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弢
杜弢（？―315年），字景文，蜀郡成都（今屬四川）人，蜀地名士、符節令杜植之孫，略陽護軍杜眕之子 ，西晉末年流民首領。 杜弢少以才學著稱，獲舉秀才。李庠之亂時，杜弢避亂到南平，得到南平太守應詹的欣賞禮遇。後任醴陵縣令。永嘉五年（311年），流民叛亂，共推杜弢為首領，杜弢自稱梁、益二州牧，平難將軍、湘州刺史。杜弢攻陷郡縣，殺害地方官員。 建興三年（315年），晉元帝派王敦、陶侃等討伐杜弢，杜弢兵敗投降朝廷，晉元帝赦免杜弢，任命他為巴東監軍。杜弢投降後，各將領卻仍不停攻打杜弢，杜弢憤怒，於是再次反叛。同年八月，杜弢派部將王真進軍武陵，王真兵敗逃往湘城，陶侃勸降王真，杜弢的部眾潰散，杜弢於是逃跑，死在途中。
| 杜弢 | |
|---|---|
| 出生 | 成都 |
| 逝世 | 315年 |
| 國籍 | 中國(西晉) |
| 職業 | 西晉末年流民首領 |
目錄
人物經歷
應詹禮遇
杜弢早年以才學著稱，被州里推舉為秀才。恰逢遭遇李庠之亂，杜弢於是避亂來到南平，南平太守應詹欣賞杜弢的才學，對他很是禮遇。後來，杜弢擔任醴陵縣令。
推舉首領
永嘉五年（311年），當時巴蜀地區的流民汝班、蹇碩等數萬家，散布在荊、湘一帶，遭到當地的大姓人家侵凌欺侮，都心懷怨恨。恰逢蜀地人李驤殺死縣令，屯聚在樂鄉，部眾有數百人，杜弢與應詹進擊李驤，打敗亂軍。蜀地人杜疇、蹇撫等又侵擾湘州，參軍馮素與汝班不和，向湘州刺史荀眺進言說流民都想造反。荀眺相信他的話，準備殺死全部流民。汝班等人害怕被殺，便聚集流民響應杜疇。當時杜弢正在湘中，於是流民推舉杜弢為首領，杜弢自稱梁、益二州州牧，平難將軍，湘州刺史。杜弢軍攻破郡縣，荀眺棄城逃往廣州。廣州刺史郭訥派始興太守嚴佐率兵攻打杜弢，杜弢迎擊大敗官軍。荊州刺史王澄再派部將王機攻打杜弢，在巴陵（今湖南嶽陽）戰敗。杜弢放縱士兵大肆搶掠施暴，並向征南將軍山簡假意投降，山簡任命杜弢為廣漢太守。
投降朝廷
荀眺逃走後，湘州人推舉安成太守郭察擔任代理湘州刺史，郭察率軍討伐杜弢，反被杜弢打敗，郭察戰死。建興元年（313年）八月，杜弢向南攻破零陵，向東侵擾武昌（今湖北鄂州），焚燒城邑，殺害長沙太守崔敷、宜都太守杜鑒、邵陵太守鄭融等。
建興三年（315年），晉元帝司馬睿命令征南將軍王敦、荊州刺史陶侃等人討伐杜弢，前後交戰數十次，杜弢的將士多數戰死，於是向司馬睿請求投降。司馬睿不同意。杜弢便寫信給應詹，自述過去與應詹「共同討伐樂鄉，本來同喜同愁。後來在湘中，畏死求生，這才聚眾。假如能夠以過去交往的情分，為我說明真情，使我能盡效忠誠，參加列入舉義的人們當中，或者北伐清理中原，或者西征攻取李雄，來贖我以前犯的罪過，即使是死的日子，也像是再生之年！」應詹替他呈交這封信給司馬睿，並且說：「杜弢是益州的秀才，一直享有很好的名望，被鄉里人所逼迫才聚眾叛亂。現在悔惡從善，應當派使者去安撫接受他投降，以使江、湘地區的百姓安定。」司馬睿便派前南海太守王運去接受杜弢的投降，宣讀大赦詔書，凡是反叛者全部赦免，任命杜弢為巴東監軍。
再次反叛
杜弢接受任命後，各將領卻仍然不停地攻打他，杜弢非常憤怒，於是殺死王運再次反叛。建興三年（315年）二月，杜弢派部將杜弘、張彥在海昏攻打臨川內史謝擒（一作謝摛），謝擒兵敗戰死，接着攻陷豫章。三月，豫章內史周訪攻打杜弘等人，杜弘逃往臨賀 ，周訪在陣上殺死張彥。 八月，杜弢派部將王真率領精兵三千作為奇兵，從江南出發，向武陵（今湖南常德）進軍，切斷官軍的運輸路線。陶侃命伏波將軍鄭攀攔擊，大敗王真軍，王真逃往湘城（今湖南長沙）。於是陶侃等諸支軍隊一齊前進，王真投降陶侃，杜弢的部眾全部潰散，杜弢於是逃跑，在途中去世 ，湘州之亂得以平定。
後人評價
悲劇英雄杜弢 西晉末年紛亂不已，宗室混戰的「八王之亂」持續了十幾年，中原可謂烽煙四起，民不堪命。飽受欺侮的境內胡人，憤而起事，更是殘暴兇狠，難以抵禦。故鄉雖美，已非安居之地；走往他處，乃是存活之道。這時的中原，宛若劇烈晃動的水盆，成群結隊的人們，就像潑出的水，流向四方。
讀書人身處亂世，面對的情勢詭譎多變，受到的考驗嚴峻無比。英雄豪傑之輩，固然可以成為亂世忠良，留名青史；一般士人的卓絕表現，所在多有，若不在史書中勾稽事跡，略加表述，往往埋沒無聞，史家的刻意用心，後人末能體會，終屬遺憾。杜弢或許可以作為一個例子。
杜弢是蜀郡成都人，出身官宦之家，以聰明與學識為人稱譽，益州刺史羅尚舉為秀才。當時賨人李特率領大隊流民從劍閣進入蜀地，為人們耕種、勞動，以求生存，朝廷卻命令將流民遣返，並限七月上道。此時雨水過多，收成無望，無以準備路途所需，流民愁怨不已。李特派閻式求見羅尚，希望把遣返時間延至冬季，羅尚左右親信不同意，閻式向杜弢說明情況，杜弢認為應該展延一年，未為羅尚採納，杜弢就把代表身分的「秀才板」送回，辭職還家。讀到這裡，我們要問：杜弢的此一決定，是理智的考慮，還是感性的體會？違背朝廷詔令，坐視流民力量威脅地方，恐怕不屬理智的考慮，但閻式把流民愁怨處境讓杜弢感同身受，杜弢請求羅尚展延時日，應屬感性的體會；羅尚不允，他就辭職還家。這時我們再問：杜弢辭職回家，是否從此悠遊林下，退出歷史舞台？不會的，他必然有所作為。為什麼？因為他是一個不聽命權勢，而是服膺心中感受，肯為悲苦百姓做事的人，有這種心願的人，只要有能力，史書必然為他留下篇幅。
杜弢並未隠居在家，而是到了荊州附近的南平，南平太守應詹很欣賞他，對他十分禮遇，後來他擔任醴陵縣令。這時荊州、湘州一帶巴蜀流民很多，受到居民的欺負，生計困苦。蜀人流民聚眾起事，亂事為應詹、杜弢聨手平服。流民領袖向荊州刺史王澄投降，王澄應允，繼而襲殺，將八千餘人沉於大江，流民更是怨忿。於是各地流民起事，湘州刺史聲稱殺盡流民，流民驚恐不已，四、五萬家一起反叛，以杜弢也是蜀人，素有聲望，推為共主。杜弢自稱梁、益二州的州牧，領湘州刺史。杜弢自稱州牧，刺史，當然是反叛行為，國法不容。杜弢何以做此決定，應該是見到四、五萬家，十餘萬人陷入絕境，不允其所請，於心不安。流民人數終究有限，流民土民關係緊張，以此條件據地自雄，實無可能。杜弢此舉無非先求安定流民，形成力量，再與朝廷談判，共謀解決之道。這時是晉懷帝永嘉五年。
杜弢的力量頗為可觀，五月，攻入長沙，擒湘州刺史，向南、向東進攻都有斬獲，「殺二千石、長吏甚眾。」六年，杜弢擊敗荊州刺史王澄，王澄被召回，以周顗代之，再為杜弢所敗。這時王敦派出陶侃、周訪、甘卓三人對付杜弢。陶侃料知杜弢將襲武昌，杜弢果然進擊，為陶侃所敗。然陶侃也屢次為杜弢所敗，賴周訪救援，再破弢軍。陶侃、周訪為一時名將，杜弢與之周旋，未見遜色，也可知杜弢計謀高能力強，應非等閒之輩。
愍帝建興三年，杜弢手下將士折損已多，不復再是陶侃、甘卓對手，於是向琅邪王司馬睿請降，司馬睿不允，他就寫了一封信，請應詹為他說項，應詹同意，上書司馬睿並將杜弢的信轉呈。司馬睿應允，派東海太守王運受降，赦杜弢的罪，派為巴東將軍。然而陶侃、甘卓仍然進攻不已，杜弢非常氣憤，殺了王運再度反叛，杜弢派降將王貢向陶侃挑戰，陶侃料知王貢心意不定，用話激將，說：「杜弢只是益州小吏，盜用公款，父死不奔喪，這種人不值得跟隨，天下那有頭都白了，還在作賊！」見到王貢原來「橫腳馬上」，聞言，「歛容下腳」，知道可以打動，派人約降，還剪了頭髪，作為信物，王貢就向陶侃投降，於是，弢軍大潰。《通鑑》記：「弢眾潰，遁走，道死。」《晉書．杜弢傳》則記曰：「弢逃遁，不知所在。」
讀到這裡，我們要問三個問題：一、司馬睿為什麼最初不接受杜弢的投降，後來卻又接受了？二、杜弢既已投降，且得赦令，陶侃、甘卓何以仍然進攻不已？三、陶侃何以能夠說動王貢？關於第一個問題，當然與應詹的上書有關，司馬睿與王導同意應詹的意見，接納杜弢的請降。但是，睿、導何以同意應詹呢？仍可一問。我的揣測是，應詹聲望很高，可以信任之外，杜弢信中所言，必也情理兼顧，令人感動。第二個問題，司馬睿固然赦了杜弢，但甘、陶將士深知，杜弢戰力疲弱，已如強弩之末，還手乏力，進攻必能取得最大利益，怎可輕易放棄？第三個問題，王貢原為陶侃部將，因故叛陶投杜，陶侃深知其人，杜弢將士損傷嚴重，王貢必不肯再為他盡力，不需動武，可以智取。西班牙哲學家奧特嘉．賈塞德說：「比起言語和行為，更應該去注意那些看起來不大重要的東西：姿態和表情。正因為姿態和表情並非刻意流露，它們能意外透露出心底深處的秘密，而且準確地將之反映出來。」而王貢在馬上的動作，就是一例，它透露了王貢心中的秘密。
以上所述杜弢事跡，主要取自《資治通鑑》[1]，因為《晉書》[2]本傳記載甚簡，圖像頗為模糊。何以如此？《晉書》撰者似將篇幅用於記載杜弢致應詹的信，以及應詹為杜弢的上書；兩篇書信，幾乎占了全傳的三分之二，可知撰者的重視遠在杜弢事跡之上。相對而言，《資治通鑑》雖有記載，卻十分簡略。杜弢「文理優長」，此信敘事清晰，說理明暢，感情真摯，文字典雅，今天讀來，似有一定難度，我就不揣簡陋，用白話改寫，只能略保原意，無法重現風華，這是要向讀者說明，並致歉意。
天下大亂，及於我們這裡，我們一群人只有離開，到了荊州。我們遭人唾棄，無以為生，大半的人死了，活著的也極其艱辛，這是您知道的。我們這些流民與當地的居民矛盾很多，難以久處。樂鄉流民起事，我與您聯手平定，只怕不能持久，力量也嫌不足。我們到了湘中，為求生存，只有團結，藉以自衛，等天下稍為安定，再向您及官府請降。這時山簡鎮守夏口，山公體察下情，度量寬宏，在眾多猜忌疑惑之中，接納了我們，若不是山公見識高遠，怎能做到！我們來自西邊的人受此厚恩，得以除去罪嫌，如蒙再生之德。山公去世，這事突然中止，我們深感憾恨。我想派滕、張兩位使者向主上說明我們起事的原委，但恐怕貪功求名的人在主上面前搬弄是非，為了彰顯我的叛逆之罪，把我的使者公然處死，所以，我還是沒有派遣。這時，甘卓、陶侃的大軍突然來攻，水陸十萬，旌旗遮蔽山野，舟艦布滿大江，非常威風，但我們並不懼怕。春秋時，晉文公講信義，諸侯聽命，陶侃一面宣布赦書，一面率軍進攻，這像是遵奉朝廷，表率海內嗎？逼迫行義之人成了叛逆之徒，對於善良百姓責以不赦之罪，這是正確的做法嗎？驅迫這些烏合之眾，想同這些必死的人決一勝負，決不是高明的策略。我的本心，坦坦蕩蕩，神明可鑑，也是您知道的。您不會寧願寃枉忠良，不向主上說明吧！
昔日虞卿不以大國相位為榮，而與魏齊共安危；司馬遷為了李陵，受殘刑而無悔。您在湖南此地，享譽極高，理應進而為國家謀平難的方略，退而為朋友申改過的真誠，在您做來，大有餘裕。深切盼望，借您的威名，把我的這封信呈送主上，也請主上派人前來，我得以披露肝膽，加以說明，一無保留，若仍遭譴責，身死無恨。我想您必將思及國法，請您讓我立功贖罪，我必率領徒眾，充做前鋒，迎回先帝，擊敗胡人，就是戰死沙場，猶若獲得重生。如蒙恩允，我當先掃清動亂，再光復中原；只要給我一年的補給，令我向西進攻，必能平定蜀地李雄，恢復《禹貢》[3]所載舊壤，以我微小的功勞，贖我背叛的過錯，讓地方安定，百姓安居，為昔日的滋擾，向鄰邦謝罪。這就是今天我想要做的，敬請鑒察，亦請卓裁。
我只是一個遠地的書生，論出身、資歷與您相去甚遠，實在沒有足夠的情誼請您施以援手。我只是把我的真心誠意展顯出來，此地的山川知我忠順，地方也不再有伐叛的戰鬥，您在本地聲望更高，而我們流民也可以活命，應該是很有意義啊！十幾萬人，不再時時思及攻戰之事，就可以致力於生產，享受豐收的喜悅。衡山、長江、湘水，都在身旁，若我所說不實，必受天譴，梁州、益州都將遭殃，不只是惟我一家而已。
應詹讀了杜弢的信，哀嘆不已，即將杜弢的信呈送司馬睿，也附了上書。〈杜弢傳〉加以記載，錄於下：
杜弢是四川的秀才，名聲很好，學識亦豐，能力又強。過去曾經帶領流民，來到我所統治的轄地，他的心志貞堅，我很了解。蜀人在樂鄉起事，杜弢拿出自己的家財，招募義勇，歃血為盟，慷慨激昂。樂鄉之事平定，其地殘破，杜弢東下湘中，與鄉人相遇，因其名望，推為共主。追究此事並非出於杜弢本心，然而此後湘中一帶混戰不已，不能說不是杜弢的罪過。看今天杜弢的上書，可以見到他的真心誠意。東漢之初，朱鮪自以為受忌於劉秀，劉秀以黃河為誓，朱鮪受到感動，投歸劉秀，盡力報效，終於封侯，這就是恕人之過，錄人之功。我深深覺得，今天國難當頭，應該高處著眼，大處著想，昔日齊侯赦了射他的人，晉侯驍了斫他袖子的人，得到兩人的報效，兩侯做為，後人稱贊。何況杜弢沒有犯過這樣的罪愆，而又真心誠意為國效命！我以為可以派出使臣宣揚聖旨，這樣的話，上天必有彩霞顯示，百姓亦將受到恩澤，江左地區必能安枕無憂！
司馬睿，或者說王導，何以聽信應詹的建議，赦了杜弢，且命為巴東將軍？當然與應詹此人聲望有關。應詹是怎樣的人物？我們看看《晉書》本傳的記載。應詹祖父是應璩，父親早死，祖母撫養長大，十幾歲時，祖母又死了，家中很富有，應詹就請族人共居，就像親人一樣，人家對他的處事方式很是訝異。年長後，頗有名氣，以個性安和寬宏，態度優雅，學識、文章均佳，為人稱美。有人說：這個人就是「君子」（君子哉若人）。 鎮南大將軍劉弘是他的舅公，很欣賞他，說他「器識弘深」，任為長史，委以軍政，他也表現不凡；劉弘在漢南的卓越治績，應詹有其貢獻。王澄為荊州刺史，任他為南平太守，深得民心，當時天下大亂，南平安定無擾。〈本傳〉記載了百姓對他的歌頌，由於是出自百姓，我就直抄原文，不作改寫：「亂離既普，殆為灰朽。僥倖之運，賴玆應後。歲寒不凋，孤境獨守。拯我塗炭，惠降丘阜。潤同江海，恩猶父母。」我讀此歌，想起了河南地方父老感悅祖逖的盡心照顧，所唱的歌：「幸哉遺黎免俘虜，三辰既朗遇慈父。玄酒忘勞甘瓠脯，何以詠恩歌且舞。（我們何其幸運，不曾胡人俘虜。天意托佑於您，好比慈愛父母。謹設濁酒蔬餚，聊洗終歲勞苦。獻上心中感恩，唯有唱歌跳舞。）」見《晉書．祖逖傳》。我們可以說，地方長官苦民所苦，盡心盡力，百姓必有回饋的表示，也是史家眼中珍貴的材料。
回到杜弢，我們看到他的一生令人哀嘆，可以稱為一場悲劇，但他是英雄嗎？他的本傳在《晉書》第一百卷，同卷的是王彌、陳敏、祖約、蘇峻、孫恩、盧循等等一堆「叛臣」，也都是二、三流的小角色，與之為伍的杜弢，可以稱為「英雄」嗎？是否稱之為「悲劇人物」較為貼切？英雄與人物之間，究竟如何畫分為宜，我既無探討的意願，亦無判斷的能力。我只是遙想唐代史臣書寫杜弢之時，心中思念著什麼？如何規劃這篇傳記？史文俱在，不妨據之揣測。首先，杜弢事跡，可以簡略帶過，兩篇書信，應予加倍重視；杜弢致應詹的信，述說他的心意心志，特別是流民的困苦，死者過半，生者艱辛，看在眼中，焉能無感？杜弢從退回「秀才板」起，就心繫流民，一路走來，他是苦流民之所苦，為流民奉獻一切。他當然知道，自任州牧，自領刺史，已超越底線，是反叛行為，不容國法。他也一再說明，希望能有機會親率徒眾，驅除胡人，帶罪立功，將功贖罪。可知「忠」的觀念常在心中，無時或忘。當然，我們要問，杜弢自說自話，有幾分可信？我覺得唐代的史臣是相信的，何以採信？應詹的上書，以及司馬睿、王導都採信了，也許可以不必懷疑了吧！簡言之，撰寫此傳的史臣為杜弢心懷苦難大眾，所作的一切，深受感動！不妨可說，撰寫歷史，人們內心的活動，有其感人的力量，不是作為事跡可以比擬。
最後一個問題，杜弢的下場如何書寫？《資治通鑑》記：「弢眾潰，遁走，道死。」但胡三省將《通鑑考異》所言，記於下：「《考異》曰：〈弢傳〉云：『弢逃遁，不知所在。』《晉春秋》云：『城潰，弢投水死。』今從〈帝紀〉。」按《晉書．愍帝本紀》原文為：「荊州刺史陶侃攻杜弢，弢敗走，道死，湘州平。」與《資治通鑑》所記略有小異，意旨則同。可以知道，杜弢的下場有三種說法，一是「敗走，道死」，二是「投水而死」，三是「不知所在」。看來，杜弢的死，應可肯定。但是，何以仍有不知所在之說，而且為撰史者所採信？我的解讀是，仍未死去，不知所在之說，在民間廣泛流傳，信者甚眾。何以如此？我想，只有苦難大眾，對這位人物至為敬佩，情感至深，不願見其死亡，方才有此傳言。
這樣一位人物，難道不能稱之為「悲劇英雄」嗎？應該是可以的吧！我想，撰寫此篇的史家或許也會欣然同意。[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