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鵑（散文）
原文
杜鵑，敝同鄉的魂，在文學上所占的地位，恐怕是任何鳥之所不能及。
我們一提起杜鵑來，便好像有說不盡的詩意在眼底纏綿。
它本身不用說已經是望帝①的化身，但它時而又幻形為薄命的佳人，時而又幻形為憂國的志士，聲是滿腹鄉思，血是遍山躑躅，可憐，哀惋，純潔，至誠……這在國民的感情中是成了愛的象徵，這愛的象徵是成了國民的感情。
而且，這感情還超越了「國民的」之範圍，東方諸國大抵是受了傳染的。例如日本，杜鵑在文學上所占的地位，便並不輸於本國。
然而，這實在是名實不符的一個最大的例證。
杜鵑是一種灰黑色的鳥，毛羽並不美，而它的性質尤其專橫而殘忍。
這鳥是不砌巢的，也不孵卵哺雛，在生殖季節只產卵於鶯巢中，讓鶯替它孵化哺育。鵑雛較鶯雛大，在將長成時甚且比鶯之親鳥尤大。鵑雛孵化後，每將鶯雛擠出巢外，聽其號寒啼飢而慘死，而自己則獨霸着鶯的哺育。鶯受鵑欺而不自知，劬勞着哺育着比自己還要大的鵑雛，真是一幅令人不平，令人可以流淚的情景。
想到這些實際上來，覺得杜鵑這鳥子大可以成為欺世盜名者的標本了。然而，杜鵑不能任其罪。杜鵑是與生俱來的杜鵑，它並不曾要求人把它認為佳人志士。
人的智慧究竟和鶯也相差不遠，全憑主觀的意象而不顧實際，有無數的人面杜鵑被哺育着，通乎去來今的三世。
1937年1月13日
編者註： ① 望帝，傳說中的蜀國國王，名杜宇，號望帝，退隱後化為杜鵑鳥。
賞析
立意就是觀點。觀點要新，因為新就是創造。新就是講別人沒有講過的話，講自己獨到的思想，所謂「言他人所未曾言」。做學問的人都知道，創新的觀點通常有兩條路徑：一是論題新，所謂「開闢處女地」、「填補空白」，即使你的研究不夠深入，但因為是別人沒有研究過的，你的結論便自然而然有了新意;二是做「翻案文章」，別人說東你說西，別人說是你說非，由於反差強烈，新意立見。郭沫若是詩人，也是學者。學問之道，可說是爛熟於心。
這篇散文即是循着「翻案」的思路而寫的。「翻案」的思路，今人謂之「逆向思維」，是創造之一法。不過這次「翻案」，不是負面翻正，而是正面翻負，即把正面價值的「愛的象徵」的杜鵑鳥逆轉成負面價值的「專橫而殘忍」的形象(或隱喻)。文章先列舉杜鵑鳥在文學史上的種種正面形象：望帝的化身，薄命的佳人，憂國的志士，可憐、哀惋、純潔、至誠。它不僅灌注着國民的情感，而且走出國界，成為「東方情結」。接着筆鋒陡轉，出語驚人，指出杜鵑鳥「名實不符」，過去的名聲是出於對事實的誤解。其根據是動物行為學的知識，即杜鵑欺騙性地獨霸鶯巢，類似於中國成語中說的「鵲巢鳩占」。這個事實是動物學的發現。翻開《辭海》杜鵑條目，其中赫然寫着：「部分種類不自營巢，產卵於多種雀形目鳥類巢中，由巢主孵卵育雛。雛出殼後，推出巢主雛鳥而獨受哺育。」真是世界之大，無奇不有，杜鵑鳥的文學象徵竟與它的動物習性如此不吻合，「打架」得厲害。
當然，文學象徵是一回事，自然知識是另一回事，它們各有其價值，即人文價值與科學價值。科學講事實，文學則講虛擬。我們完全不必要去追究「龍的傳人」這句話或這個文學意象。龍本身是想像中的動物形象，所謂「九似之象」;「傳人」則是後代的意思，龍是華夏族的祖先出於遠古的圖騰意識。用科學的標準去衡量，全是「一派胡言」，但我們至今還在唱《龍的傳人》這首歌，還在用「龍」作為中華民族的象徵。郭沫若不是不懂得這個道理。他用科學的動物知識翻文學作品中杜鵑鳥形象的「案」，必定另有理由。這理由就是當時的時代背景與中日關係。
《杜鵑》這篇散文寫於1937年1月。這時，抗日戰爭尚未全面爆發，但日本帝國主義卻已經侵占了我國的東三省，蠶食與染指華北地區，其侵華野心已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翻開中日關係史，我們知道日本在唐代曾派遣使者到中國，把中華文化引入日本，作為學習、效仿的楷模。總之，中國文化在歷史上對日本民族是有「哺育」之「恩」的。但現實卻是日本帝國主義「恩將仇報」。因此，從中華民族的現實功利與安危出發，郭沫若做了這篇「翻案」文章，隱喻日本侵略者是忘恩負義、「專橫而殘忍」的杜鵑鳥。
這篇文章的最後落腳點還在於我們自身。也就是把中華民族比作「鶯」批評「鶯」的不覺醒而自甘奴化，對「人面杜鵑」喪失警惕之心。讀來言簡意深，回味無窮。[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