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长不老(沈成武)
作品欣赏
村长不老
今天一早，太阳刚露脸，天边就涌来淡淡的乌云，乌云是台风的背影。站在自家二楼的阳台上的朱敦禹确信没有听见江水声，夜里也不曾听到，更不用说白天了，村子里很静，他的耳朵近来背得厉害。他向江边望了一眼，掰下玉米棒的秸秆遮挡了他的视线。朱敦禹的眼光一点点从枯黄的玉米秸杆上退回来，芝麻倒伏着，黄豆拥挤在一起，豆角架上只剩下发黑的竹杆。门前的水泥路面上一个妇女在吃力地拖着一捆毛豆杆，嗤嗤的声音传来，村庄越发显得静寂。
他怕这出奇的静，往常这个时候棉花已经吐絮，该收拾背篓准备采第一道棉了。“清明前，种早棉；七月半，捡斤半。”，老观村所在地是长江边上的一片沙洲，自古以来就是种植棉花的好地方。四十年前湖北种棉专家李金亭来这里推广营养钵替代传统的整垄挖凼点籽的情景，好像一伸手就拉开了。都说人老了爱回忆，他想起那时成天跟在李金亭后面，第一个掌握了技术，第一个在自家地里打出了营养钵。棉种节约了，棉株成活力提高了，棉花平均亩产接近四百余斤。棉花站的棉检员对老观生产队送来的棉花特别放心，只要说是“老观棉”，定级都比别的棉花高。
他怀念雪白的日子。现在老观村已经不种棉花了，他就像门口闲置的农具，锈迹斑斑。
当然，他也怀念大呼隆上工的日子，广播里“公社就是向阳花”从早唱到晚，他和那些“藤上的瓜”一起搞生产比赛，一起唱歌，一起打闹，他一蹦三尺高，身子是热的，汗是热的，劲也是热乎的。现在，走路鞋子拖着地，老伴喊他下来吃早饭，他拖着鞋子下了楼。老伴的身体比他好，小他两岁，也是78岁高龄的人，嗓子还是那么的亮，人也活泛，他到楼下，老伴早不见了人影，她比他还忙，他已经见惯不怪。
吃了三块刚烙好的南瓜饼，喝了一碗稀饭，朱敦禹坐在堂前的大桌子上，戴起老花镜，拿起一沓合同逐个看了起来，外地客商要流转村里的三百亩地搞草坪种植，他为每一户村民把关，仔细核对亩数、价钱。之前当村民代表就是讨论村民养老金发放、监督村干部选举，现在他肩膀上还挑着一副村长（其实是村民组长）担子，感觉到沉甸甸的。同时他也感到庆幸，往常这个时候少不了几场夏汛，三峡大坝建起来这些年，几乎不用防汛了。这几天他挨家挨户跑了一圈，说是布置防汛，也就是问问村民在家的劳动力，真的要上大堤，怕是要出钱请人干。
年纪不饶人。看了一会，字迹模糊起来。朱敦禹摘下老花镜坐在桌边不知道想干什么。目光停在房子上，他的思绪便像爬山虎一样蔓延开来，近来他常常这样，看见什么都让他触景生情。他家最早的房子是茅棚，像样的房子是二哥参加志愿军从朝鲜回来，用退伍金买了原来地主家的灶房，前后搭了几间披屋，十几个人挤在里面。朱敦禹结婚后，分家没有带走一根筷子，自己用芦苇搭了个棚子，人和猪统统住在里面。什么时候起得现在两层楼房？他记不清楚了。他努力地想，可越想越迷糊，不一会，竟歪在椅子上睡着了。
梦里出现的还是房子。1977年，他家半年遭受两次“天难”。一把大火烧掉了他家的土坯墙的草房子，乡亲们连夜帮着他打了新土坯，盖了新房子。为了加固土坯墙，他到大通找老同学弄到十吨大片石，用船载着运回来，刚刚到胥坝夹江的时候，就听说自己新盖的房子又被火烧光了。他一下子瘫软在地上，乡亲们把他七手八脚抬了回来，也把大片石村用板车拉了回来。为了给他建房，村里从砖窑厂给了一万块砖，还两次从县政府批来一立方米的木材，朱敦禹的家才重新立在老观村的东头。房子旧了盖新的，新房子从崭新又渐渐旧了，他的日子和房子一样，不知道是新还是旧。
时间像一条癞皮狗，不动也不叫，静静地趴在脚边，踢都踢不走。以前的时间是只兔子，欢快活泼，蹦着蹦着就没了。恍惚中，他感到老伴回来了，她很兴奋，从咚咚的脚步上可以听出来。老伴往他身上搭了一条被单，他起床后还一直光着膀子。
朱敦禹的老伴叫杨金花，父母从江对岸的无为襄安逃荒来的，落户在邻村柳洲村。大跃进那年吃食堂，经同村韩业来介绍，见了一面，两人就去乡里扯了结婚证，结婚就是老伴从柳州的食堂到老观村的食堂。老伴年轻的时候是个厉害的角色，捡棉花两只手同时来，一天能捡一百一二十斤，嘴上和别人说着话，手里照样干活。第三个孩子出生后，她一个人到铜陵市人民医院做了节育手术，当时有规定，做了节育手术村里可以照顾工分，公社还有节育补贴。他们生育了四子一女。农村除了房子，最大的事情是娶媳妇。用老伴的话说，不动脑子，儿子就得打光棍。村里对她找儿媳妇说得很邪乎，上人家解了一次小手，大儿媳妇来家了；过一趟江，二儿媳妇娶回来了；瞄一眼，就知道和三儿子说说笑笑的一群姑娘谁是她家的媳妇。只有小儿子的婚事，她没有操上心。她说这是天意，节育手术好像对小儿子不起作用，婚事走的是自由恋爱
现在，老伴简直成精了，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拜什么菩萨问什么卦。子女都已成家，搬出去住，老伴在空着的东厢房里供上菩萨像，四乡八邻中了“剑”患了“土”的乡亲找上门来，她就闭着眼给人念上口诀，灌上几口仙水。治好病的，她不收钱，把人家送来的被面，挂了满满一竹竿。村里两个大仙，一个姓章，一个姓查，据说灵得很，来找她俩的人都排成了队。老伴说村北村西的大仙都是观音娘娘下凡，自己是龙女下凡。朱敦禹实在想不通，一个被窝睡了六十多年，老伴什么时候龙女就附了体。他说我大小是个队长，小儿子是个名人，这样做不好。老伴回他，我做得都是好事，怎么就不好啦？像你这样整天瞎想，有什么用？人要有事干才行。他不是怕老伴，而是离不开老伴。
“像你这样成天迷糊着，饭能爬到你嘴里来？”老伴拿着米箩从东厢房出来，身后跟着一股檀香味。
“阿嚏。”一个响嚏，朱敦禹和屁股下面的凳子都晃了一下。朱敦禹揉揉眼，看看门外，屋檐口的影子已经上了台阶。他戴上老花镜，又拿起了一沓合同。后面厨房里乒乒乓乓地响着，合同上的字合着乒乒乓乓的响声跳起舞来。他站起身来，来到门口，望着紧闭的院门。
“国正应该回家了。”
他念叨着的国正是小儿子。不论是说到小儿子，还是想到小儿子，朱敦禹原本不驼不弯的背挺得更直。国正有出息，不仅村里县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就连市里和周围的城市也很有名。谁能想到，小时候三天两头打架的愣头青，长大后做了集团公司的董事长，发奖金用麻袋装钱。养儿防老，国正一个人包了他和老伴的棺材本。虽然说在村里养鱼的大儿子经常送鱼来，另外两个儿子回家也从不空手，可国正不许他问他们要钱。再忙，国正每个月雷打不动要回家两次，每次都是大包小包，整条的中华烟，还给他和老伴各丢下1000元。想想自己四个兄弟，每人出三十个工分，凑120个工才能勉强让父母饿不着冻不着。他望着国正回家，不是没烟抽，也不是没钱花，就想看看，村里人都说国正长得最像自己，可他不敢照镜子，里面那个人老得让他害怕。
吃午饭的时候，朱敦禹眼光还在门外梭巡。铁制的院门咣当一响了，他下意识地站起来，来人是找老伴的。老伴放下吃了一半的碗，和来人神神秘秘地嘀咕了一会，就出门往右边去了。朱敦禹晓得她们一定找村北的大仙去了。
朱敦禹没了食欲。他觉得越活越窝囊，自己这个生产队长还不如装神弄鬼的大仙。据说大仙家的门槛快让人踏平了，他家呢？2016年村长来过一次，那是动员他当村民组长，又是“老将黄忠”，又是宝刀不老说了一稻萝好话。三年了，村干部还没有寻到合适的人来换他。他不是不想干，实在是干不了，光这合同他就看了好几天。下个月，村民组要要选举，村长又说要搞股份制。村里没有一家企业，这个股份制怎么搞呢。这不是赶鸭子上架，简直是抱鸭子上架。要论摆设，他还不如案台上的瓷菩萨。
鸭子嘎嘎嘎地叫着，鸡扑棱着翅膀，欢迎得胜回朝的老伴，老伴脸上挂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笑。进屋扒拉起吃了一半的饭，撂下碗，进东厢房做她的龙女梦去了。
朱敦禹没有睡午觉的习惯，那点瞌睡上午眯完了。鸡鸭消停了，村子也就静了。朱敦禹无聊极了，点了一枝烟，缥缈的青烟可以让他也跟着轻飏起来，他喜欢飘飘荡荡的感觉，可以自由自在地胡思乱想。今天，他想捋一捋自己有什么闪光的事情。
要说闪光的事情头一件要数有文化。解放前，他是在村私塾破的蒙，解放后，成了老观小学最早的学生。因为能识文断字，很被看重，婚后第三天被大队安排去安庆干校学开拖拉机，当时，一名拖拉机手是多光荣的事情啊。可是拖拉机是从华阳农场调来的，不到二年，拖拉机又开回去了，他就改任生产队会计。
还有，就是经济头脑也不差，他是村里最早搞小买卖的。那时一个工分仅值一元二三毛钱，孩子陆续出生，家里常常揭不开锅，他就变着法子挣钱，去市里拉过板车，到鄱阳湖附近贩卖过大蒜，进青阳贩过运木材，只要是能挣钱，他干的事多了。
记忆最深刻的事情是贩牛。改革开放后，村里搞包产到户，分集体财产时，他抽签抽到一头尚不能犁田耕地的半大牛犊，叫 “套子牛”，喂养半年，有个无为人花了一千元块钱买走了。这件事情启发了他，开始去附近村庄买牛，再卖给别人，一买一卖，差价不小。为了买牛，他跟江西老表上过云贵高原。第一次去的时候，在长途汽车上遭遇窃贼，外套和内袄都被刀片划破，亏他发现得早，钱保住了，人也吓得不轻，窝在车门死角里捂着口袋，小便都不敢撒。在贵州下了火车。待在小旅馆不敢出门，等江西老表找到牛交易市场直接选牛付钱。为了省下车票钱，他躲进装牛的货车车皮里，困了，在喂牛的草堆里眯一会；渴了，喝一口为牛准备的水；饿了，啃几口冷馒头。火车到娄底，查票的人呼呼啦啦上来许多，他钻进稻草里躲了过去。等他出来，就看见火车头呼呼地开走了，他以为和江西老表散了，急得团团转。后来才知道火车要掉头就必须换一个车头。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才到九江，然后再走水路回家，来回一趟得一二个月。那个时候他给家人的就是眼泪，长时间没有消息，家人哭成一团；卖了牛得了钱，家人还是哭成一团。
朱敦禹的记忆在眼泪中模糊了。日头快栽到江水里了，不因为他沉浸在过去的时光而放慢赶路的脚步。
“余家那个宝贝儿子你要说说他，这样下去不行。”老伴不知道什么时候坐在他面前择着韭菜。
“听见了吗？又在装聋。”
“怎么啦？”
“还不是你家那个出气包。打电话给国正了，要了三千元。”
老伴说是出气包是他的一个远房亲戚，姓余，他爸爸在供销社上班，会做烧饼酥糖，手艺很好，因为脸上有麻子，村里人都叫他“余疤子”。半个月前，余疤子晚上在水缸里洗澡，被电死了。
“国正出点钱也是应该的。”
“县供销社补贴3000元，在供电局要了三万，加上亲戚朋友包的份子钱，不少啦。那个不争气的儿子还逼着娘老子四处要。我去了，他就像没看见我。掏钱给他妈妈，才过来打招呼。没有打招呼也不磕头，不懂规矩。”
“喔。”
“32岁的人，靠老婆在服装厂打工挣钱给他花。我劝他出去打工，胳膊一伸饭一撒，一两年就可以翻身。他不听啊。俗话说：不怕老子穷，就怕儿子养得怂。他书也不好好读，肚子里没有货，又不学手艺，舍不得身子，玩性还重。人要有料子，没料子，稀泥糊不上墙。袖拢子画眉，甩甩不响。我这么大还干事，他倒成天做甩手长柜，还爱打麻将。五尺长的人巴掌大的脸，太阳从人家门前过不从你家门前过。不懂人情世故，就盯着钱，”
“嗯。”
“惯子不孝，肥田出瘪稻。要成人，自成人，打骂不成人。”
“他就是这样的人。”
“和他同样当了三年兵，同村的孙仁，先给国正开车，后来去东联乡为乡长书记开车。人家怎么样？在部队入了党。这次被选为村委，以后更有出息。一个口袋两个口，东手进来西手走。政府帮助你，你不能指望政府。共产党和菩萨一样，为老百姓做事，可不是为你一家做事。”
“菩萨怎么能和共产党一个样的？”
“怎么不一样？大兵过江的时候，都说菩萨兵来了。一个解放军见我饿得歪歪倒，解下身上的粮袋给我，我都记着呢。我家以前桌子没有，在澡盆底上吃饭。现在不愁吃不愁穿不愁花，出门坐车不要钱，好日子是托共产党的福，讲共产党不好就是没有良心。家有千金，鬼神一半。好日子我烧香烧来的。”
朱敦禹不再开口，在老伴连珠炮的扫射下，他就像说相声的捧哏，只能哼啊哈的。他现在只有不作声，老伴的连珠炮也就进不了耳朵，他耳朵真的很背。但是，他的心活泛着呢。现在政府好，对社会、对老人真好，坐车不要钱。如果没有共产党的好政策，小儿子不可能赚这么多的钱。
朱敦禹起身从房间里抱出一个大西瓜切了，三儿子昨天送来的。老伴说了半天，一口气啃了好几瓣。西瓜很甜，日子却很淡。
吃过晚饭，天暗下来了，朱敦禹的目光越不过生锈的大铁门，院子里中间的水泥路白晃晃的，左边靠围墙是鸡棚鸭舍，一只冠很大的白公鸡和十几只母鸡已经进笼，七八只肥嘟嘟的鸭子，还伸着扁嘴逮着飞舞的蛾子。右边是菜地，这是老两口仅剩的一点土地。他家有四亩七分地，500元一亩租给别人两亩，还有一亩多撂荒了。心痛也没有办法。
朱敦禹斜坐在门口的凳子上，小花狗偎着他的腿杆子睡着了，大灰猫趴在台阶上瞪着眼，老伴明天好像有事情，早早躺下了。村子静得就好像他的眼珠子一样。定住了的眼珠子里却是锣鼓齐鸣，那是村里最后一次热热闹闹，过去有十多年了吧。那年他69岁，儿子们非要给他做七十大寿，农村人做寿的习惯是男做九女做十。请了芜湖小百花黄梅戏团来唱戏，村头稻场上拉了电灯，来看戏的人乌泱泱的，连着唱了五天，一共演了五十多出戏。热闹归热闹，可演一出戏要1000块钱呢。去年还要给他做寿，他死都不同意。人不能贪心，只要热闹过一次就够了。
突然，朱敦禹听见了声音，他站起来侧着头，是江边传来哗哗的流水声，不是脚步声。他一直站着，站到夜色没收村里最后一丝光亮。
“什么都留不住。”他喃喃自语了一句，回屋，关门。[1]
作者简介
沈成武，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铜陵市曲艺家协会副主席，河南文学杂志社签约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