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花岭记
原文
顺治二年乙酉四月①，江都围急②。督相史忠烈公知势不可为③，集诸将而语之曰： “吾誓与城为殉! 然仓皇中不可落于敌人之手以死，谁为我临期成此大节者④?”副将军史德威慨然任之。忠烈喜曰：“吾尚未有子，汝当以同姓为吾后。吾上书太夫人⑤，谱汝诸孙中⑥。”
二十五日，城陷。忠烈拔刀自裁⑦，诸将果争前抱持之。忠烈大呼德威，德威流涕不能执刃⑧，遂为诸将所拥而行。至小东门，大兵如林而至。马副使鸣騄、任太守民育及诸将刘都督肇基等皆死⑨。忠烈乃瞠目曰⑩： “我史阁部也。” 被执至南门，和硕豫亲王以先生呼之(11)，劝之降。忠烈大骂而死。初，忠烈遗言： “我死，当葬梅花岭上。” 至是，德威求公之骨不可得，乃以衣冠葬之。
或曰： “城之破也，有亲见忠烈青衣乌帽，乘白马出天宁门投江死者，未尝殒于城中也。” 自有是言，大江南北，遂谓忠烈未死。已而英、霍山师大起(12)，皆托忠烈之名，仿佛陈涉之称项燕(13)。吴中孙公兆奎(14)，以起兵不克，执至白下(15)，经略洪承畴与之有旧(16)，问曰：“先生在兵间，审知故扬州阁部史公果死耶，抑未死耶?”孙公答曰：“经略从北来，审知故松山殉难督师洪公果死耶，抑未死耶?”承畴大恚(17)，急呼麾下驱出斩之(18)。
呜呼! 神仙诡诞之说，谓颜太师以兵解(19)，文少保亦以悟大光明法蝉脱(20)，实未尝死。不知忠义者圣贤家法(21)，其气浩然，常留天地之间，何必出世入世之面目(22)?神仙之说，所谓为蛇画足。即如忠烈遗骸，不可问矣。百年而后，予登岭上，与客述忠烈遗言，无不泪下如雨，想见当日围城光景。此即忠烈之面目宛然可遇，是不必问其果解脱否也; 而况冒其未死之名者哉!
墓旁有丹徒钱烈女之冢(23)，亦以乙酉在扬，凡五死而得绝，特告其父母火之(24)，无留骨秽地。扬人葬之于此。江右王猷定(25)、关中黄遵岩(26)、粤东屈大均(27)，为作传铭哀辞。
顾尚有未尽表章者(28)。予闻忠烈兄弟，自翰林可程下(29)，尚有数人。其后皆来江都省墓。适英、霍山师败，捕得冒称忠烈者，大将发至江都，令史氏男女来认之。忠烈之第八弟已亡(30)，其夫人年少有色，守节，亦出视之。大将艳其色，欲强娶之。夫人自裁而死。时以其出于大将之所逼也，莫敢为之表章者。呜呼! 忠烈尝恨可程，在北当易姓之间(31)，不能仗节，出疏纠之(32)。岂知身后乃有弟妇以女子而踵兄公之余烈乎! 梅花如雪，芳香不染，异日有作忠烈祠者，副使诸公谅在从祀之列，当另为别室以祀夫人，附以烈女一辈也。
鉴赏
崇祯十七年 (1644)，李自成灭明朝，史可法在南京拥立福王 (弘光帝)，加大学士，称史阁部。东阁大学士马士英等，不愿史可法当国，极力排斥史可法。史可法以督师为名，镇守扬州，阻遏清军。由于统治者内部分崩离析，将领不听调度，史可法孤军坚守扬州十日。清多尔衮致书诱降，遭史可法拒之。清军攻破扬州城，史可法自裁未死，被清军所执，不屈被杀，年仅四十四岁。史可法死后谥号忠烈。根据史可法的遗言： “我死，当葬梅花岭上。”扬州人民在今江苏省扬州市广储门外的梅花岭上筑衣冠冢，以为纪念。史可法壮烈殉国，梅花如雪，芳香不染，梅花岭因葬其衣冠而与忠烈同芳。
《梅花岭记》选自 《鲒埼亭集》，是一篇颇具特色的散文。看题目，似游记;读内容，为史论。通过登临梅花岭，凭吊忠烈，追怀遗迹，颂扬明末抗清殉国的史可法忠义不屈、视死如归的民族气节。
这篇散文首先突出了史可法忠义不屈、视死如归的 “大节”精神。清顺治二年四月，江都被清军围困，督相史可法自知势不可为，对诸将说： “吾誓与城为殉! 然仓皇中不可落于敌人之手以死，谁为我临期成此大节者?”显示了史可法“誓与城为殉” 的决心，以免受辱，恪守“大节”; “二十五日，城陷。忠烈拔刀自裁”表明史可法言必行，十分坚毅果断，忠于 “大节”。当诸将护拥史可法至小东门，清兵如林而至时，“忠烈乃瞠目曰： ‘我史阁部也。’” 史可法挺身而出，怒目而视，凛然浩气锐不可当，维护 “大节”。史可法被清兵捉到南门，和硕豫亲王称其为 “先生”，劝其投降，“忠烈大骂而死”，史可法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完成“大节”。由此可见，“大节”始终是史可法的主导思想，支配其言行。史可法的 “大节”，是符合封建社会忠孝节义的道德规范的。
叙事和评论相结合，评论以叙事为基础，叙事靠评论点拨深化。文章从“顺治二年乙酉四月” 至 “急呼麾下驱出斩之”，按时间先后顺序，叙述了史可法殉国的日期、地点、经过以及影响，重在以叙述事实为主。在此基础上，从“呜呼”至“而况冒其未死之名者哉”，针对上述事实，展开评论，抒发感慨。“呜呼”一叹，承上启下，由叙事转入评论。作者否定了世俗间关于颜真卿、文天祥的成仙成佛的诡诞之说，指出 “不知忠义者圣贤家法，其气浩然，常留天地之间，何必出世入世之面目!”精辟地阐明了史可法壮烈殉国的意义，在于忠义不屈、浩气长存。作者与客述忠烈遗言，又指出： “此即忠烈之面目宛然可遇，是不必问其果解脱否也; 而况冒其未死之名者哉!”进一步阐述了精神长存，较出世入世之说更能激发人心的观点，赞颂了史可法的浩然正气。由于作者是站在封建道德的立场上来颂扬史可法的，所以对那些“冒其未死之名者”的英山、霍山一带的抗清志士的时代意义认识不足，体会不到抗清志士对忠烈的敬仰之情。总之，文中的叙事和评论，既是有机的结合，又各有所侧重，使叙事特别生动，评论更加有力。
运用映衬的手法，使史可法忠义不屈、视死如归的形象更为鲜明感人，收到了相得益彰的效果。作者所写的主体是史可法，为了突出史可法，作者特别在几个地方用了映衬的手法。如抗清英雄苏州孙兆奎被俘后，与原明朝总督、叛将洪承畴的对话，洪承畴问孙兆奎： “先生在兵间，审知故扬州阁部史公果死耶，抑未死耶?”孙兆奎反问曰： “经略从北来，审知故松山殉难督师洪公果死耶，抑未死耶?”语中称督师为洪公，反指其罪，仿贼语揭贼隐，针锋相对，直刺贼心，此以英雄映衬忠烈。再孙兆奎抗颜斥贼后，洪承畴“大恚，急呼麾下驱出斩之”。文中 “大恚”、“急呼”表明洪承畴汉奸窘态毕露，是个可怜可憎毫无民族气节的败类，此又以汉奸映衬忠烈。又史可法殉难后，“已而英、霍山师大起，皆托忠烈之名，仿佛陈涉之称项燕”，说明忠烈影响之深远，这是以义兵映衬忠烈。文章附记“墓旁有丹徒钱烈女之冢”至“附以烈女一辈也”，写不屈服恶势力的两位烈女，则是以两位烈女映衬出史可法的忠烈遗风。纵观全文，映衬之处行文缜密，无斧凿之痕，前后交映，毫无牵强之态，令人遐想深思。[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