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亡
内容简介
司马迁《史记》写下了楚汉之争的千古绝唱。那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从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到列国争雄，再到统一于汉，仅仅八年。项羽随叔父项梁在会稽起兵时二十四岁，到乌江自刎年仅三十一岁。八年间，一幕幕历史大戏可歌可泣，经历了秦崩、楚亡、汉兴一系列重大转折，终于使五百余年来的混战征伐归于安定，中国历史迎来西汉的全盛时代。
历史学家李开元在研究、细读这段历史的过程中，结合文献史籍、出土文物，并实地踏查地上遗迹，揭示了一系列未解之谜。书中还描绘出众多英雄豪杰卓尔不群的面目，像以一人之力转动大局的韩信、张良、陈平，接续战国纵横家余绪的郦食其、随何、侯公等。作者对史书记述的辨正和还原，尽可能地丰富了那段历史，使楚汉相争这出大戏更为惊心动魄。
作者简介
李开元 四川成都人，1982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留校担任田余庆先生助教。1989年获东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任日本就实大学人文科学部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研究秦汉史。除本书姊妹篇《秦崩：从秦始皇到刘邦》外，还著有《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2000）、《秦谜：重新发现秦始皇》（2015）等。
原文摘录
人心是什么？人心就是众人之心，体现在臣，就是臣心，体现在君，就是君心，体现在民，就是民心，民心是最大的人心。人心可察可用，人心多变如水，人心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泛舟掌舵的人，熟悉水性则顺水乘风，往往事半功倍，不察水性则逆流顶风，难逃折楫覆舟。领军治国的人，体察人心则能定国安邦，不察人心则难逃国破身亡。 中国自殷周革命以来，天取代鬼神成了心灵的皈依和精神的敬畏。天是自然化的神明，天是规律化的主宰，天是历史理性化的本源。运行的天道，主宰着宇宙万物，主宰着历史和人类、国家和个人的命运。历史学家游走在星空和天地之间，在天道和人道之间求索，观望星宿的移动，推演大地的分野，观察天道的变化，预测人世的变迁。
书评
炎日酷暑，偶翻两书，《秦崩》与《楚亡》。先说《秦崩》一书，无甚刺激，虽是通俗历史读物，但略高于坊间之普通历史读物，否则也必不入三联之法眼。于我来说，其可取之处，不过两点：
其一，较之通常历史印记，一般认为秦始皇、刘邦彼此似乎是隔了一个朝代的遥远人物，但在《秦崩》序言里，作者说刘邦其实比秦始皇只小三岁（参考生卒年），即他们在同一片历史天空下生活了47年，如此明显之史实，却历来被人们所忽略了。
其二，作者创设了一个“后战国时代”名词，大意是秦末之乱，群雄并起，合纵连横，诸子游说复起，大有战国末年之景象。
当然，还有赵高并非太监、陈胜或为贵族后裔、秦帝国四路军马的配置、秦末河南陈留县的重要性等有趣的内容。
话说秦始皇死后，赵高、李斯、秦二世发动政变，杀扶苏，夺权，但由于政治腐败，触发了“天下苦秦久矣”等陈胜吴广起义，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呼声，于是天下大乱，各地云集响应诛暴秦，尤其以六国后裔最为积极，正所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最终，刘邦率先进入关中，招来项羽不满。待惊心动魄的鸿门宴后，项羽分封大小王，将刘邦分在巴蜀、汉中之地予以钳制，并自立为西楚霸王。秦末乱局貌似暂时定下来了，此为“秦崩”之大概经过。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待又读到《楚亡》一书第一章大将韩信之“国士无双”、“萧何截贤追韩信”、“汉中对”等节，尤其是在“汉中对”一节中提及到韩信“申军法”时，即刘邦采纳韩信建议按照秦军的规章制度对汉军作大规模的整编，此为汉军军制改革，此时作者重点强调：
这个改制的问题，关系到汉王国立国根基的确立。从以后的历史来看，汉王国建立以后，废除了楚制，采用了秦制，确立了全面继承旧秦国的国土、人民和制度的秦本位国策，这个重大的决策，是刘邦能够战胜项羽的根本原因和制度保证。而韩信呢，他是从军制改革的角度，最先提出并推行秦本位政策的人。
可以说，由韩信申军法开始的军制改革，不但将刘邦军整训为一支制度最为先进，战斗力极强的新型军队，而且为秦人秦军的加入提供了制度的保证和文化的归属。刘邦军后来反攻三秦的顺利，楚汉战争中秦人死心塌地追随刘邦与项羽殊死决战的原因，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依据。可以说韩信申军法，既是汉军走向胜利的开始，也是汉承秦制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开始。” 韩信初见刘邦的“汉中对”（可比诸葛亮之“隆中对”，隆中对造就三国鼎力之局面），其精彩绝伦可见《史记·淮阴侯第三十二》之记载：
信拜礼毕，上坐。王曰：“丞相数言将军，将军何以教寡人计策？”信谢，因问王曰：“今东乡争权天下，岂非项王邪？”汉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与项王？”汉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
信再拜贺曰：“惟信亦为大王不如也。然臣尝事之，请言项王之为人也。项王喑恶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项王虽霸天下而臣诸侯，不居关中而都彭城。有背义帝之约，而以亲爱王，诸侯不平。诸侯之见项王迁逐义帝置江南，亦皆归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项王所过无不残灭者，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特劫于威疆耳。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故曰其疆易弱。 今大王诚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诛！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为秦将，将秦子弟数岁矣，所杀亡不可胜计，又欺其众降诸侯，至新安，项王诈坑秦降卒二十馀万，唯独邯、欣、翳得脱，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疆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爱也。大王之入武关，秋毫无所害，除秦苛法，与秦民约法三章耳，秦民无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于诸侯之约，大王当王关中，关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职入汉中，秦民无不恨者。今大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 于是汉王大喜，自以为得信晚。 正是从这里我得出了一点启示。一般我们总是习惯按照朝纲兴替的天命观将秦和汉连在一起看，但很少考虑秦末乱局中短暂的“楚时代”。我们看，除了陈胜吴广起义口呼“张楚”，刘邦、项梁、彭越、英布、张耳等众都是高举“楚国”旗帜，而且也曾确为楚国之民，也正是在“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样的名分感召下，天下痛秦之人才聚到一起来诛暴秦的。
同样，在“诛暴秦”的目标上，我们也常常将它知会成新一轮朝纲兴替，看成是由秦向汉的坐庄式转换。其实不然，“诛暴秦”的目标是为了恢复原来列国并立的秩序，项羽搞大小王分封正是响应这一目标。在刘邦进入咸阳之前，也即“秦崩”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六国复国运动，魏、齐、赵、楚、韩、燕先后重新成立。当然，这些重新成立的六国没法和秦统一之前的六国相比。
在《楚亡》这本书里，通过作者对“汉中对”和韩信“申军法”的介绍，又想到《秦崩》书名，此时脑袋里忽然蹦出八个字：秦崩未崩，楚亡真亡。
这话是如何说？其中缘由且试道来：
正是当刘邦郁郁寡欢憋屈在巴蜀、汉中时，萧何上演了一幕追韩信的剧目，将韩信引荐给刘邦，从而有了“汉中对”，从而有了“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奇策，还定关中，夺得三秦之地，突破了项羽的封锁。
在彭城大战中，项羽亲率三万精锐之师击溃刘邦六十万汉军——而也是项羽个人武装斗争史的顶峰。遗憾的是，沽名霸王没有“宜将剩勇追穷寇”。于是刘邦跑路逃回关汉之地，楚汉进入短暂的相持阶段，一直到垓下之战，项羽自刎乌江，天下尽归于汉。
在汉中、关中之地，刘邦集团可没闲着，在萧何的导演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建制的政权建设。这时再来回味刚才那一番汉军改制的话，则不难推测的是：刘邦集团正是在秦国故土一步步地模仿、因袭了秦制。
至此，我们可以说：刘邦这群进入汉中、关中的楚人（刘邦自封汉王，故也称“汉人”集团）实际上已经被“秦化”了。所谓“汉人”集团（刘邦集团）大概就是楚人“秦化”后的结果。我们不妨将其概括为“汉人（统治集团）是由楚人（打着“楚”名号的造反派）秦化（因袭秦制）而成。”当初正义的造反者，最终夺权成功并复制了被推翻者的理论与制度，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史学中有个“周秦之变”，也就是一次社会转型。按教科书的说法是“从奴隶社会演变为封建社会”，不过这纯是胡说八道！真正的“周秦之变”是由周之分邦封建制（天子与诸侯共治天下）变为秦之君主专制制（或曰中央集权制、皇权专制制、帝制等），即周制一变而为秦制。
这一转型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故有泱泱刘杨李赵朱蒙满等之家天下之史，故有“两千年政治，秦政也”“百代皆行秦政制”之论定。如此来看，周亡（列国时代结束），即封建亡，即公天下亡；秦兴（秦王扫六合），即专制兴，即家天下兴。
秦末楚汉之争（公元前206年至前202年），实为“周秦之变”之关键，而关键之关键则是韩信与刘邦“汉中对”决策以及刘邦集团的秦化！须注意的是，楚汉之争的参战方可不单单是项羽、刘邦为主导的两个集团，还包括了新六国和其他大小势力。
这里，如果我们将楚、汉分别比拟为周、秦的话，那么楚汉之争，不过是复演了秦并六国的过程：汉吞楚正应了秦并周，即楚汉之争实为周秦之争，汉胜实为秦胜，楚亡实为周亡！这就是我想说的“秦崩未崩，楚亡真亡”，所谓汉承秦制。是以，楚人以反秦始，竟以继秦终！
谭嗣同“两千年政治，秦政也”
在秦乱汉立这段时间（公元前209年-前202年）这八年时间里，我们不妨命其为“楚时代”，这绝仅不是一次王朝更迭（所谓由秦至汉），更是整个制度的大转型。
不过，这一大转型，直到汉武帝时代才基本坐实。汉初还多少保留了一些“周制”，比如郡国并行制，但到了汉武帝时期，不单有削权推恩强化皇权等事，更是从意识形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高度将君主专制制（中央集权配合地方官僚制的家天下统治模式）予以巩固下来，即大一统。后世王朝不过是进一步强化了这套统治模式。
在此，不知道可不可以这么说：民主共和制，约为封建制之演进，而党国极权制，约为君主专制之演进？果如其然，那么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历史，真应了区域经经济学上一名词“路径依赖”，也就是说一旦做出某一选择（无论是“好”还是“坏”）就可能对其产生依赖，就好比走上一条不归之路，惯性的力量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并且轻易走不出去。也难怪中国走向共和的路途如此艰难，总是错过历史的机遇！
如果说周秦之变为华夏第一大变，那么自鸦片战争以迄今，史学界将之称为第二次大变，即社会转型云云。然处此之间，我等芸芸苍生，又当何以适之哉？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