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起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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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字：

杨起元(1547～1599)，字贞复，号复所 。明代广东省归善县塔子湖（今属惠州桥东）人 。杨起元是明代名儒，尊 罗汝芳为师，以理学著。 张居正恶讲学，汝芳被劾罢，而起元自如 。

国籍： 中国

逝世日期：1599

民族： 汉族

中文名 ：杨起元

出生日期：1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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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人档案

人物生平

2著作

影响

清明追思之东江魂系列杨起元

杨起元的“君师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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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人档案

　　姓名：杨起元　　

　　性别：男

　　出生年月：不详

　　别名：字贞复，号复所

　　朝代：明代

　　籍贯：广东省归善县塔子湖（今属惠州桥东）

　　民族：汉族

　　身份：政治人物

人物生平

　　少聪颖，8岁能作诮鬼文；

　　15岁被贼俘掠，从容赋诗得释。

　　隆庆元年（1567）中解元，万历五年（1577）成进士。

　　历任编修、国子监司业、司经局洗马、国子监祭酒、南京礼部右侍郎、南京吏部右侍郎摄吏部、礼部尚书事。

　　万历二十六年（1598）召为北京吏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因母卒未任，持丧归乡。次年9月在惠病逝。谥文懿。

2著作

作品

杨起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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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字：

       著述甚富，有《证学篇》、《证道书义》、《杨子学解》、《论学存笥稿》、《杨子格言》、《杨子政序》、《天泉会语》、《平氛外史》、《白沙语录》、《仁孝训》、《识仁编》、《杨文懿集》等。宋元以来，儒必辟佛，起元却学不讳禅，儒佛合一。著书评注《维摩经》，编《诸经品节》，收录佛家《楞严经》、《金刚经》等经书12种，卷目自题比丘，《四库全书提要》亦觉“骇怪”。除佛家外，还推广道教书，为《太上感应篇》作序，并将《阴符经》、《道德经》等16种道书编入《诸经品节》。

影响

         曾任广州禺山书院山长。治学“以明德、新民、止至善为宗，而要归于孝、弟、慈”。认为善恶皆人之所有，百姓之恶亦有其根源，圣人之善也有其条件。据此提出：“凡属于己者，有善务须看到无，无恶务须看到有；凡属于人者，无善务须看到有，有恶务须看到无。”由此承认人的欲望的自然性和合理性，肯定了人的存在的现实性。

　　在惠州建敦仁书院，讲学永福寺，纂修《惠州府志》；捐资助筑平湖堤并作《重修平湖堤记》，盛赞乡人名无所取，利无所求。而只动于为人之义，力必出身。诗、文俱佳，惠州诸志录有其关于惠州的《山中植树》、《东莞伯祠》、《蝴蝶洞》等诗，以及《超然亭记》、《叶梦熊墓表》、《河源制府湖记》等。《明诗综》采其《送王云五》一首，有佳句云：“水活鱼争长，花繁鸟欲娇。”逝世后被祀于五贤祠。乡人在四牌楼《今中山北路》立牌坊“盛世文宗”褒扬之。

清明追思之东江魂系列杨起元 　　杨起元(1547～1599)，字贞复，号复所。明博罗泊头村人，后迁居归善塔仔湖（今惠城区桥东）。少聪颖，8岁能作诮鬼文；15岁入府学。明隆庆元年（1567）乡试中解元，明万历五年（1577）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国子监司业、司经局洗马、国子监祭酒、南京礼部右侍郎、南京吏部右侍郎摄吏部、礼部尚书事。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召为北京吏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因母卒未任，持丧归乡。次年9月在惠病逝。谥文懿。

　　杨起元是明代名儒，尊罗汝芳为师，以理学著。曾任广州禺山书院山长。治学“以明德、新民、止至善为宗，而要归于孝、弟、慈”。认为善恶皆人之所有，百姓之恶亦有其根源，圣人之善也有其条件。据此提出：“凡属于己者，有善务须看到无，无恶务须看到有；凡属于人者，无善务须看到有，有恶务须看到无。”由此承认人的欲望的自然性和合理性，肯定了人的存在的现实性。著述甚富，有《证学篇》、《证道书义》等。宋元以来，儒必辟佛，杨起元却学不讳禅，儒佛合一，除佛家外，还推广道教书。

　　在惠州建敦仁书院，讲学永福寺，纂修《惠州府志》；捐资助筑平湖堤并作《重修平湖堤记》，盛赞乡人名无所取，利无所求。而只动于为人之义，力必出身。逝世后被祀于五贤祠。乡人在四牌楼（今中山北路）立牌坊“盛世文宗”褒扬之。据惠州市志

　杨起元的“三教合一”思想浅谈

　　为诠述“三教合一”的思想，杨起元把三教的共性总结为“治世”与“济世”，其关系尤如其在《论佛仙》文中所言：“三教皆务为治耳，譬之操舟，然吾儒捩舵，埋楫于波涛之中，二氏乃指顾提撕于高岸之上，处身虽殊，其求济之理则一”。

　　按：杨起元用水上行舟来表述儒、佛、道三教的关系，二氏与儒家的治世方式不同，但其济世的目标是一致的，且二氏对儒家的发展有帮助和起到积极的作用。

　　朱元璋说：“仲尼之道，删诗制典，万世永赖，而老子亦与之齐，佛与仙同其幽灵，乃暗助王纲，益世无穷者也。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二心，三教之立，虽持身荣俭之不同，其所给济之理一，世人于斯三教，有不可缺者”。

　　按：杨起元将朱元璋的“佛与仙同其幽灵，乃暗助王纲，益世无穷者也”，称为“暗理”，佛道的“暗理”已在人们的生活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种佛道的思想已在社会上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效果，为浅薄者未能识。

　　“灵谷寺僧则谓：‘人主之财，皆为民而用，下至公卿辅相，皆无可施之财’，言之甚切，乃悟日：‘存二氏者，有高皇之识可也。暗理之功，非浅薄者所能测。然闻之宿德，大略有三：子贡曰：‘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子曰：“朝闻道，夕可死矣。”孔子之门，自颜会之外无闻焉，秦汉以还，微言中绝，不复知道为何物，而佛之教能使其徒守其心性之法，递相传付，如灯相禅，毋令断绝。及至达摩西来，单传直指，宗徒布满，儒生学士从此悟入，然后梢接孔脉，以迄于兹，此其“暗理”者一也。

　　按：“人主之财，皆为民而用，下至人卿辅相皆无可施之财”，这些来自佛门而非儒门的思想哲理，令儒学的杨起元感悟至深。其实朱元璋也知道这“暗理”的作用。在孔圣人的年代，佛学未入中国，没有圣人对佛学的注解，直到达摩西来，佛学才被逐步认识，且影响着儒家的思想，亦有“稍接孔脉”者。其实，佛学已对儒学及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是“暗理”的作用之一。

　　又：“由周而来，潜越奢侈，人福消损，大者覆其茅土，小者不能有其百亩，至秦益甚，二世而亡，夫亡者非人主终其天禄，自公卿大夫士庶禄莫不尽然后亡，倘有一焉？为天所禄犹足以相维也，其禄所以尽者，何也？为其享之过也。佛之教，首檀波罗蜜示人喜舍身，日中一食，树下一宿，持钵行乞，犹必苦行，以报四重恩，示人惜福如此。士人之福厚则公卿大夫，公卿大夫福厚则人主安，可以相保千万亿年无争乱杀戳之事，而运祚长永，此其“暗理”者二也。

　　按：杨起元将周秦的灭亡归结为社会物欲横流、贪图享乐、不修心性，“享之过也”。而佛教让人惜福、修性、节欲。且有社会公平的意识，只有所有人福厚“人主才能安”。这是佛教对儒教“暗理”作用之二。

　　又：“自人之福不齐，鳏寡孤独之民而亲戚邻里莫之相恤也。生于鳏寡孤独之中者，禀天地之专气，其聪明才多，异于人，而科目不能收也。佛法力广大，归依者众，施舍者博，即足以恤四等于其中，而其学无方，其法不可思议，又足以收异才于其内恤也。为人主而恤收也，为人主而收天下，阴受其赐而不知。此其”暗理“者三也。

　　按：社会有贪富之差，多有“鳏寡孤独”之民，且多朝廷无法抚恤者。而佛法教人向善，“归依者众，施舍者博”。同情弱者，使弱者得到社会的帮助，又为社稷分忧，人心变得乐善好施也是佛教“暗理”影响之三。

　　又“至于仙持世尤苦，自雨矅、三光，风、雨、露、山、川、岳、渎莫不有主，以信天地之，令应下民之求，迅速而不滞、坚确而不爽，皆神之所为，而仙之所修也。人熟之者谓之”“暗理”。

　　按：杨起元认为：道满足了人们对自然的崇拜及心理欲求，有求必应，百姓安生，皆“暗理”对社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杨起元对佛教“暗理”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作了解释，用他的观点去诠释佛道二氏已经对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反对有些儒者漠视这种影响的存在，而主张“三教合一”。

杨起元的“君师观” 　　治学的目的是为了达成经世实用，而罗近溪一脉却有不同于王学的经世思想，明儒自王阳明以下大致已放弃了“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而改变方向,以讲学和其它方式开拓社会空间，而罗近溪上、下行路线均走，讲学必述朱元璋的“圣谕六言”，认为朱元璋“直接尧舜之统，而兼总孔孟之学”，这是罗近溪一脉不同于其他阳明后学的观点。杨起元说：“余之学，盖师盱江近溪罗子，罗子之学，实祖述孔子而宪章高皇------延接后学，有所阐演，必以高皇圣谕六言为称首”。而杨起元对“祖述孔子而宪章高皇”表现得尤为突出，通篇贯述于其著作中，他把君师关系引为盂和水：“君，盂也。臣，水也。盂圆则水圆，盂方则水方。”君正臣就正。怎样才能使儒者上言呢?杨起元认为:"人臣以道自重,必与其君志同道合，然后可言。至遇有道之君，而为臣者学未竟、道未至，即欲有言而不可得。”这种思想容易让人认为是为君权服务的奴儒，具有明显的“政儒合一”的思想倾向。也就是要让君与儒志同道合的经世思想。而要君有道，就要臣先成大儒才进言有道。是否符合阳明学的“正君心之非”？这也是学界需研究解释的问题。

　　我们看一下朱元璋的“圣谕六言”， “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无作非为”。从这里可以看到，朱元璋的六言恰恰与罗近溪的引与立教的“孝、悌、慈”的理念是一致的，或许可以从这里寻找罗近溪一脉“宪章高皇”把高皇当圣人的答案。

三、经世实用

　　杨起元是万历时期倡导佛教为经世之学的主要倡导者，其目的是重在经世实用。为学而达成经世实用是杨起元的重要理学思想（如：圣学平民化；强调个人主体意识，充分发挥个人潜能；人人皆圣人；积极投身讲学使普通百姓得以教化等）。

　　在空谈“圣学”成风的学术气氛中，杨起元把“圣学”转为经世实用，甚至将它面向大众，并以此作为学术研究和实践应用的目的，在“博之释典”后，认为佛学也是经世之学，二氏均有经世实用的功用。因此，他不辟佛老。并在理论上努力调和“三教”的关系，以达成均为世所用。虽然杨起元不辟佛，但其未遁入空门。若用“出儒入佛”的观点去评价杨起元，个人认为欠缺准确。他与李贽、焦竑等被儒者视为“狂禅”的个人行为有所不同。为学而达成经世实用，才是杨起元的重要学术思想。杨起元认为，二氏同样能为经世所用，儒者应正视这种作用的存在，而不是漠然视之。调和三教的关系是目的，而不是让自己变成佛。而阐述这种观点是要冒名利风险的，“近因博之释典，而参之旧学，殆似有可以发明者，遂不自揆，而以经世言佛，盖言经世者，谤佛。而出世者亦谤佛也。均一谤也，不若言经世矣”。

　　实际上佛家未言其谤佛，却被传统儒家的学者抨击其“引佛入儒”。也受到了东林党人的批评。儒林中出现了像杨起元这样认同佛教的儒者而所形成的居士佛教，使晚明佛教得以中兴。还出现了许多“出儒入佛”者。这当然跟憨山大师等佛家积极在学术上配合，重新诠释佛教经典有关。另一个原因是以杨起元、李贽、焦竑等为代表的儒者调和三教的学术思想有关。晚明的居士佛教为中兴佛教起到了重要作用。其影响程度也可从我们熟悉的函可身上可见一斑。

参考资料： 1. 中国鹅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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