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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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朱（约公元前395--约公元前335），一说约公元前450--约公元前370，杨姓，字子居，魏国（一说秦国）人，中国战国初期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杨朱主张“贵己” 、“重生”、 “人人不损一毫”的思想。是道家杨朱学派的创始人。他的见解散见于《列子》，《庄子》，《孟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在战国时期，有“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的现象”，可见其学说影响之大。
目录
简介
杨朱学派在战国时代独树一帜，与儒墨相抗衡，卫道之庄周，宗儒之孟轲皆曾加排斥与攻击，大概正因为这种非议的影响，传后世学者望而止步；更加之秦皇焚书，汉武独尊儒家，因而秦汉时即销声匿迹。但这并不等于其学说及影响之亡绝，只不过沉隐民间而已，至东晋而又由张湛作注复行于世（指《列子·杨朱篇》）。张湛《列子序》中说《杨朱篇》为“仅有存者”之一，这不是编造之词。关于杨朱学说，历来或以其源出《老子》（如《老子》第十三章：“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较近于道家，而勉强归入道家；或以其与《老子》思想并非完全一致，老子贵柔而杨朱贵己，且又为庄周所斥，不归入道家；大多以“杨朱”起于老、儒、墨之后，确实是独树一帜，“杨朱”乃自成一家。归纳杨朱言论，其思想中必实为“贵己”，或曰“为我”。后世多斥杨朱之说“自私”、“颓废”、“堕落”，其实杨朱之言，有其时代性质。春秋晚期和战国早、中期，“孔子提倡”以为天下；而诸侯纷争，相互侵略、损以利亡，君王厚生而致使臣民轻死，贵公贵仁之说，已成虚伪之谈。杨朱愤世而倡导“贵己”之说，“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又说：“善治外者，物未必治；善治内者，物未必乱。以若之治外，其法可以暂行于一国，而未合于人心；以我之治内，可推之于天下。”人人治内贵己，互不侵、损，人人自重自爱，不就各安其所，天下治理了吗？从“贵己”出发，杨朱造构了他的学说：（一）、论生死：有生便有死，人人皆如是。生有贤愚、贫贱之异，而死皆归为腐骨，尧舜与桀纣没有不同。（二）、贵己：己身之最贵重者莫过生命，生难遇而死易及，这短促的一生，应当万分贵重，要乐生，一切以存我为贵，不要使他受到损害，去则不复再来。（三）、全性保真：所谓全性，即顺应自然之性，生既有之便当全生，物既养生便当享用之，但不可逆命而羡寿，聚物而累形，只要有“丰屋美服，厚味姣色”满足生命就够了，不要贪得无厌，不要为外物伤生。所谓保真，就是保持自然所赋予我身之真性，自纵一时，勿失当年之乐；纵心而动，不违自然所好；纵心而游，不逆万物所好；勿矜一时之毁誉，不要死后之馀荣；不羡寿、不羡名、不羡位、不羡货，乃可以不畏鬼、不畏人、不畏威、不畏利，保持和顺应自然之性，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关于“杨朱”其人，上述资料有阳生、杨子、杨朱、杨子居、杨子取等称谓，据《古史辨》第四卷下编郑宾于《杨朱传略》考证，断定为“姓杨（或作阳）名朱，字子居（或作子取）”，并断定为秦人。关于杨朱的生卒年代，我以为必晚于墨翟，而前于孟轲，《古史辨》卷四下编门启明《杨朱篇和杨子之比较研究》断定“他生卒年代的约数，当是西纪元前450至前370（即周贞定王十五年至周烈王六年）之间”.
评价
老子之后，道家思想大致沿着两个方向展开：稷下学派的一批人物以社会政治为中心，欲将道家老子的思想与道家失传的黄帝思想、现存的管子的思想予以贯通，从而使道德家由形上追求转至形下操作，形成一套道德与法则融合于一体的治国的理论；而后者以失传的杨子、现部分残存的庄周为代表，关切的是自我、自由与本真。属精神生命的内在追求。先秦道家哲学于后发展有三个阶段。杨朱的那些观念，代表第一阶段。《黄帝》《老子》的主题思想代表第二阶段。《庄子》的部分思想代表第三阶段即最后阶段。《老子》、《庄子》的只能按部分思想划分阶段，在《老子》里有穿插着其他阶段的思想，在《庄子》里代表有不同阶段的思想。这两部书，像中国古代别的书一样，都不是成于一人之手，而是不同时期不同的人写的，它们实际上是道家著作、言论的汇编。道家哲学的出发点是全生避害。据现有的资料不完全的统计，为了在乱世中求生存，危险中得平安，杨朱的方法之一是“避”。逃避是普通隐者的做法，他们逃离人世，遁迹山林，心想这样就可以避开人世的恶。可是人世间事情多么复杂，不论你隐藏得多么好，总是有些恶仍然无法避开。所以有些时候，“避”的方法还是不中用。《老子》的大部分思想表示出另一种企图，就是揭示宇宙万物的规律。万物虽然时时在变，难以捉摸，但是事物变化的规律不变。一个人如果懂得了这些规律，并且遵循这些规律以调整自己的行动，他就能够使事物转向对他有利。这是先秦道家发展的第二阶段。[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