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起元

楊起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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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字：

楊起元(1547～1599)，字貞復，號復所 。明代廣東省歸善縣塔子湖（今屬惠州橋東）人 。楊起元是明代名儒，尊 羅汝芳為師，以理學著。 張居正惡講學，汝芳被劾罷，而起元自如 。

國籍： 中國

逝世日期：1599

民族： 漢族

中文名 ：楊起元

出生日期：1547

目錄

1個人檔案

人物生平

2著作

影響

清明追思之東江魂系列楊起元

楊起元的「君師觀」

目錄

1個人檔案

　　姓名：楊起元　　

　　性別：男

　　出生年月：不詳

　　別名：字貞復，號復所

　　朝代：明代

　　籍貫：廣東省歸善縣塔子湖（今屬惠州橋東）

　　民族：漢族

　　身份：政治人物

人物生平

　　少聰穎，8歲能作誚鬼文；

　　15歲被賊俘掠，從容賦詩得釋。

　　隆慶元年（1567）中解元，萬曆五年（1577）成進士。

　　歷任編修、國子監司業、司經局洗馬、國子監祭酒、南京禮部右侍郎、南京吏部右侍郎攝吏部、禮部尚書事。

　　萬曆二十六年（1598）召為北京吏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因母卒未任，持喪歸鄉。次年9月在惠病逝。諡文懿。

2著作

作品

楊起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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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字：

       著述甚富，有《证学篇》、《证道书义》、《杨子学解》、《论学存笥稿》、《杨子格言》、《杨子政序》、《天泉会语》、《平氛外史》、《白沙语录》、《仁孝训》、《识仁编》、《杨文懿集》等。宋元以来，儒必辟佛，起元却学不讳禅，儒佛合一。著书评注《维摩经》，编《诸经品节》，收录佛家《楞严经》、《金刚经》等经书12种，卷目自题比丘，《四库全书提要》亦觉“骇怪”。除佛家外，还推广道教书，为《太上感应篇》作序，并将《阴符经》、《道德经》等16种道书编入《诸经品节》。

影響

         曾任广州禺山书院山长。治学“以明德、新民、止至善为宗，而要归于孝、弟、慈”。认为善恶皆人之所有，百姓之恶亦有其根源，圣人之善也有其条件。据此提出：“凡属于己者，有善务须看到无，无恶务须看到有；凡属于人者，无善务须看到有，有恶务须看到无。”由此承认人的欲望的自然性和合理性，肯定了人的存在的现实性。

　　在惠州建敦仁書院，講學永福寺，纂修《惠州府志》；捐資助築平湖堤並作《重修平湖堤記》，盛讚鄉人名無所取，利無所求。而只動於為人之義，力必出身。詩、文俱佳，惠州諸志錄有其關於惠州的《山中植樹》、《東莞伯祠》、《蝴蝶洞》等詩，以及《超然亭記》、《葉夢熊墓表》、《河源制府湖記》等。《明詩綜》采其《送王雲五》一首，有佳句云：「水活魚爭長，花繁鳥欲嬌。」逝世後被祀於五賢祠。鄉人在四牌樓《今中山北路》立牌坊「盛世文宗」褒揚之。

清明追思之東江魂系列楊起元 　　楊起元(1547～1599)，字貞復，號復所。明博羅泊頭村人，後遷居歸善塔仔湖（今惠城區橋東）。少聰穎，8歲能作誚鬼文；15歲入府學。明隆慶元年（1567）鄉試中解元，明萬曆五年（1577）進士。歷任翰林院編修、國子監司業、司經局洗馬、國子監祭酒、南京禮部右侍郎、南京吏部右侍郎攝吏部、禮部尚書事。明萬曆二十六年（1598）召為北京吏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因母卒未任，持喪歸鄉。次年9月在惠病逝。諡文懿。

　　楊起元是明代名儒，尊羅汝芳為師，以理學著。曾任廣州禺山書院山長。治學「以明德、新民、止至善為宗，而要歸於孝、弟、慈」。認為善惡皆人之所有，百姓之惡亦有其根源，聖人之善也有其條件。據此提出：「凡屬於己者，有善務須看到無，無惡務須看到有；凡屬於人者，無善務須看到有，有惡務須看到無。」由此承認人的欲望的自然性和合理性，肯定了人的存在的現實性。著述甚富，有《證學篇》、《證道書義》等。宋元以來，儒必闢佛，楊起元卻學不諱禪，儒佛合一，除佛家外，還推廣道教書。

　　在惠州建敦仁書院，講學永福寺，纂修《惠州府志》；捐資助築平湖堤並作《重修平湖堤記》，盛讚鄉人名無所取，利無所求。而只動於為人之義，力必出身。逝世後被祀於五賢祠。鄉人在四牌樓（今中山北路）立牌坊「盛世文宗」褒揚之。據惠州市志

　楊起元的「三教合一」思想淺談

　　為詮述「三教合一」的思想，楊起元把三教的共性總結為「治世」與「濟世」，其關係尤如其在《論佛仙》文中所言：「三教皆務為治耳，譬之操舟，然吾儒捩舵，埋楫于波濤之中，二氏乃指顧提撕於高岸之上，處身雖殊，其求濟之理則一」。

　　按：楊起元用水上行舟來表述儒、佛、道三教的關係，二氏與儒家的治世方式不同，但其濟世的目標是一致的，且二氏對儒家的發展有幫助和起到積極的作用。

　　朱元璋說：「仲尼之道，刪詩制典，萬世永賴，而老子亦與之齊，佛與仙同其幽靈，乃暗助王綱，益世無窮者也。天下無二道，聖人無二心，三教之立，雖持身榮儉之不同，其所給濟之理一，世人於斯三教，有不可缺者」。

　　按：楊起元將朱元璋的「佛與仙同其幽靈，乃暗助王綱，益世無窮者也」，稱為「暗理」，佛道的「暗理」已在人們的生活中起到了積極的作用，這種佛道的思想已在社會上起到了潛移默化的效果，為淺薄者未能識。

　　「靈谷寺僧則謂：『人主之財，皆為民而用，下至公卿輔相，皆無可施之財』，言之甚切，乃悟日：『存二氏者，有高皇之識可也。暗理之功，非淺薄者所能測。然聞之宿德，大略有三：子貢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曰：「朝聞道，夕可死矣。」孔子之門，自顏會之外無聞焉，秦漢以還，微言中絕，不復知道為何物，而佛之教能使其徒守其心性之法，遞相傳付，如燈相禪，毋令斷絕。及至達摩西來，單傳直指，宗徒布滿，儒生學士從此悟入，然後梢接孔脈，以迄於茲，此其「暗理」者一也。

　　按：「人主之財，皆為民而用，下至人卿輔相皆無可施之財」，這些來自佛門而非儒門的思想哲理，令儒學的楊起元感悟至深。其實朱元璋也知道這「暗理」的作用。在孔聖人的年代，佛學未入中國，沒有聖人對佛學的註解，直到達摩西來，佛學才被逐步認識，且影響着儒家的思想，亦有「稍接孔脈」者。其實，佛學已對儒學及社會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這是「暗理」的作用之一。

　　又：「由周而來，潛越奢侈，人福消損，大者覆其茅土，小者不能有其百畝，至秦益甚，二世而亡，夫亡者非人主終其天祿，自公卿大夫士庶祿莫不盡然後亡，倘有一焉？為天所祿猶足以相維也，其祿所以盡者，何也？為其享之過也。佛之教，首檀波羅蜜示人喜捨身，日中一食，樹下一宿，持缽行乞，猶必苦行，以報四重恩，示人惜福如此。士人之福厚則公卿大夫，公卿大夫福厚則人主安，可以相保千萬億年無爭亂殺戳之事，而運祚長永，此其「暗理」者二也。

　　按：楊起元將周秦的滅亡歸結為社會物慾橫流、貪圖享樂、不修心性，「享之過也」。而佛教讓人惜福、修性、節慾。且有社會公平的意識，只有所有人福厚「人主才能安」。這是佛教對儒教「暗理」作用之二。

　　又：「自人之福不齊，鰥寡孤獨之民而親戚鄰里莫之相恤也。生於鰥寡孤獨之中者，稟天地之專氣，其聰明才多，異於人，而科目不能收也。佛法力廣大，歸依者眾，施捨者博，即足以恤四等於其中，而其學無方，其法不可思議，又足以收異才於其內恤也。為人主而恤收也，為人主而收天下，陰受其賜而不知。此其」暗理「者三也。

　　按：社會有貪富之差，多有「鰥寡孤獨」之民，且多朝廷無法撫恤者。而佛法教人向善，「歸依者眾，施捨者博」。同情弱者，使弱者得到社會的幫助，又為社稷分憂，人心變得樂善好施也是佛教「暗理」影響之三。

　　又「至於仙持世尤苦，自雨矅、三光，風、雨、露、山、川、岳、瀆莫不有主，以信天地之，令應下民之求，迅速而不滯、堅確而不爽，皆神之所為，而仙之所修也。人熟之者謂之」「暗理」。

　　按：楊起元認為：道滿足了人們對自然的崇拜及心理欲求，有求必應，百姓安生，皆「暗理」對社會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楊起元對佛教「暗理」對社會所產生的影響作了解釋，用他的觀點去詮釋佛道二氏已經對社會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反對有些儒者漠視這種影響的存在，而主張「三教合一」。

楊起元的「君師觀」 　　治學的目的是為了達成經世實用，而羅近溪一脈卻有不同於王學的經世思想，明儒自王陽明以下大致已放棄了「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線,而改變方向,以講學和其它方式開拓社會空間，而羅近溪上、下行路線均走，講學必述朱元璋的「聖諭六言」，認為朱元璋「直接堯舜之統，而兼總孔孟之學」，這是羅近溪一脈不同於其他陽明後學的觀點。楊起元說：「余之學，蓋師盱江近溪羅子，羅子之學，實祖述孔子而憲章高皇------延接後學，有所闡演，必以高皇聖諭六言為稱首」。而楊起元對「祖述孔子而憲章高皇」表現得尤為突出，通篇貫述於其著作中，他把君師關係引為盂和水：「君，盂也。臣，水也。盂圓則水圓，盂方則水方。」君正臣就正。怎樣才能使儒者上言呢?楊起元認為:"人臣以道自重,必與其君志同道合，然後可言。至遇有道之君，而為臣者學未竟、道未至，即欲有言而不可得。」這種思想容易讓人認為是為君權服務的奴儒，具有明顯的「政儒合一」的思想傾向。也就是要讓君與儒志同道合的經世思想。而要君有道，就要臣先成大儒才進言有道。是否符合陽明學的「正君心之非」？這也是學界需研究解釋的問題。

　　我們看一下朱元璋的「聖諭六言」， 「孝順父母，恭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無作非為」。從這裡可以看到，朱元璋的六言恰恰與羅近溪的引與立教的「孝、悌、慈」的理念是一致的，或許可以從這裡尋找羅近溪一脈「憲章高皇」把高皇當聖人的答案。

三、經世實用

　　楊起元是萬曆時期倡導佛教為經世之學的主要倡導者，其目的是重在經世實用。為學而達成經世實用是楊起元的重要理學思想（如：聖學平民化；強調個人主體意識，充分發揮個人潛能；人人皆聖人；積極投身講學使普通百姓得以教化等）。

　　在空談「聖學」成風的學術氣氛中，楊起元把「聖學」轉為經世實用，甚至將它面向大眾，並以此作為學術研究和實踐應用的目的，在「博之釋典」後，認為佛學也是經世之學，二氏均有經世實用的功用。因此，他不闢佛老。並在理論上努力調和「三教」的關係，以達成均為世所用。雖然楊起元不闢佛，但其未遁入空門。若用「出儒入佛」的觀點去評價楊起元，個人認為欠缺準確。他與李贄、焦竑等被儒者視為「狂禪」的個人行為有所不同。為學而達成經世實用，才是楊起元的重要學術思想。楊起元認為，二氏同樣能為經世所用，儒者應正視這種作用的存在，而不是漠然視之。調和三教的關係是目的，而不是讓自己變成佛。而闡述這種觀點是要冒名利風險的，「近因博之釋典，而參之舊學，殆似有可以發明者，遂不自揆，而以經世言佛，蓋言經世者，謗佛。而出世者亦謗佛也。均一謗也，不若言經世矣」。

　　實際上佛家未言其謗佛，卻被傳統儒家的學者抨擊其「引佛入儒」。也受到了東林黨人的批評。儒林中出現了像楊起元這樣認同佛教的儒者而所形成的居士佛教，使晚明佛教得以中興。還出現了許多「出儒入佛」者。這當然跟憨山大師等佛家積極在學術上配合，重新詮釋佛教經典有關。另一個原因是以楊起元、李贄、焦竑等為代表的儒者調和三教的學術思想有關。晚明的居士佛教為中興佛教起到了重要作用。其影響程度也可從我們熟悉的函可身上可見一斑。

參考資料： 1. 中國鵝城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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