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路燈

         

歧路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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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路燈》是清代李綠園編著的一部長篇白話小說。

梗概：明嘉年間，河南開封貢生譚忠弼，為人端正謹慎，家教甚嚴。忠弼臨終留其子紹聞八字：用心讀書，親近正人。同輩子弟，有夏鼎、張繩祖、管貽安、盛希僑等人浮華浪蕩。譚忠弼既故，處長來引誘，聞因無約束而從之。五人結拜兄弟，同吃共賭。紹聞漸染惡習。幾人開賭場，窩土娼，寵愛孌童，私鑄銀錢。紹聞陷於泥沼，入獄候審。家人傾家蕩產，使得出獄，為償債，紹聞伐盡祖墳林木，備嘗辛酸，終迷途知返，立志悔過。年至不惑，潛心攻讀，後得授知縣。紹聞常以平生遭遇戒其子簣初，簣初隨父讀書，考場屢捷。後欽點翰林，重振家事。

目錄

簡介

《歧路燈》清代長篇白話小說，警世稀品。清代李海觀作。一百零八回。李海觀出生於今天的河南省平頂山市湛河區曹鎮鄉宋寨村。該書敘述書香門第子弟譚紹聞（字念修）墮落敗家，又在忠僕王中的幫助下浪子回頭重振家業的故事。對封建社會的吏治、教育和當時市井社會的世態人情、風習流俗有廣泛生動的描寫，但多封建說教。

作品影響

與《儒林外史》、《紅樓夢》大致同時問世於清乾隆年間，由豫人李綠園創作的長篇小說《歧路燈》，洋洋70餘萬言，108回，在當時說部之林獨樹一幟。但是，此書脫稿後，直至20世紀20年代，都以鈔本形式在河南鄉村流傳，知者寥寥，並未引起讀者及學界的注意。20世紀20年代起，《歧路燈》始有印本出現，才開始了對之真正意義上的學術研究。

作品評價

最初印本

1918年，商務印書館出版蔣瑞藻的《小說考證》，其卷八著錄《歧路燈》一則，引《闕名筆記》云：吾鄉前輩李綠園先生所撰《歧路燈》120回，雖純從《紅樓夢》脫胎，然描寫人情，千態畢露，亦絕世奇文也。惜其後代零落，同時親舊，又無輕財好義之人為之刊行，遂使有益世道之大文章，僅留三五部抄本於窮鄉僻壤間，此亦一大憾事也。

這是本世紀見知的最早的有關《歧路燈》的記載。其所謂「純從《紅樓夢》脫胎」，當然是沒有根據的，至於《歧路燈》之所以流傳不廣，其原因也不在於無人為之刊行。但是，這段著錄文字至少說明，學者已對這部小說發生了興趣。30年代，孫楷第的《中國通俗小說書目》著錄《歧路燈》，孔另境《中國小說史料》亦轉錄了《小說考證》的材料。

1924年，洛陽清義堂將《歧路燈》石印行世，共105回，前有楊懋生《序》及張青蓮《跋》，對李綠園及其《歧路燈》作了介紹，並給予很高的評價。這是《歧路燈》成書以來的第一個印本，在《歧路燈》流傳史上有很重要的意義。然而正如張青蓮《跋》中所言：「冗務匆匆，未及校勘，僅依原本，未免以訛傳訛。」因此書中亥豕魯魚，隨處可見，加之印數不多，流傳仍是不廣。1927年，北京朴社（景山書社）開始排印出版馮友蘭、馮沅君兄妹的校點本，可惜只印行了第一冊26回，未見下文。朴社排印本前冠有馮友蘭寫的一篇長序，對《歧路燈》的思想內容及藝術上的得失作了全面的評價。馮友蘭《序》中說：「《歧路燈》的道學氣太重，的確是一個大毛病。

幸而李綠園在書中所寫的，大部分是在上述『此義』之反面……他那一管道學先生的筆，頗有描寫事物的能力，其中並且含有許多刺。」馮友蘭對《歧路燈》所描寫的當時社會生活的種種情況均作了比較公允客觀的評論，非常欣賞小說的語言（尤其是河南方言）運用、人物塑造方面取得的成就。同年，馮友蘭還輯成《李綠園公詩鈔》；朴社排印本前還有董作賓寫的《李綠園傳略》，對李綠園的生卒年及年譜作了初步考證與整理。馮、董所作的兩篇文章，可以說是近八十年來最早的具有學術價值的李綠園與《歧路燈》研究成果，具有開創性的貢獻。

由於印本的問世，給研究者提供了文本上的便利，於是，學界開始有研究論文發表，但是，有價值的專論不多。其中，值得注意的有郭紹虞與朱自清的文章。郭紹虞於1928年初在《文學周報》5卷25號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介紹歧路燈》的論文，將《歧路燈》與《紅樓夢》、《儒林外史》作比較，得出的結論是：「《歧路燈》亦正有足以勝過《紅樓夢》與《儒林外史》者在。」郭紹虞稱讚「李綠園竟能於常談中述至理，竟能於述至理中使人不覺得是常談。意清而語不陳，語不陳則意亦不覺得是清庸了。這實是他的難能處，也即是他的成功處。這種成功，全由於他精銳的思路與雋爽的筆性，足以駕馭這沉悶的題材」。朱自清於同年年底在《一般》第6卷第4號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歧路燈》的文章，認為《歧路燈》與《紅樓夢》是「中國舊來僅有的兩部可以稱為真正『長篇』的小說」。

朱自清的觀點與郭紹虞大致相同，尤其對《歧路燈》在情節結構上取得的成就極為讚賞，指出：「全書滴水不漏，圓如轉環，無臃腫和斷續的毛病」，「在結構上它是中國舊來唯一的真正長篇小說。」朱自清在文末說：「若讓我估量本書的總價值，我以為只遜於《紅樓夢》一籌，與《儒林外史》是可以並駕齊驅的。」此外，1928年4月23日《大公報·文學副刊》上發表了一篇佚名的文章《評〈歧路燈〉》，對《歧路燈》的人物塑造、社會生活描寫及語言等，大加讚揚，認為是「寫真實主義的上乘」作品。又有徐玉諾，不僅幫助馮友蘭搜集有關李綠園與《歧路燈》的資料，還在1928年11月11日半月刊《明天》1卷4期發表《〈歧路燈〉及李綠園先生遺事》，在1929年8月14日《明天》3卷8期發表《牆角消夏瑣記（其一）》，在1929年10月16日《明天》2卷10期發表《牆角消夏瑣記（其二）》，對《歧路燈》與李綠園作了考論，肯定《歧路燈》在無意中深刻攻擊八股文先生及孔孟之道的同時，也指出因作者現實生活經驗不足而導致小說描寫時見空洞的弊端。

郭紹虞與朱自清等人均只讀了朴社排印本第一冊26回，未及讀到全書。他們的觀點，自然有可以商榷的地方，但卻是代表了當時學界對《歧路燈》的一般看法，是本世紀《歧路燈》研究早期的有影響的成果。然而，令人遺憾的是，洛陽清義堂本印數過少，朴社排印本未能完成；在此後的四五十年間，儘管有人對《歧路燈》持有很高的評價，如李敏修於《中州文獻匯編·總序》中盛讚《歧路燈》「開近世平民文學之先聲」，但學界很少有人對之作深入、全面的研究，《歧路燈》似乎再次面臨被「埋沒」的尷尬境地。

總體評價

縱觀80年來《歧路燈》的研究，可以發現，中國學術界，在總體上對《歧路燈》的評價不高，主要是認為其思想陳腐，道學氣濃厚，專於說教，不具備反封建主義的光輝，但對其在反映生活面之廣以及描寫方面如人物塑造、語言運用、情節結構等方面的成就，仍給予一定程度的肯定；在此期間，除了在20年代與80年代曾有過兩次《歧路燈》研究的小高潮外，學者似乎很少有人願意對之下工夫作一番深入研究，對於《歧路燈》這樣一部有着獨特個性的長篇巨著來說，似乎也令人感到有點遺憾；但是，據說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博士生李延年，在1998年以《歧路燈研究》作為學位論文，獲得博士學位。這無疑是一個好消息。筆者希望有更多的學者來研究李綠園與《歧路燈》，以推動中國古代小說研究的全面深入與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