母亲举行一个告别仪式。晚上,我含泪写悼词时,女儿说:奶奶待她恩重如山,也动笔写了“给天堂奶奶的一封信”,待告别时她也要向奶奶说几句……。
我母亲一生关爱子女、敬佛求佑、心地善良、艰苦朴素、精神永驻。她生与死同为农历正月十一,即生日所生、生日所死、做人圆满、人间罕见。
母亲的不幸去世,给我精神上的打击是万分巨大的。多年来,我常常暗暗流泪,但任何思念与内疚都无法弥补我自己当年的一时疏忽。
母亲虽然离开了我们,但她却以另外一种方式存在,母亲的善良、诚实、勤奋的不朽精神与世长存。[1]
作者简介
仰忠,执业律师,浙江省金华市作家协会会员,已出版《往事烟云》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