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汉君 文学与医学
重定向页面重定向至：
作品欣赏
文学与医学
由医而文，并非必然，但很多弃医从文者，却创造了骄人的辉煌。
文学与医学
医学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而文学，则是人文学科，二者之间本来没什么关联。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存在着许多“无关”的相关者。医学与文学就是其中一例。我们看到，很多有成就的作家，“作家”往往并不是他的初始职业，而他先前的那个职业，对于他后来的创作，又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文学与医学产生关联的作家，史上不乏其例。
我们翻检一下世界文学史不难发现，出生在医生家庭，或者本人学过医、甚至一度从事过医务工作、而后来又弃医从文，成为诗人、小说家、戏剧家的，可谓大有人在。
先让我们来看看大名鼎鼎的十九于是，无论是评论家还是一般读者，都从他描写的笔触中，真切地感受到了“科学视角”的奇妙，让阅读几乎变成了如同看一个医生在对人物的躯体和心灵进行冷静的解剖和分析，令人惊诧不已。二十世纪英国小说家毛姆就曾说过：“一个作家写出怎样的作品，取决于他是怎样一个人。”福楼拜之所以能够写出这样的作品，得到这样的评价，研究者们一致认为，这与他的家庭世代从医，父亲又是一座医院的院长，而福楼拜自幼便在父亲的医院中度过，有着密切的联系。
意大利十八世纪卓越的剧作家卡尔洛·哥尔多尼，也出生在医生家庭里。哥尔多尼这个名字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也许有些陌生，但对意大利来说，特别是对意大利的戏剧界来说，可谓尽人皆知。因为哥尔多尼一生所致力的喜剧改革，使他成为了意大利近代现实主义戏剧的奠基人。
此种情况还有那位因《强盗》、《阴谋与爱情》而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一席之地的德国诗人和戏剧家席勒。他的父亲不仅是威丁堡公国的一个军医，席勒本人也曾一度受到过正规的医学教育。他青少年时期本来是在军事学院学习法律，后来才改学医学。学医期间，严肃苛刻的学习生活和复杂难记的医学知识，并没有引起他多大的兴趣，正如他自己所说：“一个没有感情和精神生活的教育，把我内心刚刚萌露的感性的微弱而美丽的活动窒息住了。”于是，他开始在课桌下偷偷地写作剧本《强盗》。毕业后，他在斯图加特当了一名军医。他一边行医,一边继续写作《强盗》。但纵观他的一生，虽然在医学上并没有作出什么突出的成绩，然而行医的经历，却让他开阔了眼界，使他的作品很好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生活，让他成为了德国“狂飚突进运动”的代表人物。
再来看看法国大文学家左拉，更是一位医学知识深刻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之路的典型例证。左拉是自然主义文学流派的代表人物。但左拉却不是医生世家。他的家庭是一个混血家庭，父亲是意大利人，母亲是希腊人。他的父亲并没有学过医，也不是医生，只搞过一阵子河运工程。左拉本人也并未从事过医生的职业，但他却认认真真地、系统地学习过医学生理学。正是生理学的学习，使他开始迷信生物学决定论，认为人的一切社会行为，都是由他的生物本能支配着的，而这，正是他作品自然主义描写的理论基础。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左拉之所以会成为自然主义文学的倡导者，不能不说，他的医学生理学学习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俄国大作家契诃夫的经历，也和医学有着紧密的联系。他的祖父是个赎身的农奴，父亲则开了一间小食品铺子，以此维持生计。因此，契诃夫从小就不得不经常站柜台以应对客人，并学会了耍一些买卖上的小骗术。后来父亲破了产，全家都迁往莫斯科，只留下契柯夫一个人在老家继续读书。由此，他开始生活在贫困、屈辱、虚伪、庸俗的小市民中间，直到他后来考入了莫斯科大学的医学系。毕业以后，他一直从事医生的工作，与此同时，也开始了文学创作。他的作品传遍了全世界，影响巨大，他后来也被人们称为“短篇小说之王”。他的经历与他的创作，无疑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
在俄罗斯，还有另一位世界级的文学大师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的父亲也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医生。但父亲并不希望儿子从医，所以，1838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按照父亲的愿望进了工程学校。但他毕业后既没有继续深造，也没有去搞什么工程，而是选择了职业作家的生涯。他的《穷人》刚一发表，涅克拉索夫就拉着别林斯基半夜来敲他的门，一见面就兴奋地说道：“俄国又诞生了一位天才！”
世界著名推理小说家柯南·道尔早年在英国的爱丁堡大学学医，后来作了一名船医，经常随船往返于英国和西非之间。1882年他回国后，定居在普利茅斯，继续从事医务活动。也正是在此期间，他开始了自己的小说创作，但发表的作品却反响平平。后来，他迁居到南海城，并写出了享誉世界的推理小说经典之作——福尔摩斯探案系列。柯南·道尔和契诃夫一样，终其一生都不曾放弃过行医。
有着“情爱文学大师”之称的日本著名作家渡边淳一，也曾经是一名外科医生。当年，他只是因为对所在医院的某一医学理念提出了质疑，竟在医院呆不下去，只好选择了离开。1970年，他的小说《光和影》一举成功，荣获日本大众文学领域的最高奖——直木奖。从此，他便完全放弃了医学，专心从事写作。日本评论界有一个说法，说他是“医生作家”，也就是说，他是在用外科医生的眼光，从解剖学的角度，来观察人和人生。他擅长用锋利的笔去代替手术刀，切开人们看似坚强的外衣，剖析他们的内心世界。
当代英国著名作家威廉·萨默赛特·毛姆也曾学过医。他1874年1月25日出生在巴黎。父亲是个律师，当时在英国驻法使馆供职。小毛姆不满十岁，父母就先后去世，他被送回了英国，由伯父抚养。小毛姆进坎特伯雷皇家公学之后，由于身材矮小，且严重口吃，经常受到大孩子的欺凌和折磨，有时还遭到冬烘学究的无端羞辱。孤寂凄凉的童年生活，在他稚嫩的心灵上投下了痛苦的阴影，形成了他孤僻、敏感、内向的性格。1892年初，他去德国海德堡大学学习了一年，同年返回英国，在伦敦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当了六个星期的练习生，随后又进伦敦圣托马斯医学院学医。为期五年的习医生涯，不仅使他有机会了解到底层人民的生活状况，而且使他学会了用解剖刀一样冷峻、犀利的目光来剖析人生和社会。他的第一部小说《兰贝斯的丽莎》，即根据他作为见习医生在贫民区为产妇接生时的见闻用自然主义手法写成的……
接下来，我们不再详细介绍，只开列一个名单，也很能说明问题：
被称为"现代戏剧之父"的挪威剧作家亨利克·约翰·易卜生（1828－1906），16岁就在一家药材店里当学徒。
美国著名短篇小说家欧·亨利（1862—1910），生于美国北卡罗来州的一个小镇上，父亲是位医生。
美国小说家厄纳斯特·海明威（1899—1961），生于美国芝加哥郊区的一个医生家庭。
法捷耶夫（1901—1956），出生在医生之家，父亲是苏联加里宁州基姆拉市的助理医生。
当代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1907—1991），出生在北海道旭州的一个军医家中。
捷克著名的剧作家和科幻文学家、童话寓言家卡雷尔·恰佩克(1890—1938)，生于捷克一个乡村医生的家庭……
从以上这些例子中，我们不难看出，很多文学大家，都曾与医学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
这种情况，不独国外有，在中国，也同样如此。而且较为特殊的是，在古代，中国那些文人与医学之间，简直就是“难解难分”。
我们知道，上古时候，中国并没有医生这一专门的职业，诊治疾病是由巫师来承担的，医、巫不分家。那时候，“醫”这个字的下面并不是写作“酉”字，而是一个“巫”字。从这个字的部首组合上，我们也可以看出医与巫的紧密联系。据说，自东周以后，特别是秦汉之际，医、巫才渐渐的分了家，开始有了专职的医生。另外我们也看到，在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中，以及传承了两千多年的儒学，还有后来引进的佛学，都对养生给予了格外的注重，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也促进了医学知识的普及。正因如此，很多道士、和尚都会看病，即便古代的许多文士，在舞文弄墨的同时，也都曾经学习过《素问》和《黄帝内经》一类的医学著作，其中更不乏通晓医理，甚至可以直接诊脉处方的人。比如家喻户晓的大文学家曹雪芹，不仅自己通晓医理，而且还可以给人看病开药。他的《红楼梦》中，就有许多关于病理、病状和医方的具体描写。经过专家的研究，他所讲的那些病症脉理以及医案处方，包括其中所涉及到的一些食疗方法，都是可以实际应用的，并不是什么“虚构”。在书中，他形象生动地描绘了林黛玉的病状，使今天的医生一看就知道，那就是肺结核患者的典型症状和体征，因而，她后来咯血而亡，也非常符合这个病的预后发展。假如后四十回真为高鹗所续，仅此一点，就足已说明高鹗也有一定的医学知识，因而书中故事情节的演进非常符合疾病的发展逻辑。
文士通医知药，可以说，这是我们历来的一个传统，就是在现当代的文学领域，作家群中也不乏医生出身的人。大文豪鲁迅和郭沫若两位，都曾受过正规的医学教育，但同时，两个人又都不以医术知名。鲁迅1904年考入了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但后来，他“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提倡文艺运动了。”郭沫若也是如此，虽然在日本学过医，但毕业之后却投身到新文化运动之中，终其一生也未拿过手术刀。
除开他们二人之外，学过医或者曾经从事过医务工作的文学家，比较著名的，还有冰心、郁达夫、余华、池莉、毕淑敏、冯唐以及翻译家钱春绮等。这样的例子还有，恕不在此一一详述。
这些文学家在其创作的过程中，不同程度的，都受到了医学的影响。当然，我们也不能说，每一个学过医的人一定都可以成为作家，但很多深刻的作家都曾经学过医或出生于医生家庭，这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医学对于作家所产生的影响，究竟是来自于医学学科本身，还是来自于医生这种职业经历，抑或是来自于医生家庭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些问题，的确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够说得清楚的。而且，要判定这种影响是通过怎样的一种机制在发挥作用，其影响的程度有多大、多深，恐怕就更难做出具体直观的判定了。这个问题，一直以来并未引起人们的足够关注，起码到目前为止，还不曾见到过系统阐释这一现象的论著。之所以会如此，我想，并不是因为这种现象事出偶然，亦非无足轻重，更不是这个问题过于高深奥妙，非硕学大儒不能言明，究其原因，恐怕还是人们没有意识到这算作一个问题，只当它是一种常见的现象而熟视无睹。
其实，任何现象的出现，都必有其缘由，这正如萨特所说：“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而如何认识文学与医学、作家与医生之间的关系，无疑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思考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我们首先会发现，文学与医学虽然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学科，作家与医生的工作也迥然有异，但它们却有一个很明显的共同点，即：二者研究的对象都是“人”。医学，针对的是生物属性上的人，而文学所观照的，则是社会属性的人。生物属性的人，会表现出一个人所具有的原始的生物本能，如最基本的食欲和性欲（“欲”是根源，是本能），而社会属性的人则大有不同，他首先是一个置身于各种社会关系中的人，如孔子就说有“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并提倡用忠、孝、悌、忍、善来处理好这些关系，如此一来，一个人就被文化、道德、信仰等等这些“身外之物”一层层包裹了起来。作家如何透过这些密如织网般的外在的“包裹”，让人们既能够看到人在社会上的处境和命运，也揭示出人性中的一些生物本能，进而更深入地理解人的某些行为的根源和本质（如鲁迅所谓“劣根性”， 其意不在“劣”，而在“根”），这些，无疑都是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达至深刻的一条重要途径。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在医院里面看到这样一种现象，一个人在罹患重病之后，不要说濒临死亡，就是整日仰卧在病床上动弹不得，他的言行就会流露出许多平时难以见到的属于生物本能的反应，此时，他身上附加的那些社会属性、文化包装，都会退居于附属地位或者干脆化为了乌有，而人性的本质特征，则会赤裸裸地暴露在医生面前。而那些医生，正由于他们受到人们“三不背”观念的“恩惠”，得以近距离地接触和观察，这就让他们不仅看到了一个人光鲜亮丽的外表，还能够对人性的本质有更加深入的理解，所以，一旦落笔，自然入木三分。也正因如此，福楼拜的那支鹅毛管笔才能能够被评论家们称为“手术刀”。《包法利夫人》一书中所揭示出来的那些人物的虚荣和欲望，正是人性中固有的一种生物特性。这一点，在鲁迅那里看得更加分明。《狂人日记》中的“我”，《阿Ｑ正传》中的阿Ｑ，《祝福》中的祥林嫂，都是这种带有生物本能的人物形象。“我”的疯癫，无疑等同于去掉了人的种种社会属性，只有在这时，他才真正看清了一部中国史，其实就是一部活生生的“吃人史”；那个癞头阿Ｑ，也剥去了身上一层层道德、信仰的外衣，其行为更多的，只剩下了生物的本能，而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却去挑旗造反，这对当时的所谓“革命”，无疑是一个深刻的、辛辣的讽刺；而那位祥林嫂则不同，她原本是属于一个“正常的”社会属性的人，却被一逼再逼，最后仅仅只剩下了母子亲情这一点点原始的母性特征，从而深刻地揭露了社会的残酷无情。显然，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除去鲁迅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和思考，与他的医学知识也不无关系。除此，还有余华笔下的许三观、徐福贵、孙光林这一类的人物形象，也都让我们看到了作者对于人性直视的目光。
那么，这些学过医的作家，为什么笔锋都显得格外犀利呢？
我想，这一方面是因为，学习或从事过医学工作的人，大都具备了医学追根究底、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养成了遇事查找源头、探求事物真相的思维习惯，也即人们常说的“看人看底，遇事究根”。我们都知道，临床诊断就如同警察探案一般，要根据病人所呈现出来的某些症状和体征，归纳汇总，综合判断，进而分析查找病源和病因。这种思维方式，正是一种透过现象看本质，溯本追源，直指真相的思维。掌握这种思维的人，往往具有一双观察和分析事物本质的“透视眼”。《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正是透过大观园里的豪华奢侈、花团锦簇，看到了这个大家族正在一步步走向没落的大趋势，预示了由盛而衰的悲惨结局。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也正因具有这样一双“透视眼”，看穿了当时法兰西社会的所谓“经济繁荣”，揭露了上流人物的伪善阴险和灵魂深处的肮脏，致使作品问世后，便受到了当局的控告，让福楼拜本人卷入了一场轰动一时的司法诉讼。另外我们也看到，正因为鲁迅的眼光格外锐利，对人对事一眼透底，所以，他笔下那种近乎“残酷的深刻”，往往让人觉得，在他面前，似乎赤裸裸的，全身没有了一丝遮掩，连灵魂都让他看出那个“小”来，因而倍觉“不适”，甚至心生厌恶。
另外一方面，，医生的工作具有明显的特殊性，从穷乡僻壤到豪门深宅，从官衙禁苑到私密闺房，几乎没有不能涉足的地方，这就使他们可以看到更多的隐密，了解更真实的社会众生相。医生的工作如同记者一样，接触面特别广泛，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从达官贵人到贫贱小民，全都可以直接接触。这就从客观上提供了深入了解社会各个阶层的机会，可以看到各种社会属性的人，在现实生活中最本真、最生动、最隐秘的那一面。这让医生比一般人更多了一些见识，也提供了一个不为常人所见的视角和思索的路径，自然也可以多一些人生感悟。
渡边淳一在谈到自己的文学之路时曾说：“我以前做医生，后来弃医从文，其实这两样工作都是研究人的，只是研究的角度不同、方法不同。所谓医学，是从生理上剖析人，而文学是从精神上研究人，用感性描写那些人们从常理上无法说清楚的东西。”他的话，很好地诠释了由医而文的自然转换和二者之间的相辅相成。虽然由医而文不是必由之路，但其中有思想、有激情、有想象力的医生，在看到人的疾源病理的同时，自然会去洞察人们灵魂上的优劣，思索人生的苦难和艰辛，从而实现了由医学到文学的切换，把手术刀换成了书写笔。“医者仁心”，“大爱无疆”，由医而文，正是从肉体的救死扶伤到心灵的关爱和拯救，是一个爱的方式的转换。所以，无论行医还是从文，爱，都是他们的追求。在这方面，福楼拜、契柯夫和鲁迅的人生道路，都做了最好的诠释。
恰在此篇即将作结时，看到了金志伟老师《赤脚医生和救死扶伤》一文，其中援引了他一位弃医从文的作家朋友的话，正可以作为本文的结语，他说：“我只想从一位医生的视角深入观察病人的生理及心理状态，敏锐体悟与感知生命和死亡，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运用文学的手法展现医生与患者共同面对疾病和死亡的一个个医疗场景，传递一种对生命的深层悲悯与关怀。”
这大约就是一位医生选择文学之路的初衷吧？[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