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汉君 人生一课
重定向页面重定向至：
作品欣赏
人生一课
过后我才明白，负责门诊内科工作的王大夫，为啥偏要请我吃烧茄子，而且还请了两回。
当时我和王大夫同在一间诊室。诊室分里外屋，间墙上有个一人多宽的券门，内外相通。外间是袁大夫、方大夫，对桌而坐。我和王大夫在里间，也是两张桌子背对背，靠在南窗下。诊室门外有一名护士，负责叫号，维持就诊秩序。患者坐在走廊北墙下的一溜长椅上候诊。人多，走廊里整天熙熙攘攘，上午总得十点半以后，下午四点多钟，病人才能看出少来。
记得那天中午下班前，我洗过了手，从桌上患者家属扔下的香烟里拣出一棵，点着，然后把其余的都推过去，给王大夫。王大夫乐了：“今儿个比每天多呀！”说着，他拉开抽屉，拿出一个空烟盒，连同他桌上的十来棵烟，一棵挨一棵地摆了进去。“真是有意思！都说‘香烟一递，说话和气’，其实和不和气，跟烟压根儿没关系。就说刚才，来个老头，非让我给他开个方子，拍张Ｘ光片，还要照全身的。我说，那你得去照相馆。他说，照相馆光照外皮，照不见內瓤，我要看看内里都有啥毛病，一边说，一边就递给我两棵烟——你就是给我一盒，这方子我也没法开呀！”
我不由乐出了声：“可不是咋地，这哪是两棵烟的事啊！说句老实话，别说你不会抽烟，就是我这会抽的，也不在乎一两根烟不是？”
“就是嘛……”王大夫看了一眼劵门，伸过头压低声音说：“哎，街口商亭旁边新开了一家小饭馆，你去吃过没？”
“没有。怎么了？”
“它那儿的上灶师傅，做的烧茄子特别好吃！”
“是吗？”
“可不！”他笑了，“这么着，今儿晌午咱俩去——我请你，就吃他的烧茄子。”
“那，我请你吧。”我说。
“你刚参加工作，才挣几个钱？我比你挣得多，我请。”
饭馆的名字不记得了，光记得小屋不大，只摆了五六张方桌。我俩坐定，要了一盘烧茄子，两个椒盐烧饼。刚要吃，忽见一人站到了桌边：“呀，你俩下馆子来啦？咋不招呼我一声哪？”
抬头一瞧，是袁大夫。袁大夫三十出头，长得矮墩墩、胖乎乎的。她皮肤白皙，五官小巧，抿起嘴儿一乐，就像个瓷娃娃。
王大夫脸上现出一丝尴尬，笑了：“我俩碰到这儿了，胡乱吃一口。来来，一起吃吧。”袁大夫就坐下来：“我来买了四个烧饼，晌午饭就不做了。”她晃了晃手里的纸袋，放到桌子上，葱白儿样细嫩的两根手指伸进去，从里面捏出一个来，咬了一口，扭头喊道：“服务员，拿双筷子来。”转脸笑着说：“哈，我一进门就看见你们俩了。”说着，接过服务员递过来的一双筷子。
“我再要个菜。你喜欢吃什么？”王大夫问她。
“不用不用。我吃两口就得走，我家懒猫还没中午饭呢。”“懒猫”是她丈夫，在医院附近的一家工厂上班。
“行啊！挺疼懒猫哇！”王大夫微笑着说。
她听了，竟“噗嗤儿”一下笑出声来：“嘻嘻，疼？谁疼谁呀？”嘴撇了撇，从盘子里夹出一块瘦肉放进了嘴里，“你们是不知道：我家每回做带肉的菜，把肉炒熟了，就先盛出一半藏起来，然后再放菜。等端上桌，懒猫舍不得吃肉，净挑菜吃。等他上班走了，我把藏的肉再拿出来，自个慢慢儿吃……”
王大夫仰面大笑：“怪不得你这么胖呢！”
下午还得上班，我们三个人很快就吃完了。临走，王大夫和服务员大声说：“你这烧茄子做得真不错，你看，一大盘子，吃了个精光。还没吃够，哪天还得再来……”
老板自己掌勺，扎着围裙。他挑开半截白布帘，满面笑容从后灶走出来，连说：“欢迎欢迎！欢迎再来！”一直把我们送到了门外。
到了医院大门口，袁大夫说：“我得把烧饼送回去，下午晚来一会儿。”王大夫点点头，她就走了。
过了两天，临近中午下班，袁大夫进到里间诊室，和王大夫说她家有点事，要早走一会。“行行。”王大夫答应着。等透过窗子见她出了大门，就跟我说： “今天咱俩再去吃烧茄子。”
一进饭馆，王大夫就冲服务员笑着说：“又来吃烧茄子啦。”依然要了两个烧饼，一盘烧茄子。烧茄子端上来，满满的一大盘，比上回多出了不少。王大夫拿起筷子四下扫了一眼：“今儿个袁大夫还来买烧饼吗？” 我笑了：“不能了吧？”
“她这个人太有意思了，给丈夫起个外号叫‘懒猫’，我看她倒像个‘馋猫’！哪有跟自己丈夫还藏心眼、留后手的！谁要摊上这么个媳妇可真够呛！”他似乎很生气，发着感慨：“要不咋说呢，找对象可得睁开眼好好瞧瞧，别的还都在其次，关键人得底实，要不，日子还有个过！”说着，他忽然停箸问我： “哎，你有没有对象呢？” “没有。” “真没有？”
“真没有。”我有点不好意思。他脸上乐成一朵花，压低声音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有啥不好意思的。我给你介绍一个吧，不是外人——外人咱也不托底，这是我一个外甥女儿，从小我看着她长大，再知根知底不过了……这样，你明晚六点，就在这个商亭门口等着，我让她过来，你们好好谈谈。”
事出突然，我还没来得及考虑，他已经把时间、地点都替我安排好了。我不好意思当面回绝，就吱唔说：“这块儿人太多了，我也不认识她……” “那没事，她都见过你了——她认识你。”
我吃了一惊，想不出自己什么时候已经被人相看过了，心里顿时有了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嘴上却无话可说了。
第二天是个阴天，午后，竟稀稀沥沥的下起了小雨。
头天晚上，我把这事告诉了同学宪方，他说：“你咋也得去见个面。不管成不成，咱不能爽约。”
“咋是爽约呢？我又没约她。我倒感觉，自己这会成了个提线木偶！”
话虽然这么说，我还是提前半小时出发，去了商亭。
阴雨绵绵，细如牛毛。街上人来人往，川流不息。
我没打伞，在雨中快步疾行。老远的，就发现商亭门口站着一个姑娘。她打着一把粉底碎花阳伞，高高举着，望着街上走过来的行人。此情此景，猛然让我想起了戴望舒的《雨巷》——“撑着油纸伞”，“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很快就走近了，见她面庞鲜亮，眉目清秀，穿着一件月白短衫，青灰西裤，站在那儿，清清爽爽，袅袅婷婷。我猜，这可能就是王大夫的外甥女儿了，便迎面走了过去。
“来啦。”她声音不高不低，刚好我能听见。我停下脚步，站在了一边，搭话说：“来半天了吧？”
“也才到。”
说完，就都沉默起来。远处，一排路灯将一团团黄色的光亮投到湿漉漉的沥青马路上，瑟瑟抖动。一辆车头高大的卡车轰鸣着驶过来，两道光柱白刷刷的射进雨帘，光亮中，雨线斜织，乱如丝麻。 “咋不打把伞来？”她轻声问我。
接下来，是谁提议的，怎么说的，早已经忘记了，只记得我们后来走在了马路上。两个人的话都很少，也没走出很远，就又返回到这个街口，分手了。照理，散的时候，按当时通行的相亲脚本，一般得由男方提出下次什么时候再见面，可我没说。没说，纯粹只是个技术性失误，原因在于我没有经验，与我对她这个人的评价无关，更不代表我当时的态度。反正，那次见面，就这么稀里糊涂的结束了。
转天上班，一见到王大夫，我心里便有几分紧张，怕他责怪我这么游移不定，但幸好，他只问了我一句： “见过了？” “见过了。”
接着，我俩便都忙着看病人，这事也就撂下了。
又过了几天，下班时王大夫招呼我和他一起走，路上问我：“怎么样？想好了没有？”我笑了笑，没吭声。 “你这人太腼腆！她爸说了：这事要是成了，先给你买台永久自行车，买块上海全钢表……人家有钱，也有人！” 确实，那是一个票证年代，自行车和手表都凭票供应，没人没路子，拿钱也买不来。这些东西我的确喜欢，也很需要，但内心却不愿以这种方式拥有。
但正是在那一刻，让我反而拿定了主意。
此后，我没再和王大夫提起过这事。我俩每天对面而坐，各自看着面前的病人，一天一天，转眼就过去了一年多。 直到那天我值夜班，事情却出现一个戏剧性的结尾。
那一晚，整夜都漓漓拉拉的有人来就诊，我一夜没怎么合眼。直到天亮了，才安静了下来。但此时我已经毫无睡意了，便到门诊部楼前去散步。
秋日的晨风已经带了一丝凉意，吹得院墙内那一排百年老榆，不少叶子都开始发黄了。窗下一棵棵丁香，花早已落尽，没了香气，茂密的绿叶也显现出暗旧的颜色。我拾起地上的一片叶子，端详着，心想，戴望舒笔下的丁香，应该不会是这个颜色吧？即便是在这个季节，南方温度高，叶子也会很鲜亮。 这样想着，见旭日已经升得很高了，霞光渐褪，天空呈现出一片湛蓝。 忽然，院门口过来一个妇女，怀里抱着个孩子，急匆匆走来。当时，门诊内科与儿科，夜间只留一个医生值班。我忙迎过去问：“看病吗？” “嗯，孩子发烧了。”
“跟我来吧。”我在前面走，她在后面跟着。到了诊室，我拿出体温计，正要给孩子放到腋窝处，猛然心里一震：这不是王大夫的外甥女儿吗？
果然是她。可能是风吹的，她的头发有些凌乱，额头上也粘着一绺短发。大概走得急了，此刻她面色潮红，呼吸也有几分急促。
“你值班？”她一边按住孩子的胳膊，夹紧体温计，一边轻声问了一句。
“我值班。”说着，拿起听诊器头，两手焐热，轻轻放到孩子的胸部。孩子还是大哭起来。“你抱起他，我再听听后背。”
她把孩子竖起来，脸贴在她的肩头，一手撩起后背上的衣服，一手托住孩子。我上下移动着听诊器，凝神细听。当我拿开听诊器的一刹，恰好四目相对，我慌忙移开了目光，彼此都显得有些尴尬。 “孩子多大了？”我问。 “刚过百天。”
我用压舌板压住孩子的舌头，看了一眼他的嗓子，然后伸手够过来桌子上的处方，放到自己面前，摆好，跟她说：
“你不用担心，这孩子只是有点感冒，现在体温三十七点六，也不算很高；咽部稍有充血，听肺部，气管里没有湿啰音，说明没有上呼吸道感染，也没有肺炎，只是肠鸣音很强——有腹泻吗？” “有。屙稀，㞎㞎像蛋花汤……”
孩子哭得厉害。她解开衣襟，把奶头塞进孩子嘴里，哭声才止住了。
我没再问什么，就开好了处方，然后告诉她：“给孩子吃点感冒药、消化药，再拿点退热药，以防万一。回去多给他喝点热水，注意保暖，如果体温不继续升高，就不必吃退热药。要是能出点汗，估计就会好些了。”拿起处方，我又说：“我帮你取药去吧，药局值班的可能还没起来……”
等我取出药，她已经抱着孩子，顺着走廊过来了。她接过药，只说了一句：“你回去吧。”就走出门去。 我送她到门口，站在雨搭下的台阶上，望着她的背影，忽然觉得，她不仅显得有些憔悴，甚至可以说在变老，与去年举着阳伞站在小雨中的那个她，简直判若两人。“生活，这么短时间，就让一个人变化这么大！”我很是感慨。 这时，她已经走出了大门，我忽然想：孩子有病，她的丈夫怎么不来呢？[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