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長不老(沈成武)
作品欣賞
村長不老
今天一早，太陽剛露臉，天邊就湧來淡淡的烏雲，烏雲是颱風的背影。站在自家二樓的陽台上的朱敦禹確信沒有聽見江水聲，夜裡也不曾聽到，更不用說白天了，村子裡很靜，他的耳朵近來背得厲害。他向江邊望了一眼，掰下玉米棒的秸稈遮擋了他的視線。朱敦禹的眼光一點點從枯黃的玉米秸杆上退回來，芝麻倒伏着，黃豆擁擠在一起，豆角架上只剩下發黑的竹杆。門前的水泥路面上一個婦女在吃力地拖着一捆毛豆杆，嗤嗤的聲音傳來，村莊越發顯得靜寂。
他怕這齣奇的靜，往常這個時候棉花已經吐絮，該收拾背簍準備采第一道棉了。「清明前，種早棉；七月半，撿斤半。」，老觀村所在地是長江邊上的一片沙洲，自古以來就是種植棉花的好地方。四十年前湖北種棉專家李金亭來這裡推廣營養缽替代傳統的整壟挖凼點籽的情景，好像一伸手就拉開了。都說人老了愛回憶，他想起那時成天跟在李金亭後面，第一個掌握了技術，第一個在自家地里打出了營養缽。棉種節約了，棉株成活力提高了，棉花平均畝產接近四百餘斤。棉花站的棉檢員對老觀生產隊送來的棉花特別放心，只要說是「老觀棉」，定級都比別的棉花高。
他懷念雪白的日子。現在老觀村已經不種棉花了，他就像門口閒置的農具，銹跡斑斑。
當然，他也懷念大呼隆上工的日子，廣播裡「公社就是向陽花」從早唱到晚，他和那些「藤上的瓜」一起搞生產比賽，一起唱歌，一起打鬧，他一蹦三尺高，身子是熱的，汗是熱的，勁也是熱乎的。現在，走路鞋子拖着地，老伴喊他下來吃早飯，他拖着鞋子下了樓。老伴的身體比他好，小他兩歲，也是78歲高齡的人，嗓子還是那麼的亮，人也活泛，他到樓下，老伴早不見了人影，她比他還忙，他已經見慣不怪。
吃了三塊剛烙好的南瓜餅，喝了一碗稀飯，朱敦禹坐在堂前的大桌子上，戴起老花鏡，拿起一沓合同逐個看了起來，外地客商要流轉村裡的三百畝地搞草坪種植，他為每一戶村民把關，仔細核對畝數、價錢。之前當村民代表就是討論村民養老金髮放、監督村幹部選舉，現在他肩膀上還挑着一副村長（其實是村民組長）擔子，感覺到沉甸甸的。同時他也感到慶幸，往常這個時候少不了幾場夏汛，三峽大壩建起來這些年，幾乎不用防汛了。這幾天他挨家挨戶跑了一圈，說是布置防汛，也就是問問村民在家的勞動力，真的要上大堤，怕是要出錢請人干。
年紀不饒人。看了一會，字跡模糊起來。朱敦禹摘下老花鏡坐在桌邊不知道想幹什麼。目光停在房子上，他的思緒便像爬山虎一樣蔓延開來，近來他常常這樣，看見什麼都讓他觸景生情。他家最早的房子是茅棚，像樣的房子是二哥參加志願軍從朝鮮回來，用退伍金買了原來地主家的灶房，前後搭了幾間披屋，十幾個人擠在裡面。朱敦禹結婚後，分家沒有帶走一根筷子，自己用蘆葦搭了個棚子，人和豬統統住在裡面。什麼時候起得現在兩層樓房？他記不清楚了。他努力地想，可越想越迷糊，不一會，竟歪在椅子上睡着了。
夢裡出現的還是房子。1977年，他家半年遭受兩次「天難」。一把大火燒掉了他家的土坯牆的草房子，鄉親們連夜幫着他打了新土坯，蓋了新房子。為了加固土坯牆，他到大通找老同學弄到十噸大片石，用船載着運回來，剛剛到胥壩夾江的時候，就聽說自己新蓋的房子又被火燒光了。他一下子癱軟在地上，鄉親們把他七手八腳抬了回來，也把大片石村用板車拉了回來。為了給他建房，村里從磚窯廠給了一萬塊磚，還兩次從縣政府批來一立方米的木材，朱敦禹的家才重新立在老觀村的東頭。房子舊了蓋新的，新房子從嶄新又漸漸舊了，他的日子和房子一樣，不知道是新還是舊。
時間像一條癩皮狗，不動也不叫，靜靜地趴在腳邊，踢都踢不走。以前的時間是只兔子，歡快活潑，蹦着蹦着就沒了。恍惚中，他感到老伴回來了，她很興奮，從咚咚的腳步上可以聽出來。老伴往他身上搭了一條被單，他起床後還一直光着膀子。
朱敦禹的老伴叫楊金花，父母從江對岸的無為襄安逃荒來的，落戶在鄰村柳洲村。大躍進那年吃食堂，經同村韓業來介紹，見了一面，兩人就去鄉里扯了結婚證，結婚就是老伴從柳州的食堂到老觀村的食堂。老伴年輕的時候是個厲害的角色，撿棉花兩隻手同時來，一天能撿一百一二十斤，嘴上和別人說着話，手裡照樣幹活。第三個孩子出生後，她一個人到銅陵市人民醫院做了節育手術，當時有規定，做了節育手術村里可以照顧工分，公社還有節育補貼。他們生育了四子一女。農村除了房子，最大的事情是娶媳婦。用老伴的話說，不動腦子，兒子就得打光棍。村里對她找兒媳婦說得很邪乎，上人家解了一次小手，大兒媳婦來家了；過一趟江，二兒媳婦娶回來了；瞄一眼，就知道和三兒子說說笑笑的一群姑娘誰是她家的媳婦。只有小兒子的婚事，她沒有操上心。她說這是天意，節育手術好像對小兒子不起作用，婚事走的是自由戀愛
現在，老伴簡直成精了，見什麼人說什麼話，拜什麼菩薩問什麼卦。子女都已成家，搬出去住，老伴在空着的東廂房裡供上菩薩像，四鄉八鄰中了「劍」患了「土」的鄉親找上門來，她就閉着眼給人念上口訣，灌上幾口仙水。治好病的，她不收錢，把人家送來的被面，掛了滿滿一竹竿。村里兩個大仙，一個姓章，一個姓查，據說靈得很，來找她倆的人都排成了隊。老伴說村北村西的大仙都是觀音娘娘下凡，自己是龍女下凡。朱敦禹實在想不通，一個被窩睡了六十多年，老伴什麼時候龍女就附了體。他說我大小是個隊長，小兒子是個名人，這樣做不好。老伴回他，我做得都是好事，怎麼就不好啦？像你這樣整天瞎想，有什麼用？人要有事幹才行。他不是怕老伴，而是離不開老伴。
「像你這樣成天迷糊着，飯能爬到你嘴裡來？」老伴拿着米籮從東廂房出來，身後跟着一股檀香味。
「阿嚏。」一個響嚏，朱敦禹和屁股下面的凳子都晃了一下。朱敦禹揉揉眼，看看門外，屋檐口的影子已經上了台階。他戴上老花鏡，又拿起了一沓合同。後面廚房裡乒乒乓乓地響着，合同上的字合着乒乒乓乓的響聲跳起舞來。他站起身來，來到門口，望着緊閉的院門。
「國正應該回家了。」
他念叨着的國正是小兒子。不論是說到小兒子，還是想到小兒子，朱敦禹原本不駝不彎的背挺得更直。國正有出息，不僅村里縣裡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就連市里和周圍的城市也很有名。誰能想到，小時候三天兩頭打架的愣頭青，長大後做了集團公司的董事長，發獎金用麻袋裝錢。養兒防老，國正一個人包了他和老伴的棺材本。雖然說在村里養魚的大兒子經常送魚來，另外兩個兒子回家也從不空手，可國正不許他問他們要錢。再忙，國正每個月雷打不動要回家兩次，每次都是大包小包，整條的中華煙，還給他和老伴各丟下1000元。想想自己四個兄弟，每人出三十個工分，湊120個工才能勉強讓父母餓不着凍不着。他望着國正回家，不是沒煙抽，也不是沒錢花，就想看看，村里人都說國正長得最像自己，可他不敢照鏡子，裡面那個人老得讓他害怕。
吃午飯的時候，朱敦禹眼光還在門外梭巡。鐵製的院門咣當一響了，他下意識地站起來，來人是找老伴的。老伴放下吃了一半的碗，和來人神神秘秘地嘀咕了一會，就出門往右邊去了。朱敦禹曉得她們一定找村北的大仙去了。
朱敦禹沒了食慾。他覺得越活越窩囊，自己這個生產隊長還不如裝神弄鬼的大仙。據說大仙家的門檻快讓人踏平了，他家呢？2016年村長來過一次，那是動員他當村民組長，又是「老將黃忠」，又是寶刀不老說了一稻蘿好話。三年了，村幹部還沒有尋到合適的人來換他。他不是不想干，實在是幹不了，光這合同他就看了好幾天。下個月，村民組要要選舉，村長又說要搞股份制。村里沒有一家企業，這個股份制怎麼搞呢。這不是趕鴨子上架，簡直是抱鴨子上架。要論擺設，他還不如案台上的瓷菩薩。
鴨子嘎嘎嘎地叫着，雞撲棱着翅膀，歡迎得勝回朝的老伴，老伴臉上掛着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的笑。進屋扒拉起吃了一半的飯，撂下碗，進東廂房做她的龍女夢去了。
朱敦禹沒有睡午覺的習慣，那點瞌睡上午眯完了。雞鴨消停了，村子也就靜了。朱敦禹無聊極了，點了一枝煙，縹緲的青煙可以讓他也跟着輕颺起來，他喜歡飄飄蕩蕩的感覺，可以自由自在地胡思亂想。今天，他想捋一捋自己有什麼閃光的事情。
要說閃光的事情頭一件要數有文化。解放前，他是在村私塾破的蒙，解放後，成了老觀小學最早的學生。因為能識文斷字，很被看重，婚後第三天被大隊安排去安慶幹校學開拖拉機，當時，一名拖拉機手是多光榮的事情啊。可是拖拉機是從華陽農場調來的，不到二年，拖拉機又開回去了，他就改任生產隊會計。
還有，就是經濟頭腦也不差，他是村里最早搞小買賣的。那時一個工分僅值一元二三毛錢，孩子陸續出生，家裡常常揭不開鍋，他就變着法子掙錢，去市里拉過板車，到鄱陽湖附近販賣過大蒜，進青陽販過運木材，只要是能掙錢，他幹的事多了。
記憶最深刻的事情是販牛。改革開放後，村里搞包產到戶，分集體財產時，他抽籤抽到一頭尚不能犁田耕地的半大牛犢，叫 「套子牛」，餵養半年，有個無為人花了一千元塊錢買走了。這件事情啟發了他，開始去附近村莊買牛，再賣給別人，一買一賣，差價不小。為了買牛，他跟江西老表上過雲貴高原。第一次去的時候，在長途汽車上遭遇竊賊，外套和內襖都被刀片劃破，虧他發現得早，錢保住了，人也嚇得不輕，窩在車門死角里捂着口袋，小便都不敢撒。在貴州下了火車。待在小旅館不敢出門，等江西老表找到牛交易市場直接選牛付錢。為了省下車票錢，他躲進裝牛的貨車車皮里，困了，在餵牛的草堆里眯一會；渴了，喝一口為牛準備的水；餓了，啃幾口冷饅頭。火車到婁底，查票的人呼呼啦啦上來許多，他鑽進稻草里躲了過去。等他出來，就看見火車頭呼呼地開走了，他以為和江西老表散了，急得團團轉。後來才知道火車要掉頭就必須換一個車頭。坐了兩天兩夜的火車才到九江，然後再走水路回家，來回一趟得一二個月。那個時候他給家人的就是眼淚，長時間沒有消息，家人哭成一團；賣了牛得了錢，家人還是哭成一團。
朱敦禹的記憶在眼淚中模糊了。日頭快栽到江水裡了，不因為他沉浸在過去的時光而放慢趕路的腳步。
「余家那個寶貝兒子你要說說他，這樣下去不行。」老伴不知道什麼時候坐在他面前擇着韭菜。
「聽見了嗎？又在裝聾。」
「怎麼啦？」
「還不是你家那個出氣包。打電話給國正了，要了三千元。」
老伴說是出氣包是他的一個遠房親戚，姓余，他爸爸在供銷社上班，會做燒餅酥糖，手藝很好，因為臉上有麻子，村里人都叫他「余疤子」。半個月前，余疤子晚上在水缸里洗澡，被電死了。
「國正出點錢也是應該的。」
「縣供銷社補貼3000元，在供電局要了三萬，加上親戚朋友包的份子錢，不少啦。那個不爭氣的兒子還逼着娘老子四處要。我去了，他就像沒看見我。掏錢給他媽媽，才過來打招呼。沒有打招呼也不磕頭，不懂規矩。」
「喔。」
「32歲的人，靠老婆在服裝廠打工掙錢給他花。我勸他出去打工，胳膊一伸飯一撒，一兩年就可以翻身。他不聽啊。俗話說：不怕老子窮，就怕兒子養得慫。他書也不好好讀，肚子裡沒有貨，又不學手藝，捨不得身子，玩性還重。人要有料子，沒料子，稀泥糊不上牆。袖攏子畫眉，甩甩不響。我這麼大還幹事，他倒成天做甩手長櫃，還愛打麻將。五尺長的人巴掌大的臉，太陽從人家門前過不從你家門前過。不懂人情世故，就盯着錢，」
「嗯。」
「慣子不孝，肥田出癟稻。要成人，自成人，打罵不成人。」
「他就是這樣的人。」
「和他同樣當了三年兵，同村的孫仁，先給國正開車，後來去東聯鄉為鄉長書記開車。人家怎麼樣？在部隊入了黨。這次被選為村委，以後更有出息。一個口袋兩個口，東手進來西手走。政府幫助你，你不能指望政府。共產黨和菩薩一樣，為老百姓做事，可不是為你一家做事。」
「菩薩怎麼能和共產黨一個樣的？」
「怎麼不一樣？大兵過江的時候，都說菩薩兵來了。一個解放軍見我餓得歪歪倒，解下身上的糧袋給我，我都記着呢。我家以前桌子沒有，在澡盆底上吃飯。現在不愁吃不愁穿不愁花，出門坐車不要錢，好日子是托共產黨的福，講共產黨不好就是沒有良心。家有千金，鬼神一半。好日子我燒香燒來的。」
朱敦禹不再開口，在老伴連珠炮的掃射下，他就像說相聲的捧哏，只能哼啊哈的。他現在只有不作聲，老伴的連珠炮也就進不了耳朵，他耳朵真的很背。但是，他的心活泛着呢。現在政府好，對社會、對老人真好，坐車不要錢。如果沒有共產黨的好政策，小兒子不可能賺這麼多的錢。
朱敦禹起身從房間裡抱出一個大西瓜切了，三兒子昨天送來的。老伴說了半天，一口氣啃了好幾瓣。西瓜很甜，日子卻很淡。
吃過晚飯，天暗下來了，朱敦禹的目光越不過生鏽的大鐵門，院子裡中間的水泥路白晃晃的，左邊靠圍牆是雞棚鴨舍，一隻冠很大的白公雞和十幾隻母雞已經進籠，七八隻肥嘟嘟的鴨子，還伸着扁嘴逮着飛舞的蛾子。右邊是菜地，這是老兩口僅剩的一點土地。他家有四畝七分地，500元一畝租給別人兩畝，還有一畝多撂荒了。心痛也沒有辦法。
朱敦禹斜坐在門口的凳子上，小花狗偎着他的腿杆子睡着了，大灰貓趴在台階上瞪着眼，老伴明天好像有事情，早早躺下了。村子靜得就好像他的眼珠子一樣。定住了的眼珠子裡卻是鑼鼓齊鳴，那是村里最後一次熱熱鬧鬧，過去有十多年了吧。那年他69歲，兒子們非要給他做七十大壽，農村人做壽的習慣是男做九女做十。請了蕪湖小百花黃梅戲團來唱戲，村頭稻場上拉了電燈，來看戲的人烏泱泱的，連着唱了五天，一共演了五十多出戲。熱鬧歸熱鬧，可演一齣戲要1000塊錢呢。去年還要給他做壽，他死都不同意。人不能貪心，只要熱鬧過一次就夠了。
突然，朱敦禹聽見了聲音，他站起來側着頭，是江邊傳來嘩嘩的流水聲，不是腳步聲。他一直站着，站到夜色沒收村里最後一絲光亮。
「什麼都留不住。」他喃喃自語了一句，回屋，關門。[1]
作者簡介
沈成武，安徽省作家協會會員，銅陵市曲藝家協會副主席，河南文學雜誌社簽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