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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旭旦,江蘇江陰人。

李旭旦
國籍 中國
職業 地理專家, 教授
知名作品



1934年畢業於中央大學地理系。

1939年獲英國劍橋大學理學碩士學位。

曾任中央大學教授、地理系主任。

建國後,歷任南京大學、南京師範學院、南京師範大學教授、地理系主任,中國地理學會第四屆常務理事、人文地理專業委員會首屆主任委員、世界地理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中國民主同盟盟員。專於人文地理學,提出用綜合方法劃分地理區域的觀點,

晚年大力提倡復興區域地理和人文地理研究。撰有論文《中國地理區域的劃分》。

目錄

基本信息

中文名稱 : 李旭旦

國籍 : 中國

民族: 漢族

出生地 : 江蘇江陰

畢業院校: 中央大學

代表作品 : 《人地學原理》

個人簡歷

1911年9月8日,出生於江蘇省江陰縣

1924—1930年,就讀江陰南菁中學,畢業時總分第一,被保送到南京中央大學。[1]

1930年—1934年,中央大學地理系學習,其間與任美鍔合譯《人地學原理》,由鐘山書店出版。

1934年—1939年,在中央大學任地理系助教,後考取中英庚款留英,就讀劍橋大學地理系研究生,畢業論文「江蘇省北部區劃地理」, 獲理學碩士學位。

1939年—1941年,經美返國,在重慶沙坪壩任中央大學地理系教授,開始擔任地理學報總幹事及總編輯。

1942年—1947年,兼任中央大學地理系主任。

1946—1947年,並任美國MarylandUnivercity訪問教授。

1948年—1950年,繼任抗戰後中央大學地理系主任。

1950年—1956年,科學院地理專業籌委會委員;譯《蘇聯地理》;擔任《地理知識》主編,

1952年8月,院系調整,任南京師範學院地理系主任。

1957年—1979年,被錯劃成右派,還以堅強的意志著述,

1963年寫作「分式號碼法的應用與評價,以蘇州東山鎮為例」,刊登在江蘇地理學會論文集;

1964年,譯Wagner《海陸的起源》商務印書館;着「現代地理學的幾個問題」《地理知識》,

1979年3期。到1979年右派錯案才得以糾正。

1979年6月—1985年7月8日,當選為江蘇省地理學會副理事長;中國地理學會常務理事。這期間著述頗豐,積極呼籲「人文地理學的復興」、「大力開展人地關係與人文地理學的研究」、「人文地理學的新生」,許多媒體都進行了採訪和報導,為復興人文地理學的發展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生平簡介

1911年,李先生出生於江蘇省江陰縣。年稍長,就讀於蘇南有名的「南菁中學」。清貧之家,供一個孩子上名牌中學,包含着父母的多少心血。這使他從小就養成了惜時如金,發奮學習的秉性。辛勤耕耘的汗水,使他在中學時代就成為一個出類拔萃的學生,各門功課都名列前茅。其中他最有興趣的課目是歷史和地理。那時,他確實深深陶醉於中華民族輝煌悠久的文化歷史之中。

世界上的事物是複雜的。對歷史的愛好,使他涉獵了各名家之思想。在他熟讀了梁啓超的《飲冰室文集》後,認為讀書不能忘救國。當時,十幾歲的他,年少志高,時常考慮自己所學的知識怎樣才能服務於民族與大眾!隨着對國事的日益了解,他逐漸看到了:這片有着燦爛歷史的河山,在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壓制下,生靈塗炭,民不聊生。他深深感受到:作為炎黃子孫,固然有着引以自豪的歷史,但更重要的是要深知祖國之大地,才能為國出力。

1930年以全校高考總分第一名被保送入南京中央大學後,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地理系,作為他為之攀登終生的高山。

1936年,李先生考取了公費留學生,進入英國劍橋大學地理系作研究生,

1939年以優異的成績學成回國。這時抗戰已爆發,中央大學遷至重慶沙坪壩。李先生回到母校擔任地理系教授,講授「英國地理」、「地理學思想史」、「人生地理學」等課程。國難當頭,教學條件及生活都異常艱苦,但當時學術氣氛卻非常濃厚,他十分高興地說:「我當時的學生現在有許多已青出於藍勝於藍了。」

李先生在那時的教學中,就非常注意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培養學生運用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每年暑期,他都帶領學生進行野外實習,四川省內許多地方都留下過他們的足跡。

1941年,李老參加了中華自然科學社的西北考察,並擔任了團長。他們艱辛跋涉,考察了白龍江中游地區。在此基礎上,李先生寫成了「白龍江中遊人生地理觀察」一文。文中指出,這個地區的農民,「但知闢地為田,不知植林牧草,以養其田。故以言白龍江流域之土地利用,過重農業,忽視林牧,實為一不平衡之發展……」,「植樹保土當為本區今後急需的農村建設工作」。

可見,40多年以前,李先生就已經明確地提出了合理利用自然資源、協調人地關係的寶貴意見。而且,在這篇文章中,還明確地提出:白龍江是我南北重要分界線——秦嶺淮河線的向西延伸,又是中國東部農業區與西部牧業區的分界。這一見解成為解放後制訂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和劃分地理界線的依據。

1946—1947年,李先生應聘到美國馬里蘭大學作訪問教授。在此期間,他認真研究了中國的地理區劃問題。在談到區劃問題時,李先生激動地說:「當時地理區劃已成為各國地理學者的重要課題。尤其是中國,由於國土遼闊,地理狀況複雜多樣,要進行科學的地理分區殊為不易,不少中外學者都爭相涉足於這個問題。我吸取了當時國外地理學中的先進方法,進行了獨立的、綜合的地理分區,把整個國土作為一個巨大的人地單元,既考慮諸如地貌、氣候、水文、土壤、植被等各種自然要素,又考慮人口、經濟、民族、文化等各種人文要素,在深入研究中國人地關係地域分異的基礎上,寫成了『中國地理區之劃分』一文,發表在《美國地理學家協會彙刊》上。」認為,李先生在這篇文章中所提出的具體區劃界線,至今仍不失它的學術價值。尤其是將自然與人文綜合起來劃分地理區這一思想,當時在中國實屬一項開創性的工作。

李旭旦先生於1947年底從美國回國後,仍在中央大學地理系任教授兼系主任。當時正值全國解放前夕,學生運動風起雲湧。李先生旗幟鮮明地支持進步學生的正義鬥爭。

1949年初,國民黨曾打算把中央大學遷去台灣。在全校師生員工積極的支持下,他反對遷校,擔任了「應變委員會」工作,保護學校免遭損失。他奔波勞碌,為中大平安地回到了人民的懷抱,做了大量的具體工作。

陽光終於驅散了烏雲,給祖國人民帶來了新生。李先生趁這大好時光爭分奪秒地工作,他編著了《蘇聯經濟地理》,翻譯了《蘇聯地理》等書。並同施雅風、吳傳鈞等先生一道,

1950年創辦了《地理知識》,並親任主編達7年之久。為了更好地培養新一代地理教育工作者,在院系調整中,他毅然辭去原任職務,主動要求由南京大學轉到南京師範學院創辦地理系,開闢新的育人園地。緬懷往事,李老謙遜地說:「我當時只是摸索着做了一些工作,不過是在為後人開闢的道路上鋪了一顆石子而已」。

科研工作

在李旭旦教授的履歷表上,最簡單的時期是從1958年到1979年,20多年的時光,只要用兩個字即可概括「右派」。 正直的學者,坦白的襟懷,出於對黨對人民深誠的愛,他的心上是容不下半粒沙子的。李先生和那一年代許多人一樣,在政治上遭到了不幸。他困惑,他委屈,但很快他就感到心地坦然了。

天地之廣闊,歷史之久遠,個人的一切榮辱得失何足道哉!重要的是應為祖國,為人民多做工作。於是,他把個人的不幸放在一邊,陶醉於地理教學和科研的王國,始終關注着國內外科學的新動向。

60年代初,外國提出了新的大地構造學說——新的大陸漂移理論。他敏銳地意識到:這一學說必將會給地理學帶來巨大的推動力。因此他立即翻譯了這一學說的主要代表作,魏格納《海陸的起源》,將這一新興理論及時引進國內。令人遺憾的是:在當時極左思潮之下,這一新學說並未受到重視,直到10多年以後,人們才真正認識到了它對於地理學的科學價值。

李旭旦教授說:「自1979年底我卸下背負了20年之久的沉重包袱之後,心情異常舒暢。

1980年初廣州召開的第四屆中國地理學會代表大會上,我提出了必須復興人文地理學。這一呼籲,猶如投石擊水,有人擔心,有人茫然,有人反對,然而更多的是贊同。因為在建國初期,在學習蘇聯地理學的過程中,對人文地理學就產生了偏見,認為它是『反動的學說』,是『偽科學』,因此以經濟地理學取代了人文地理學。從那以後,『人文地理』這一名詞竟成了地理科學中的禁區。現在要復興人文地理還得經過一番努力。」

一位年逾古稀的學者,為了人文地理學的復興,不顧多病的身體,多次應邀在國內外講學,出席各種會議。他奮筆疾書,在報刊上為人文地理學撰文呼籲。他翻譯了近100萬字的外文書刊,介紹國外地理學,尤其是人文地理學的新理論、新動向。

為了培養人文地理學的新生力量,他更是嘔心瀝血。每當他的文章在報刊上發表後,在志於人文地理學的青年們的求教信像雪片般飛來,只要身體許可,他大多要親自答覆,為了滿足高年級學生對人文地理學的求知慾,他拖着病體先後為他們作了10多次講座。

1982年,他還親自招收了兩名研究生。為了適應廣大青年學習鑽研人文地理學的需要,他不辭辛勞,為大百科全書主編了《人文地理學》分冊,並翻譯了詹姆斯的《地理學思想史》。

經過廣大地理工作者的數年艱苦努力,人文地理學終於迎來了它的新生。黨和政府充分肯定了人文地理在四化建設中的重要地位,決定在全國高校開設人文地理課程。並在六五計劃中把人文地理學列為加強發展的重要內容之一。

治學理念

幾年來, 許多有志於人文地理學的青年們紛紛向李先生寫信求教治學方法,李老常因身體不佳不能一一作答而深感遺憾。為了促進人文地理學的迅速發展,李老坦率地對說,他想藉此採訪機會,談談自己的治學體會。

他說:「我是一個書呆子。我認為,書是人類精神財富的寶庫。許多書是其作者幾十年探索自然、博覽群書、畢生心血凝結而成的。有的書甚至是人類社會幾百年知識的結晶,而通過閱讀,花幾天或幾個月的時間就能大致掌握它。地理學具有廣博性、綜合性的特點,它極端需要經常補充大量的信息。信息越多,新觀念、新思想的形成越有可能。縱觀古今中外,沒有任何一位學者能避開勤奮讀書這條道路登上科學之巔的。但是,僅僅在書桌上還出不了地理學家。 地理科學是以地理環境為研究對象的,它的一切知識都來源於對地理環境的探索。」說到這裡,李老深有感觸地回憶起一件往事。

1936年,當他進入英國劍橋大學地理系攻讀研究生時,導師問他是攻讀三年制的博士還是兩年制的碩士。經過嚴肅考慮,他選擇了後者。這樣,他利用省下的一年時間和三分之一的留學經費,孤單一人橫渡英吉利海峽,週遊德、法、瑞士、荷蘭等國,登上阿爾卑斯山之巔,後又橫渡大西洋,踏上美國國土,從東向西橫穿美國,最後橫渡太平洋回到祖國。這一環球旅行,使他觀察、了解了許多國家的自然環境、社會狀況、觀察到了沿途人地關係的地域分界,大大增加了世界地理的感性認識。

現在,許多青年,雖然能勤奮讀書,但不願走向野外去觀察、去實踐,實在是一種缺欠。因為地理學永遠是一門與生產實踐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科學。

最後,李老謙遜地說:「治學之道,人各有異。我只想強調一下前人已講過的八個字:『讀萬卷書,行萬里路。』」

主要著作

「人文地理學的理論基礎及其近今趨向」,《南京師院學報》(自然科學版)1982年,第2期。

「什麼要學習地理和怎樣自學地理」《地理知識》,1982年,第3期。

「美區域地理學的新動向」(附作者給日本廣島大學石田寬教授的信件譯文),《中國地方史志》,1982年,第1期。

「大力開展人地關係與人文地理學的研究」,《地理學報》,1982年,37卷4期。

《地理學思想史》,(美)普雷斯頓·詹姆斯著.李旭旦譯,商務印書館,1982年7月第1版。

「江蘇省農村聚落的整治問題」,李旭旦、金其銘,《經濟地理》,1983年第2期。

「如何進一步開展人文地理學的研究」,《南京師大學報》(人文地理文集),1984年。

「世界各國人文地理學流派」,《南京師大學報》(自然科學版、地理專輯),1985年第1期。

《人文地理學概說》,李旭旦主編,科學出版社,1985年。

《人文地理學論叢》,李旭旦主編,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2月。


參考資料

  1. 李旭旦,南京師範大學 [引用日期2013-0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