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弢
杜弢（？―315年），字景文，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蜀地名士、符节令杜植之孙，略阳护军杜眕之子 ，西晋末年流民首领。 杜弢少以才学著称，获举秀才。李庠之乱时，杜弢避乱到南平，得到南平太守应詹的欣赏礼遇。后任醴陵县令。永嘉五年（311年），流民叛乱，共推杜弢为首领，杜弢自称梁、益二州牧，平难将军、湘州刺史。杜弢攻陷郡县，杀害地方官员。 建兴三年（315年），晋元帝派王敦、陶侃等讨伐杜弢，杜弢兵败投降朝廷，晋元帝赦免杜弢，任命他为巴东监军。杜弢投降后，各将领却仍不停攻打杜弢，杜弢愤怒，于是再次反叛。同年八月，杜弢派部将王真进军武陵，王真兵败逃往湘城，陶侃劝降王真，杜弢的部众溃散，杜弢于是逃跑，死在途中。
| 杜弢 | |
|---|---|
| 出生 | 成都 |
| 逝世 | 315年 |
| 国籍 | 中国(西晋) |
| 职业 | 西晋末年流民首领 |
目录
人物经历
应詹礼遇
杜弢早年以才学著称，被州里推举为秀才。恰逢遭遇李庠之乱，杜弢于是避乱来到南平，南平太守应詹欣赏杜弢的才学，对他很是礼遇。后来，杜弢担任醴陵县令。
推举首领
永嘉五年（311年），当时巴蜀地区的流民汝班、蹇硕等数万家，散布在荆、湘一带，遭到当地的大姓人家侵凌欺侮，都心怀怨恨。恰逢蜀地人李骧杀死县令，屯聚在乐乡，部众有数百人，杜弢与应詹进击李骧，打败乱军。蜀地人杜畴、蹇抚等又侵扰湘州，参军冯素与汝班不和，向湘州刺史荀眺进言说流民都想造反。荀眺相信他的话，准备杀死全部流民。汝班等人害怕被杀，便聚集流民响应杜畴。当时杜弢正在湘中，于是流民推举杜弢为首领，杜弢自称梁、益二州州牧，平难将军，湘州刺史。杜弢军攻破郡县，荀眺弃城逃往广州。广州刺史郭讷派始兴太守严佐率兵攻打杜弢，杜弢迎击大败官军。荆州刺史王澄再派部将王机攻打杜弢，在巴陵（今湖南岳阳）战败。杜弢放纵士兵大肆抢掠施暴，并向征南将军山简假意投降，山简任命杜弢为广汉太守。
投降朝廷
荀眺逃走后，湘州人推举安成太守郭察担任代理湘州刺史，郭察率军讨伐杜弢，反被杜弢打败，郭察战死。建兴元年（313年）八月，杜弢向南攻破零陵，向东侵扰武昌（今湖北鄂州），焚烧城邑，杀害长沙太守崔敷、宜都太守杜鉴、邵陵太守郑融等。
建兴三年（315年），晋元帝司马睿命令征南将军王敦、荆州刺史陶侃等人讨伐杜弢，前后交战数十次，杜弢的将士多数战死，于是向司马睿请求投降。司马睿不同意。杜弢便写信给应詹，自述过去与应詹“共同讨伐乐乡，本来同喜同愁。后来在湘中，畏死求生，这才聚众。假如能够以过去交往的情分，为我说明真情，使我能尽效忠诚，参加列入举义的人们当中，或者北伐清理中原，或者西征攻取李雄，来赎我以前犯的罪过，即使是死的日子，也像是再生之年！”应詹替他呈交这封信给司马睿，并且说：“杜弢是益州的秀才，一直享有很好的名望，被乡里人所逼迫才聚众叛乱。现在悔恶从善，应当派使者去安抚接受他投降，以使江、湘地区的百姓安定。”司马睿便派前南海太守王运去接受杜弢的投降，宣读大赦诏书，凡是反叛者全部赦免，任命杜弢为巴东监军。
再次反叛
杜弢接受任命后，各将领却仍然不停地攻打他，杜弢非常愤怒，于是杀死王运再次反叛。建兴三年（315年）二月，杜弢派部将杜弘、张彦在海昏攻打临川内史谢擒（一作谢摛），谢擒兵败战死，接着攻陷豫章。三月，豫章内史周访攻打杜弘等人，杜弘逃往临贺 ，周访在阵上杀死张彦。 八月，杜弢派部将王真率领精兵三千作为奇兵，从江南出发，向武陵（今湖南常德）进军，切断官军的运输路线。陶侃命伏波将军郑攀拦击，大败王真军，王真逃往湘城（今湖南长沙）。于是陶侃等诸支军队一齐前进，王真投降陶侃，杜弢的部众全部溃散，杜弢于是逃跑，在途中去世 ，湘州之乱得以平定。
后人评价
悲剧英雄杜弢 西晋末年纷乱不已，宗室混战的“八王之乱”持续了十几年，中原可谓烽烟四起，民不堪命。饱受欺侮的境内胡人，愤而起事，更是残暴凶狠，难以抵御。故乡虽美，已非安居之地；走往他处，乃是存活之道。这时的中原，宛若剧烈晃动的水盆，成群结队的人们，就像泼出的水，流向四方。
读书人身处乱世，面对的情势诡谲多变，受到的考验严峻无比。英雄豪杰之辈，固然可以成为乱世忠良，留名青史；一般士人的卓绝表现，所在多有，若不在史书中勾稽事迹，略加表述，往往埋没无闻，史家的刻意用心，后人末能体会，终属遗憾。杜弢或许可以作为一个例子。
杜弢是蜀郡成都人，出身官宦之家，以聪明与学识为人称誉，益州刺史罗尚举为秀才。当时賨人李特率领大队流民从剑阁进入蜀地，为人们耕种、劳动，以求生存，朝廷却命令将流民遣返，并限七月上道。此时雨水过多，收成无望，无以准备路途所需，流民愁怨不已。李特派阎式求见罗尚，希望把遣返时间延至冬季，罗尚左右亲信不同意，阎式向杜弢说明情况，杜弢认为应该展延一年，未为罗尚采纳，杜弢就把代表身分的“秀才板”送回，辞职还家。读到这里，我们要问：杜弢的此一决定，是理智的考虑，还是感性的体会？违背朝廷诏令，坐视流民力量威胁地方，恐怕不属理智的考虑，但阎式把流民愁怨处境让杜弢感同身受，杜弢请求罗尚展延时日，应属感性的体会；罗尚不允，他就辞职还家。这时我们再问：杜弢辞职回家，是否从此悠游林下，退出历史舞台？不会的，他必然有所作为。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不听命权势，而是服膺心中感受，肯为悲苦百姓做事的人，有这种心愿的人，只要有能力，史书必然为他留下篇幅。
杜弢并未隠居在家，而是到了荆州附近的南平，南平太守应詹很欣赏他，对他十分礼遇，后来他担任醴陵县令。这时荆州、湘州一带巴蜀流民很多，受到居民的欺负，生计困苦。蜀人流民聚众起事，乱事为应詹、杜弢聨手平服。流民领袖向荆州刺史王澄投降，王澄应允，继而袭杀，将八千馀人沉于大江，流民更是怨忿。于是各地流民起事，湘州刺史声称杀尽流民，流民惊恐不已，四、五万家一起反叛，以杜弢也是蜀人，素有声望，推为共主。杜弢自称梁、益二州的州牧，领湘州刺史。杜弢自称州牧，刺史，当然是反叛行为，国法不容。杜弢何以做此决定，应该是见到四、五万家，十馀万人陷入绝境，不允其所请，于心不安。流民人数终究有限，流民土民关系紧张，以此条件据地自雄，实无可能。杜弢此举无非先求安定流民，形成力量，再与朝廷谈判，共谋解决之道。这时是晋怀帝永嘉五年。
杜弢的力量颇为可观，五月，攻入长沙，擒湘州刺史，向南、向东进攻都有斩获，“杀二千石、长吏甚众。”六年，杜弢击败荆州刺史王澄，王澄被召回，以周𫖮代之，再为杜弢所败。这时王敦派出陶侃、周访、甘卓三人对付杜弢。陶侃料知杜弢将袭武昌，杜弢果然进击，为陶侃所败。然陶侃也屡次为杜弢所败，赖周访救援，再破弢军。陶侃、周访为一时名将，杜弢与之周旋，未见逊色，也可知杜弢计谋高能力强，应非等闲之辈。
愍帝建兴三年，杜弢手下将士折损已多，不复再是陶侃、甘卓对手，于是向琅邪王司马睿请降，司马睿不允，他就写了一封信，请应詹为他说项，应詹同意，上书司马睿并将杜弢的信转呈。司马睿应允，派东海太守王运受降，赦杜弢的罪，派为巴东将军。然而陶侃、甘卓仍然进攻不已，杜弢非常气愤，杀了王运再度反叛，杜弢派降将王贡向陶侃挑战，陶侃料知王贡心意不定，用话激将，说：“杜弢只是益州小吏，盗用公款，父死不奔丧，这种人不值得跟随，天下那有头都白了，还在作贼！”见到王贡原来“横脚马上”，闻言，“敛容下脚”，知道可以打动，派人约降，还剪了头髪，作为信物，王贡就向陶侃投降，于是，弢军大溃。《通鉴》记：“弢众溃，遁走，道死。”《晋书．杜弢传》则记曰：“弢逃遁，不知所在。”
读到这里，我们要问三个问题：一、司马睿为什么最初不接受杜弢的投降，后来却又接受了？二、杜弢既已投降，且得赦令，陶侃、甘卓何以仍然进攻不已？三、陶侃何以能够说动王贡？关于第一个问题，当然与应詹的上书有关，司马睿与王导同意应詹的意见，接纳杜弢的请降。但是，睿、导何以同意应詹呢？仍可一问。我的揣测是，应詹声望很高，可以信任之外，杜弢信中所言，必也情理兼顾，令人感动。第二个问题，司马睿固然赦了杜弢，但甘、陶将士深知，杜弢战力疲弱，已如强弩之末，还手乏力，进攻必能取得最大利益，怎可轻易放弃？第三个问题，王贡原为陶侃部将，因故叛陶投杜，陶侃深知其人，杜弢将士损伤严重，王贡必不肯再为他尽力，不需动武，可以智取。西班牙哲学家奥特嘉．贾塞德说：“比起言语和行为，更应该去注意那些看起来不大重要的东西：姿态和表情。正因为姿态和表情并非刻意流露，它们能意外透露出心底深处的秘密，而且准确地将之反映出来。”而王贡在马上的动作，就是一例，它透露了王贡心中的秘密。
以上所述杜弢事迹，主要取自《资治通鉴》[1]，因为《晋书》[2]本传记载甚简，图像颇为模糊。何以如此？《晋书》撰者似将篇幅用于记载杜弢致应詹的信，以及应詹为杜弢的上书；两篇书信，几乎占了全传的三分之二，可知撰者的重视远在杜弢事迹之上。相对而言，《资治通鉴》虽有记载，却十分简略。杜弢“文理优长”，此信叙事清晰，说理明畅，感情真挚，文字典雅，今天读来，似有一定难度，我就不揣简陋，用白话改写，只能略保原意，无法重现风华，这是要向读者说明，并致歉意。
天下大乱，及于我们这里，我们一群人只有离开，到了荆州。我们遭人唾弃，无以为生，大半的人死了，活著的也极其艰辛，这是您知道的。我们这些流民与当地的居民矛盾很多，难以久处。乐乡流民起事，我与您联手平定，只怕不能持久，力量也嫌不足。我们到了湘中，为求生存，只有团结，藉以自卫，等天下稍为安定，再向您及官府请降。这时山简镇守夏口，山公体察下情，度量宽宏，在众多猜忌疑惑之中，接纳了我们，若不是山公见识高远，怎能做到！我们来自西边的人受此厚恩，得以除去罪嫌，如蒙再生之德。山公去世，这事突然中止，我们深感憾恨。我想派滕、张两位使者向主上说明我们起事的原委，但恐怕贪功求名的人在主上面前搬弄是非，为了彰显我的叛逆之罪，把我的使者公然处死，所以，我还是没有派遣。这时，甘卓、陶侃的大军突然来攻，水陆十万，旌旗遮蔽山野，舟舰布满大江，非常威风，但我们并不惧怕。春秋时，晋文公讲信义，诸侯听命，陶侃一面宣布赦书，一面率军进攻，这像是遵奉朝廷，表率海内吗？逼迫行义之人成了叛逆之徒，对于善良百姓责以不赦之罪，这是正确的做法吗？驱迫这些乌合之众，想同这些必死的人决一胜负，决不是高明的策略。我的本心，坦坦荡荡，神明可鉴，也是您知道的。您不会宁愿冤枉忠良，不向主上说明吧！
昔日虞卿不以大国相位为荣，而与魏齐共安危；司马迁为了李陵，受残刑而无悔。您在湖南此地，享誉极高，理应进而为国家谋平难的方略，退而为朋友申改过的真诚，在您做来，大有馀裕。深切盼望，借您的威名，把我的这封信呈送主上，也请主上派人前来，我得以披露肝胆，加以说明，一无保留，若仍遭谴责，身死无恨。我想您必将思及国法，请您让我立功赎罪，我必率领徒众，充做前锋，迎回先帝，击败胡人，就是战死沙场，犹若获得重生。如蒙恩允，我当先扫清动乱，再光复中原；只要给我一年的补给，令我向西进攻，必能平定蜀地李雄，恢复《禹贡》[3]所载旧壤，以我微小的功劳，赎我背叛的过错，让地方安定，百姓安居，为昔日的滋扰，向邻邦谢罪。这就是今天我想要做的，敬请鉴察，亦请卓裁。
我只是一个远地的书生，论出身、资历与您相去甚远，实在没有足够的情谊请您施以援手。我只是把我的真心诚意展显出来，此地的山川知我忠顺，地方也不再有伐叛的战斗，您在本地声望更高，而我们流民也可以活命，应该是很有意义啊！十几万人，不再时时思及攻战之事，就可以致力于生产，享受丰收的喜悦。衡山、长江、湘水，都在身旁，若我所说不实，必受天谴，梁州、益州都将遭殃，不只是惟我一家而已。
应詹读了杜弢的信，哀叹不已，即将杜弢的信呈送司马睿，也附了上书。〈杜弢传〉加以记载，录于下：
杜弢是四川的秀才，名声很好，学识亦丰，能力又强。过去曾经带领流民，来到我所统治的辖地，他的心志贞坚，我很了解。蜀人在乐乡起事，杜弢拿出自己的家财，招募义勇，歃血为盟，慷慨激昂。乐乡之事平定，其地残破，杜弢东下湘中，与乡人相遇，因其名望，推为共主。追究此事并非出于杜弢本心，然而此后湘中一带混战不已，不能说不是杜弢的罪过。看今天杜弢的上书，可以见到他的真心诚意。东汉之初，朱鲔自以为受忌于刘秀，刘秀以黄河为誓，朱鲔受到感动，投归刘秀，尽力报效，终于封侯，这就是恕人之过，录人之功。我深深觉得，今天国难当头，应该高处著眼，大处著想，昔日齐侯赦了射他的人，晋侯骁了斫他袖子的人，得到两人的报效，两侯做为，后人称赞。何况杜弢没有犯过这样的罪愆，而又真心诚意为国效命！我以为可以派出使臣宣扬圣旨，这样的话，上天必有彩霞显示，百姓亦将受到恩泽，江左地区必能安枕无忧！
司马睿，或者说王导，何以听信应詹的建议，赦了杜弢，且命为巴东将军？当然与应詹此人声望有关。应詹是怎样的人物？我们看看《晋书》本传的记载。应詹祖父是应璩，父亲早死，祖母抚养长大，十几岁时，祖母又死了，家中很富有，应詹就请族人共居，就像亲人一样，人家对他的处事方式很是讶异。年长后，颇有名气，以个性安和宽宏，态度优雅，学识、文章均佳，为人称美。有人说：这个人就是“君子”（君子哉若人）。 镇南大将军刘弘是他的舅公，很欣赏他，说他“器识弘深”，任为长史，委以军政，他也表现不凡；刘弘在汉南的卓越治绩，应詹有其贡献。王澄为荆州刺史，任他为南平太守，深得民心，当时天下大乱，南平安定无扰。〈本传〉记载了百姓对他的歌颂，由于是出自百姓，我就直抄原文，不作改写：“乱离既普，殆为灰朽。侥幸之运，赖玆应后。岁寒不凋，孤境独守。拯我涂炭，惠降丘阜。润同江海，恩犹父母。”我读此歌，想起了河南地方父老感悦祖逖的尽心照顾，所唱的歌：“幸哉遗黎免俘虏，三辰既朗遇慈父。玄酒忘劳甘瓠脯，何以咏恩歌且舞。（我们何其幸运，不曾胡人俘虏。天意托佑于您，好比慈爱父母。谨设浊酒蔬肴，聊洗终岁劳苦。献上心中感恩，唯有唱歌跳舞。）”见《晋书．祖逖传》。我们可以说，地方长官苦民所苦，尽心尽力，百姓必有回馈的表示，也是史家眼中珍贵的材料。
回到杜弢，我们看到他的一生令人哀叹，可以称为一场悲剧，但他是英雄吗？他的本传在《晋书》第一百卷，同卷的是王弥、陈敏、祖约、苏峻、孙恩、卢循等等一堆“叛臣”，也都是二、三流的小角色，与之为伍的杜弢，可以称为“英雄”吗？是否称之为“悲剧人物”较为贴切？英雄与人物之间，究竟如何画分为宜，我既无探讨的意愿，亦无判断的能力。我只是遥想唐代史臣书写杜弢之时，心中思念著什么？如何规划这篇传记？史文俱在，不妨据之揣测。首先，杜弢事迹，可以简略带过，两篇书信，应予加倍重视；杜弢致应詹的信，述说他的心意心志，特别是流民的困苦，死者过半，生者艰辛，看在眼中，焉能无感？杜弢从退回“秀才板”起，就心系流民，一路走来，他是苦流民之所苦，为流民奉献一切。他当然知道，自任州牧，自领刺史，已超越底线，是反叛行为，不容国法。他也一再说明，希望能有机会亲率徒众，驱除胡人，带罪立功，将功赎罪。可知“忠”的观念常在心中，无时或忘。当然，我们要问，杜弢自说自话，有几分可信？我觉得唐代的史臣是相信的，何以采信？应詹的上书，以及司马睿、王导都采信了，也许可以不必怀疑了吧！简言之，撰写此传的史臣为杜弢心怀苦难大众，所作的一切，深受感动！不妨可说，撰写历史，人们内心的活动，有其感人的力量，不是作为事迹可以比拟。
最后一个问题，杜弢的下场如何书写？《资治通鉴》记：“弢众溃，遁走，道死。”但胡三省将《通鉴考异》所言，记于下：“《考异》曰：〈弢传〉云：‘弢逃遁，不知所在。’《晋春秋》云：‘城溃，弢投水死。’今从〈帝纪〉。”按《晋书．愍帝本纪》原文为：“荆州刺史陶侃攻杜弢，弢败走，道死，湘州平。”与《资治通鉴》所记略有小异，意旨则同。可以知道，杜弢的下场有三种说法，一是“败走，道死”，二是“投水而死”，三是“不知所在”。看来，杜弢的死，应可肯定。但是，何以仍有不知所在之说，而且为撰史者所采信？我的解读是，仍未死去，不知所在之说，在民间广泛流传，信者甚众。何以如此？我想，只有苦难大众，对这位人物至为敬佩，情感至深，不愿见其死亡，方才有此传言。
这样一位人物，难道不能称之为“悲剧英雄”吗？应该是可以的吧！我想，撰写此篇的史家或许也会欣然同意。[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