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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弢(?―315年),字景文,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蜀地名士、符节令杜植之孙,略阳护军杜眕之子 ,西晋末年流民首领。   杜弢少以才学著称,获举秀才。李庠之乱时,杜弢避乱到南平,得到南平太守应詹的欣赏礼遇。后任醴陵县令。永嘉五年(311年),流民叛乱,共推杜弢为首领,杜弢自称梁、益二州牧,平难将军、湘州刺史。杜弢攻陷郡县,杀害地方官员。   建兴三年(315年),晋元帝派王敦、陶侃等讨伐杜弢,杜弢兵败投降朝廷,晋元帝赦免杜弢,任命他为巴东监军。杜弢投降后,各将领却仍不停攻打杜弢,杜弢愤怒,于是再次反叛。同年八月,杜弢派部将王真进军武陵,王真兵败逃往湘城,陶侃劝降王真,杜弢的部众溃散,杜弢于是逃跑,死在途中。

杜弢
出生 成都
逝世 315年
国籍 中国(西晋)
职业 西晋末年流民首领

目录

人物经历

应詹礼遇
杜弢早年以才学著称,被州里推举为秀才。恰逢遭遇李庠之乱,杜弢于是避乱来到南平,南平太守应詹欣赏杜弢的才学,对他很是礼遇。后来,杜弢担任醴陵县令。
推举首领
永嘉五年(311年),当时巴蜀地区的流民汝班、蹇硕等数万家,散布在荆、湘一带,遭到当地的大姓人家侵凌欺侮,都心怀怨恨。恰逢蜀地人李骧杀死县令,屯聚在乐乡,部众有数百人,杜弢与应詹进击李骧,打败乱军。蜀地人杜畴、蹇抚等又侵扰湘州,参军冯素与汝班不和,向湘州刺史荀眺进言说流民都想造反。荀眺相信他的话,准备杀死全部流民。汝班等人害怕被杀,便聚集流民响应杜畴。当时杜弢正在湘中,于是流民推举杜弢为首领,杜弢自称梁、益二州州牧,平难将军,湘州刺史。杜弢军攻破郡县,荀眺弃城逃往广州。广州刺史郭讷派始兴太守严佐率兵攻打杜弢,杜弢迎击大败官军。荆州刺史王澄再派部将王机攻打杜弢,在巴陵(今湖南岳阳)战败。杜弢放纵士兵大肆抢掠施暴,并向征南将军山简假意投降,山简任命杜弢为广汉太守。
投降朝廷
荀眺逃走后,湘州人推举安成太守郭察担任代理湘州刺史,郭察率军讨伐杜弢,反被杜弢打败,郭察战死。建兴元年(313年)八月,杜弢向南攻破零陵,向东侵扰武昌(今湖北鄂州),焚烧城邑,杀害长沙太守崔敷、宜都太守杜鉴、邵陵太守郑融等。
建兴三年(315年),晋元帝司马睿命令征南将军王敦、荆州刺史陶侃等人讨伐杜弢,前后交战数十次,杜弢的将士多数战死,于是向司马睿请求投降。司马睿不同意。杜弢便写信给应詹,自述过去与应詹“共同讨伐乐乡,本来同喜同愁。后来在湘中,畏死求生,这才聚众。假如能够以过去交往的情分,为我说明真情,使我能尽效忠诚,参加列入举义的人们当中,或者北伐清理中原,或者西征攻取李雄,来赎我以前犯的罪过,即使是死的日子,也像是再生之年!”应詹替他呈交这封信给司马睿,并且说:“杜弢是益州的秀才,一直享有很好的名望,被乡里人所逼迫才聚众叛乱。现在悔恶从善,应当派使者去安抚接受他投降,以使江、湘地区的百姓安定。”司马睿便派前南海太守王运去接受杜弢的投降,宣读大赦诏书,凡是反叛者全部赦免,任命杜弢为巴东监军。
再次反叛
杜弢接受任命后,各将领却仍然不停地攻打他,杜弢非常愤怒,于是杀死王运再次反叛。建兴三年(315年)二月,杜弢派部将杜弘、张彦在海昏攻打临川内史谢擒(一作谢摛),谢擒兵败战死,接着攻陷豫章。三月,豫章内史周访攻打杜弘等人,杜弘逃往临贺 ,周访在阵上杀死张彦。 八月,杜弢派部将王真率领精兵三千作为奇兵,从江南出发,向武陵(今湖南常德)进军,切断官军的运输路线。陶侃命伏波将军郑攀拦击,大败王真军,王真逃往湘城(今湖南长沙)。于是陶侃等诸支军队一齐前进,王真投降陶侃,杜弢的部众全部溃散,杜弢于是逃跑,在途中去世 ,湘州之乱得以平定。


后人评价

悲剧英雄杜弢 西晋末年纷乱不已,宗室混战的“八王之乱”持续了十几年,中原可谓烽烟四起,民不堪命。饱受欺侮的境内胡人,愤而起事,更是残暴凶狠,难以抵御。故乡虽美,已非安居之地;走往他处,乃是存活之道。这时的中原,宛若剧烈晃动的水盆,成群结队的人们,就像泼出的水,流向四方。

读书人身处乱世,面对的情势诡谲多变,受到的考验严峻无比。英雄豪杰之辈,固然可以成为乱世忠良,留名青史;一般士人的卓绝表现,所在多有,若不在史书中勾稽事迹,略加表述,往往埋没无闻,史家的刻意用心,后人末能体会,终属遗憾。杜弢或许可以作为一个例子。

 
两晋时期,流民大量迁移

杜弢是蜀郡成都人,出身官宦之家,以聪明与学识为人称誉,益州刺史罗尚举为秀才。当时賨人李特率领大队流民从剑阁进入蜀地,为人们耕种、劳动,以求生存,朝廷却命令将流民遣返,并限七月上道。此时雨水过多,收成无望,无以准备路途所需,流民愁怨不已。李特派阎式求见罗尚,希望把遣返时间延至冬季,罗尚左右亲信不同意,阎式向杜弢说明情况,杜弢认为应该展延一年,未为罗尚采纳,杜弢就把代表身分的“秀才板”送回,辞职还家。读到这里,我们要问:杜弢的此一决定,是理智的考虑,还是感性的体会?违背朝廷诏令,坐视流民力量威胁地方,恐怕不属理智的考虑,但阎式把流民愁怨处境让杜弢感同身受,杜弢请求罗尚展延时日,应属感性的体会;罗尚不允,他就辞职还家。这时我们再问:杜弢辞职回家,是否从此悠游林下,退出历史舞台?不会的,他必然有所作为。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不听命权势,而是服膺心中感受,肯为悲苦百姓做事的人,有这种心愿的人,只要有能力,史书必然为他留下篇幅。

杜弢并未隠居在家,而是到了荆州附近的南平,南平太守应詹很欣赏他,对他十分礼遇,后来他担任醴陵县令。这时荆州、湘州一带巴蜀流民很多,受到居民的欺负,生计困苦。蜀人流民聚众起事,乱事为应詹、杜弢聨手平服。流民领袖向荆州刺史王澄投降,王澄应允,继而袭杀,将八千馀人沉于大江,流民更是怨忿。于是各地流民起事,湘州刺史声称杀尽流民,流民惊恐不已,四、五万家一起反叛,以杜弢也是蜀人,素有声望,推为共主。杜弢自称梁、益二州的州牧,领湘州刺史。杜弢自称州牧,刺史,当然是反叛行为,国法不容。杜弢何以做此决定,应该是见到四、五万家,十馀万人陷入绝境,不允其所请,于心不安。流民人数终究有限,流民土民关系紧张,以此条件据地自雄,实无可能。杜弢此举无非先求安定流民,形成力量,再与朝廷谈判,共谋解决之道。这时是晋怀帝永嘉五年。

杜弢的力量颇为可观,五月,攻入长沙,擒湘州刺史,向南、向东进攻都有斩获,“杀二千石、长吏甚众。”六年,杜弢击败荆州刺史王澄,王澄被召回,以周𫖮代之,再为杜弢所败。这时王敦派出陶侃、周访、甘卓三人对付杜弢。陶侃料知杜弢将袭武昌,杜弢果然进击,为陶侃所败。然陶侃也屡次为杜弢所败,赖周访救援,再破弢军。陶侃、周访为一时名将,杜弢与之周旋,未见逊色,也可知杜弢计谋高能力强,应非等闲之辈。

愍帝建兴三年,杜弢手下将士折损已多,不复再是陶侃、甘卓对手,于是向琅邪王司马睿请降,司马睿不允,他就写了一封信,请应詹为他说项,应詹同意,上书司马睿并将杜弢的信转呈。司马睿应允,派东海太守王运受降,赦杜弢的罪,派为巴东将军。然而陶侃、甘卓仍然进攻不已,杜弢非常气愤,杀了王运再度反叛,杜弢派降将王贡向陶侃挑战,陶侃料知王贡心意不定,用话激将,说:“杜弢只是益州小吏,盗用公款,父死不奔丧,这种人不值得跟随,天下那有头都白了,还在作贼!”见到王贡原来“横脚马上”,闻言,“敛容下脚”,知道可以打动,派人约降,还剪了头髪,作为信物,王贡就向陶侃投降,于是,弢军大溃。《通鉴》记:“弢众溃,遁走,道死。”《晋书.杜弢传》则记曰:“弢逃遁,不知所在。”

读到这里,我们要问三个问题:一、司马睿为什么最初不接受杜弢的投降,后来却又接受了?二、杜弢既已投降,且得赦令,陶侃、甘卓何以仍然进攻不已?三、陶侃何以能够说动王贡?关于第一个问题,当然与应詹的上书有关,司马睿与王导同意应詹的意见,接纳杜弢的请降。但是,睿、导何以同意应詹呢?仍可一问。我的揣测是,应詹声望很高,可以信任之外,杜弢信中所言,必也情理兼顾,令人感动。第二个问题,司马睿固然赦了杜弢,但甘、陶将士深知,杜弢战力疲弱,已如强弩之末,还手乏力,进攻必能取得最大利益,怎可轻易放弃?第三个问题,王贡原为陶侃部将,因故叛陶投杜,陶侃深知其人,杜弢将士损伤严重,王贡必不肯再为他尽力,不需动武,可以智取。西班牙哲学家奥特嘉.贾塞德说:“比起言语和行为,更应该去注意那些看起来不大重要的东西:姿态和表情。正因为姿态和表情并非刻意流露,它们能意外透露出心底深处的秘密,而且准确地将之反映出来。”而王贡在马上的动作,就是一例,它透露了王贡心中的秘密。

以上所述杜弢事迹,主要取自《资治通鉴[1],因为《晋书[2]本传记载甚简,图像颇为模糊。何以如此?《晋书》撰者似将篇幅用于记载杜弢致应詹的信,以及应詹为杜弢的上书;两篇书信,几乎占了全传的三分之二,可知撰者的重视远在杜弢事迹之上。相对而言,《资治通鉴》虽有记载,却十分简略。杜弢“文理优长”,此信叙事清晰,说理明畅,感情真挚,文字典雅,今天读来,似有一定难度,我就不揣简陋,用白话改写,只能略保原意,无法重现风华,这是要向读者说明,并致歉意。

天下大乱,及于我们这里,我们一群人只有离开,到了荆州。我们遭人唾弃,无以为生,大半的人死了,活著的也极其艰辛,这是您知道的。我们这些流民与当地的居民矛盾很多,难以久处。乐乡流民起事,我与您联手平定,只怕不能持久,力量也嫌不足。我们到了湘中,为求生存,只有团结,藉以自卫,等天下稍为安定,再向您及官府请降。这时山简镇守夏口,山公体察下情,度量宽宏,在众多猜忌疑惑之中,接纳了我们,若不是山公见识高远,怎能做到!我们来自西边的人受此厚恩,得以除去罪嫌,如蒙再生之德。山公去世,这事突然中止,我们深感憾恨。我想派滕、张两位使者向主上说明我们起事的原委,但恐怕贪功求名的人在主上面前搬弄是非,为了彰显我的叛逆之罪,把我的使者公然处死,所以,我还是没有派遣。这时,甘卓、陶侃的大军突然来攻,水陆十万,旌旗遮蔽山野,舟舰布满大江,非常威风,但我们并不惧怕。春秋时,晋文公讲信义,诸侯听命,陶侃一面宣布赦书,一面率军进攻,这像是遵奉朝廷,表率海内吗?逼迫行义之人成了叛逆之徒,对于善良百姓责以不赦之罪,这是正确的做法吗?驱迫这些乌合之众,想同这些必死的人决一胜负,决不是高明的策略。我的本心,坦坦荡荡,神明可鉴,也是您知道的。您不会宁愿冤枉忠良,不向主上说明吧!

昔日虞卿不以大国相位为荣,而与魏齐共安危;司马迁为了李陵,受残刑而无悔。您在湖南此地,享誉极高,理应进而为国家谋平难的方略,退而为朋友申改过的真诚,在您做来,大有馀裕。深切盼望,借您的威名,把我的这封信呈送主上,也请主上派人前来,我得以披露肝胆,加以说明,一无保留,若仍遭谴责,身死无恨。我想您必将思及国法,请您让我立功赎罪,我必率领徒众,充做前锋,迎回先帝,击败胡人,就是战死沙场,犹若获得重生。如蒙恩允,我当先扫清动乱,再光复中原;只要给我一年的补给,令我向西进攻,必能平定蜀地李雄,恢复《禹贡[3]所载旧壤,以我微小的功劳,赎我背叛的过错,让地方安定,百姓安居,为昔日的滋扰,向邻邦谢罪。这就是今天我想要做的,敬请鉴察,亦请卓裁。

我只是一个远地的书生,论出身、资历与您相去甚远,实在没有足够的情谊请您施以援手。我只是把我的真心诚意展显出来,此地的山川知我忠顺,地方也不再有伐叛的战斗,您在本地声望更高,而我们流民也可以活命,应该是很有意义啊!十几万人,不再时时思及攻战之事,就可以致力于生产,享受丰收的喜悦。衡山、长江、湘水,都在身旁,若我所说不实,必受天谴,梁州、益州都将遭殃,不只是惟我一家而已。

应詹读了杜弢的信,哀叹不已,即将杜弢的信呈送司马睿,也附了上书。〈杜弢传〉加以记载,录于下:

杜弢是四川的秀才,名声很好,学识亦丰,能力又强。过去曾经带领流民,来到我所统治的辖地,他的心志贞坚,我很了解。蜀人在乐乡起事,杜弢拿出自己的家财,招募义勇,歃血为盟,慷慨激昂。乐乡之事平定,其地残破,杜弢东下湘中,与乡人相遇,因其名望,推为共主。追究此事并非出于杜弢本心,然而此后湘中一带混战不已,不能说不是杜弢的罪过。看今天杜弢的上书,可以见到他的真心诚意。东汉之初,朱鲔自以为受忌于刘秀,刘秀以黄河为誓,朱鲔受到感动,投归刘秀,尽力报效,终于封侯,这就是恕人之过,录人之功。我深深觉得,今天国难当头,应该高处著眼,大处著想,昔日齐侯赦了射他的人,晋侯骁了斫他袖子的人,得到两人的报效,两侯做为,后人称赞。何况杜弢没有犯过这样的罪愆,而又真心诚意为国效命!我以为可以派出使臣宣扬圣旨,这样的话,上天必有彩霞显示,百姓亦将受到恩泽,江左地区必能安枕无忧!

司马睿,或者说王导,何以听信应詹的建议,赦了杜弢,且命为巴东将军?当然与应詹此人声望有关。应詹是怎样的人物?我们看看《晋书》本传的记载。应詹祖父是应璩,父亲早死,祖母抚养长大,十几岁时,祖母又死了,家中很富有,应詹就请族人共居,就像亲人一样,人家对他的处事方式很是讶异。年长后,颇有名气,以个性安和宽宏,态度优雅,学识、文章均佳,为人称美。有人说:这个人就是“君子”(君子哉若人)。 镇南大将军刘弘是他的舅公,很欣赏他,说他“器识弘深”,任为长史,委以军政,他也表现不凡;刘弘在汉南的卓越治绩,应詹有其贡献。王澄为荆州刺史,任他为南平太守,深得民心,当时天下大乱,南平安定无扰。〈本传〉记载了百姓对他的歌颂,由于是出自百姓,我就直抄原文,不作改写:“乱离既普,殆为灰朽。侥幸之运,赖玆应后。岁寒不凋,孤境独守。拯我涂炭,惠降丘阜。润同江海,恩犹父母。”我读此歌,想起了河南地方父老感悦祖逖的尽心照顾,所唱的歌:“幸哉遗黎免俘虏,三辰既朗遇慈父。玄酒忘劳甘瓠脯,何以咏恩歌且舞。(我们何其幸运,不曾胡人俘虏。天意托佑于您,好比慈爱父母。谨设浊酒蔬肴,聊洗终岁劳苦。献上心中感恩,唯有唱歌跳舞。)”见《晋书.祖逖传》。我们可以说,地方长官苦民所苦,尽心尽力,百姓必有回馈的表示,也是史家眼中珍贵的材料。

回到杜弢,我们看到他的一生令人哀叹,可以称为一场悲剧,但他是英雄吗?他的本传在《晋书》第一百卷,同卷的是王弥、陈敏、祖约、苏峻、孙恩、卢循等等一堆“叛臣”,也都是二、三流的小角色,与之为伍的杜弢,可以称为“英雄”吗?是否称之为“悲剧人物”较为贴切?英雄与人物之间,究竟如何画分为宜,我既无探讨的意愿,亦无判断的能力。我只是遥想唐代史臣书写杜弢之时,心中思念著什么?如何规划这篇传记?史文俱在,不妨据之揣测。首先,杜弢事迹,可以简略带过,两篇书信,应予加倍重视;杜弢致应詹的信,述说他的心意心志,特别是流民的困苦,死者过半,生者艰辛,看在眼中,焉能无感?杜弢从退回“秀才板”起,就心系流民,一路走来,他是苦流民之所苦,为流民奉献一切。他当然知道,自任州牧,自领刺史,已超越底线,是反叛行为,不容国法。他也一再说明,希望能有机会亲率徒众,驱除胡人,带罪立功,将功赎罪。可知“忠”的观念常在心中,无时或忘。当然,我们要问,杜弢自说自话,有几分可信?我觉得唐代的史臣是相信的,何以采信?应詹的上书,以及司马睿、王导都采信了,也许可以不必怀疑了吧!简言之,撰写此传的史臣为杜弢心怀苦难大众,所作的一切,深受感动!不妨可说,撰写历史,人们内心的活动,有其感人的力量,不是作为事迹可以比拟。

最后一个问题,杜弢的下场如何书写?《资治通鉴》记:“弢众溃,遁走,道死。”但胡三省将《通鉴考异》所言,记于下:“《考异》曰:〈弢传〉云:‘弢逃遁,不知所在。’《晋春秋》云:‘城溃,弢投水死。’今从〈帝纪〉。”按《晋书.愍帝本纪》原文为:“荆州刺史陶侃攻杜弢,弢败走,道死,湘州平。”与《资治通鉴》所记略有小异,意旨则同。可以知道,杜弢的下场有三种说法,一是“败走,道死”,二是“投水而死”,三是“不知所在”。看来,杜弢的死,应可肯定。但是,何以仍有不知所在之说,而且为撰史者所采信?我的解读是,仍未死去,不知所在之说,在民间广泛流传,信者甚众。何以如此?我想,只有苦难大众,对这位人物至为敬佩,情感至深,不愿见其死亡,方才有此传言。

这样一位人物,难道不能称之为“悲剧英雄”吗?应该是可以的吧!我想,撰写此篇的史家或许也会欣然同意。[4]


影片

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皇族内乱 - 八王之乱 作者:UltraValor

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