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泊真的有八百里嗎
| 水泊梁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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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山泊真的有八百里嗎施耐庵多次將梁山泊面積描述為「方圓八百里」（約合今天的20萬平方公里），然而今天山東省濟寧市的「水泊梁山景區」整體占地也不過4.6平方公里。[1]
並不是水泊梁山面積萎縮了，而是在北宋時期，水泊梁山就沒有「八百里」。
不過，《水滸傳》原文中對梁山泊「方圓八百里」的描述也不是毫無根據。關於該說法的來龍去脈，還得從宋代文人的一段訛傳說起。
北宋年間對梁山泊範圍的描述，最早出自司馬光的《涑（sù）水記聞》中的一段軼事：
王安石當政時，有位客人前來拜訪，向他獻計說：「如果能把梁山泊的水排乾，可以得到良田萬餘頃。但我還沒想好該把排出來的水蓄到哪裡。」
王安石聽後側首沉思，問道：「哪裡能蓄得下這麼多水？」剛好集賢校理劉攽在一邊旁聽，打趣道：「再挖一個梁山泊不就行了？」王安石聽後大笑，這才感覺這個計劃不靠譜。
《涑水記聞》記載了司馬光在朝中見聞的許多軍國大事，後世史學家認為它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不過，《涑水記聞》提到的只是「萬餘頃」，並不是「八百里」。
但等到成書稍晚的《澠水燕談錄》（元佑四年，公元1089年）再次提及此事時，故事的內容卻發生了些許變化。《澠水燕談錄》中稱：
有人提出排乾梁山泊作為農田。其他人詰問道：「梁山泊是一片古代的巨大沼澤，廣袤程度達到數百里。現在如果排乾，等到秋夏之交，各處漲水，何處可以容納？」剛好劉攽坐在一旁，徐徐說道：「可以在梁山泊旁邊再挖一片大小相同的水池，水就可以容納了。」
雖然《澠水燕談錄》和《涑水記聞》在大意上基本一致，但關於梁山泊的大小卻從原本的「萬餘頃」，變成了「廣袤數百里」。
《澠水燕談錄》的作者王辟之是三朝老臣，其筆記出自他平時聽聞的士大夫言論，可信度也不算低。但王辟之官位較低，和王安石也沒有什麼交集。
因此司馬光對有人向王安石提議「排乾梁山泊」這件事情的描述，可信度應該更高。而且王辟之所說的「數百里」，是個非常模糊的數字，跟「方圓八百里」仍有很大差距。
直至數十年後的南宋時期邵博的《聞見後錄》（成書於紹興二十七年，公元1157年）中，才首次出現了「梁山泊八百里」的說法。而且這個說法，也出自和《涑水記聞》和《澠水燕談錄》相同的故事背景。《聞見後錄》中說：
王安石好言利，有小人諂媚說：「把梁山泊的八百里水澤變為田地，是利益極大的工程。」王安石聽後甚喜，徐徐說：「想法不錯，但水該排往何處？」剛好劉攽在座，說道：「在旁邊再鑿一個八百里的水泊，就可以容納了。」
相比《涑水記聞》和《澠水燕談錄》，邵博的《聞見後錄》雖然成書最晚，但其中的說法卻流傳最廣。
南宋以後的書籍，幾乎都毫不猶豫地把「梁山泊八百里」當成了定論，紛紛採信，《水滸傳》只不過是眾多受害者之一。
事實上，與「梁山泊方圓八百里」類似的誇大記載並非孤證。中國古代的文人，一直都有誇大數字的寫作習慣。而且這種寫作習慣，也和作者的立場與愛憎傾向密切相關。
例如，經當代史學家考證，許多有關唐代叛將安祿山的負面記載就存在誇大之處，而且民間私修的著作在這方面做得尤其出格。
王安石是自南宋以來頗受指責的人物，不少南宋乃至南宋之後的文人，都把北宋的「靖康之變」歸咎為王安石變法的施政不當。
正是這種政治偏好和社會風氣，導致邵博在《聞見後錄》中誇大了梁山泊的大小，用來間接突顯出王安石的愚蠢、荒謬和誤國之處。
而後世文人從偏向保守的立場出發，本來就不認同王安石的作為，自然也樂於採信對王安石更加不利的記載。
反倒是王安石在政治上的對手司馬光，沒有趁機抓住王安石的把柄肆意攻擊，而是用相對客觀的筆調，把王安石的言行忠實地記錄了下來。[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