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父亲和牛(傅建国)
作品欣赏
村庄、父亲和牛
西边王家村，东边背后村，两村相距0.5公里，并肩坐落在南阳湾南山向北的拦腰段山脚下……
南山呈东西走向，绵延数公里，像一头巨狮，东边狮子头豪饮三溪河水，西边狮子尾横扫三十六岗山峦。王家和背后两个村庄大约就依偎在“狮子”腹部的位置。
王家村的始祖，据说是明朝一位落泊的将军。村里住着十几户人家，户主大多都是王姓；背后村，村名可能起源于地势坐落在南山山背后而得名，村里宗族为陈氏，居住着二十几户人家。南阳湾偏于皖南群山一隅，自古山清水秀，向北距离10公里是九华山，向南距离38公里是黄山风景区，距离徽州也不过100至120公里，古时属徽州北方边缘地带，所以，方圆几十里数十个村庄仍见不少徽派风格的宗祠和民居。王家和背后两个村庄里至今仍有几座老房子保存着徽派建筑艺术风格的原貌。新中国成立之前，王家村王氏都以农耕为业，而背后村陈氏家族中却有不少人在上海、徽州一带经商。尤其是陈氏酒曲，方圆百里闻名遐迩。
我们傅家在南阳湾属于“外来人口”。祖父傅孝亭生前携妻儿一家人从皖北枞阳逃荒至皖南，在南阳湾凤家山一牛棚落脚后以伐树据木板为业，人称“解（锯）匠”。父亲名叫晓虎，村里人习惯喊“小虎子”，但地方上左邻右舍往往念成谐音“小斧子”。斧子，磨锋利了，寒气逼人，能砍大树。但父亲为人随随便便，从来不知道算计，在生产队集体经济利益面前常常是个迟钝之人。父亲是长子，脚下还有三个弟弟一个妹妹。祖父、祖母相继去世得早，父亲16岁便靠帮人家放牛自谋生路。母亲当年嫁给了一无所有的父亲，后来遭受各种磨难似乎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我在背后村出生以后，由于月亮塘那户人家不肯将房屋续租，父母只好抱着我搬迁至王家村西头一家王太太家。老太太丈夫早已去世，唯一的女儿十五岁那年因肺结核病不治而生命夭折。父亲答应给老太太做义子，但好景不长，父亲脾气不好，生活懒散，与家庭不能尽到一个丈夫的责任，于孤老太太，不能尽到一个义子应尽的义务。王太太深感失望，不得不将父母和我们一家人扫地出门。
9岁那年，一家人居住着的王家村祠堂由于年久失修摇摇欲坠，母亲东奔西走，一次又一次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向生产大队长或支书求请，一家人才好不容易搬迁至背后村陈家祠堂大门口的两间角屋里安顿下来。这一住就是6年之久，15岁那年，在二叔和廖叔等亲友的帮助下，父母又在王家村盖了三间土瓦房。因此，我的童年记忆大多与背后村有关。
记忆中的村庄，是沸腾的村庄……
农忙季节，村前溪边的田畈里，到处是“胜利”生产队（当年王家、背后两村合并后总称）社员们劳动忙碌的身影。尤其是每年7月“双抡”季节里，田畈就成了农业生产流水线：金黄的稻田里脱粒机机声隆隆，社员们一个个汗流夹背地在忙着收割；收割过的稻田里，几个老汉正挥着鞭子赶着牛深耕细作；重新耕作过的水稻田里，另一批男女劳力正在你追我赶躬身插秧。放眼望去，七月的田野处处是一片黄、一片绿、一片热火朝天的劳动画面……
记忆中的村庄，是时而宁静时而躁动不安的村庄……
一年四季，清晨和傍晚，家家屋顶上都冒着一股浓浓的炊烟，那是村庄生生不息的生命之气息；背后村口的月亮塘、王家村口的葫芦塘，早晚妇女洗衣服的棒槌声彼此起伏，家长里短嘻嘻哈哈的交谈声穿过树梢和云朵；夏天，池塘边的杨树上爬满油光闪亮的知了，天气越热它们叫得越欢；村口电线杆上的扩音广播喇叭，每天早晨和傍晚30分钟的县广播站的转播节目，是社员们了解社会新闻的唯一无线通道……
那年月，村庄是生产队大集体的村庄，被称作社员的村民一年到头在生产队干活，靠挣工分养家糊口。父亲是年轻的父亲，生龙活虎，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村里老人百年归西，抬棺上山，需要四位大力士，每次都少不了父亲的身影，而且父亲往往都是抬特别负重的头杠。父亲个子不高，约一米六五上下，但身材魁梧结实。令人困惑的是，身板壮实的父亲并没有改变家境一贫如洗的命运……
父母二人都是文盲。父母那一辈人文盲实在是太多，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盲从”。譬如说，大字不识的父亲竟然是红卫兵中的一员，投身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那时候的父亲整天背着冲锋枪，精神抖擞地随着南阳湾一群基干民兵将一批“反革命分子”从一个批斗大会现场押到另一个批斗大会现场，且乐此不疲。记得小时候家中闩门的门拴扛，就是一根废弃的由油漆漆过的两头红中间黄的红卫兵专用过的“打狗棒”代替的。愚昧与疯狂，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在文盲父亲身上拆射出的缩影。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的童年，一年到头除了上学，砍柴、放牛成了我少年成长岁月的必修课，容不得逃避，事实上也无法逃避。至今我仍记得当年一家人居住在背后村时，我放过一条母水牛的情景。它身体庞大，胃口也大，尽管我每天天蒙蒙就起床、匆匆洗把脸就将它从牛栏里牵到村后的山坡上，但我怕上学迟到，不等它吃饱我就将它牵回牛栏，或者系在溪边乌桕树下，好让它白天帮人们耕田。早晨牛吃不饱是我的罪过，我记在心里，所以，每天下午一放学，我就匆匆赶回村里，回家放下书包后，顺着大人在田间地头干活的身影，找到刚刚卸下轭头不久的母水牛、解下系在树桩上的绳子，让它在荒芜的草坪上啃着野草，而我则在陡峭的田埂上割着青草。每每天黑的时候，高大的母水牛走在前面，瘦弱的我挑着一担沉甸甸的青草跟着它身后。为了保持牛栏清爽，也为了多积牛粪多挣工分，一边放牛一边割草，成了童年傍晚放学后自觉而必须完成的任务。
记忆中，童年的村庄除了四季更迭，譬如门前田畈里刚刚早稻秧苗绿了，一转眼晚稻又黄了，或者一觉醒来又下雪了……十几年如一日，保持着不变的模样。记忆中村庄里的老人，他们称呼父亲时，名字前面都要加一个“小”字。父亲生于1938年，由于祖父祖母去世得早，父亲并不知道自己哪天生日，于是就将每年农历腊月二十四过小年这一天当作他的生日。比父亲年长一辈的老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为人和善。比如，背后村的“酒曲大王”陈老四就是一个典型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好好先生”，十年“文革”受尽折磨，却仍怀着一副慈祥的面孔，与人友善、笑对人生……
村庄真正的变化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生产队一夜间解散了，家家户户都分得了应有的数亩或数十亩责任田，村里开始实行承包责任制了。这时候，父亲已经四十多岁了，在二叔的帮助下，在乡办企业旗下设立的搬运站上班，其实就是搬运工。山区竹木资源丰富，山外的大货车进山拉毛竹或杉木，都需要人工搬运装车。这活自然需要强壮的体力，而人到中年的父亲在数十个搬运工当中身体虽不是最强壮的，但干活却是最卖力的。
那些年，虽说家中拥有数亩责任田，但是由于耕作成本过高，每一季庄稼到了收获的季节，除去交公粮、牛租、化肥等成本以外，实际上连功夫钱也赚不了。所以，尽管父亲在托运部依赖一身力气赚点辛苦钱，但基本都用于家庭日常开销了，一家人一年到头仍然在为温饱生活而苦苦挣扎…… [1]
作者简介
傅建国，1963年5月生，安徽青阳人，现居温州。曾务农，代课，做篾匠。长期从事皮革销售工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