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开沟遗址
朱开沟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陶亥镇朱开沟村三社沟掌处，占地面积4000平方米 。
朱开沟遗址东西长2000米，南北宽1000米，文化层厚1.5-3.5米，分7个地区，其中6个地区为中原龙山至早商时期的遗存，分为龙山晚期、夏代（早、中、晚）时期、早商时期共5段3个时期。朱开沟遗址丰富，填补了鄂尔多斯地区夏商阶段考古学文化的空白。
2006年5月25日，朱开沟遗址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
目录
历史沿革
龙山文化时期，朱开沟遗址境域已有人居住生活。
1974年，朱开沟遗址被发现。
1977年-1984年，考古工作者对朱开沟遗址先后进行了4次发掘，发掘面积约4000平方米，特别是在1983年的发掘过程中，在遗址晚期的墓葬中，发现了时代最早的鄂尔多斯青铜短剑、青铜刀及随身佩戴的青铜装饰品等。
研究价值
朱开沟遗址丰富的资料，反映了内蒙古中南部夏商文化时期的特征，填补了鄂尔多斯地区夏商阶段考古学文化的空白，破译了鄂尔多斯古代历史。
遗址特点
朱开沟遗址，占地面积4000平方米，东西长2000米，南北宽1000米，沟谷纵横，把朱开沟沟掌自然切割成若干地块。在每一地块之中，凡适合于人类居住的地方，均有古代文化遗存分布，文化层厚1.5-3.5米，遗址分7个地区，其中6个地区为相当中原龙山至早商时期的遗存，朱开沟遗址6区遗存，位于朱开沟遗址1至5区西南约1000米朱开沟水西岸山梁上。
该山梁呈南北走向，距朱开沟河床高约200余米。遗址东西两侧为深沟，由于长年水土流失，两侧断崖塌陷，在南北长200米，东西宽150米的三角地带，遗迹或遗物多暴露地表。根据地层和器物的关系，可分为一脉相承的为5段3个时期，即第1段为相当龙山晚期，第2至4段相当夏代（早、中、晚）时期，第5段为相当早商时期。
第1段，相当中原龙山文化时期，多为圆角方形，地铺白灰面。
第2段，相当中夏代早期，虽然圆形较多，但圆角方形或圆角长方形仍是这一阶段的主要形式，地铺白灰面的数量明显减少，以铺黄黏土硬地面为主。
第3段，相当中原夏代中期以后，均以长方形为主，地面一律铺黄粘土硬面。
保护措施
2006年5月25日，朱开沟遗址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8年，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展开全市文物安全专项整治联合行动。
文物遗存
1977年-1984年，考古工作者对遗址先后进行了4次发掘，发掘面积约4000平方米，共发现居住房址87座、灰坑207个、墓葬329座、瓮棺葬19座，出土可复原陶器500余件，石器、骨器和铜器约800余件。
朱开沟遗址出土以陶器为主，三足器发达，有各种类型的鬲、斝、飌、盉和三足瓮，特别是各种类型的花边鬲、蛇纹饰鬲、方格纹单把鬲、敛口飌和三足瓮、带纽罐和陶壶等，发展系列清楚，是具有地方特征的器物，构成朱开沟遗址与其他地区同时期遗存不同的文化特征。朱开沟的石器，最有代表性的是石斧和石刀。石斧变化不大，第1、2段都是横断面为方形或长方形，第3段以后，横断面则为椭圆形。石刀在各段时间变化较大，从第1段开始以两侧带缺口石刀为主，之后又出现长方形穿孔石刀，再后又出现两面刃的长方形穿孔石刀，经发展又出现梯形石刀，到第5段时，则以倒梯形厚背弯身石刀为主，总之，各段时间均不一样。
在朱开沟遗址的相当中原夏代较早时期的地层中，出土了青铜器，有耳环、臂钏、指环以及针、锥等，在同时期的墓葬中也出土有铜指环。在相当早商时期的墓葬中，随葬的青铜器就更多了，出土的青铜器中有兵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以及装饰品等，如戈、短剑、刀、镞、鍪、圆牌饰和鼎、爵等，但鼎和爵的制作比较粗糙。朱开沟遗址出土的青铜鼎、爵和戈与中原商代的青铜鼎、爵、戈相似，但是朱开沟遗址中伴出的青铜短剑、铜刀、铜牌饰等却与中原商代的剑、刀有明显的差别，而与内蒙古东南部夏家店上层文化等中国北方地区的青铜短剑、铜刀、铜牌饰等相似，具有明显的地域特点。这些具有地域特点的青铜短剑、铜刀、铜牌饰，也就是被称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文物 。
朱开沟遗址的墓葬，除用日常生活器皿三足瓮、大袋足鬲等埋葬未成年孩子的瓮棺葬外，在相当夏代较早的地层中还出现男女合葬墓，男子仰身直肢，女子侧身屈肢面向男子；从相当夏代稍晚一点的地层中，在墓葬中就出现了男女多人合葬墓，男性在中间，两侧2层台上各有一个侧身屈肢面向男性的少女，有的少女埋在男性脚下，这些男女合葬和男女多人合葬墓，反映了死者的社会地位差别，埋在男性墓主人脚下或左右两侧的屈肢侧身少女，可能是男性墓主人的家奴、妻妾等，她们是为墓主人殉葬的。墓中还殉有猪、羊等动物的下颚骨，殉牲数目不等，少者1对，多者10余对。
历史文化
文化分布
朱开沟遗址被称之为朱开沟文化，朱开沟文化的分布地域是以鄂尔多斯地区为中心的内蒙古中南部地区为主，向南大体分布至吕梁山至晋中以北和陕北地区，向北到阴山山脉脚下，东界可能在张家口地区左近，往西可至贺兰山东麓。朱开沟文化的集中分布地区虽然不算广阔，但向四周地区的渗透力强。至商代晚期，活跃在整个中国北方长城沿线地带的，便是由以该文化的主体因素构成的众多文化集团。
生活文化
朱开沟遗址古居民的体质特征属单一的蒙古人种，与东亚（远东）蒙古人种最接近，同时扁平的面部等特征也含有某些北亚蒙古人种的因素。朱开沟人的祖先，一直从事的是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经济，这从朱开沟遗址发现的生产工具中，以石斧、石刀、石镰、石铲、骨铲、石磨盘、石磨棒等适宜于农业生产和农作物加工的工具数量最多，以及制作精美的鹿角锄等中耕农具可以得到直接的验证。据遗址中发现的粮食作物碳化物的检测可知，当时北方地区农作物的种类主要是粟、黍、稷等。
在朱开沟遗址的发掘工作中，考古工作者提取到了大量的动物骨骼，经鉴定，这些动物以家畜为主，约占动物总数的85%，种类主要有猪、羊、牛。由此可见，朱开沟人的家畜饲养在当时社会仅次于农业的另一大类社会产业部门——养殖、狩猎业中，已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 当时朱开沟人狩猎的武器主要是弓箭，在发现的箭头中有两件有明显的烧灼痕，有可能就是射入猎物体内的箭头，在烧烤兽肉时留下的痕迹。当时狩猎的主要对象是马鹿、双峰驼、狍、青羊等食草动物及鸟类，偶尔也能猎获到一些凶猛的野兽，如豹子、熊等。
文化发展
朱开沟遗址古居民农业生产的高度发展，促进了制陶、制骨、家畜养殖、酿酒、青铜制造等行业的兴起和发展，不仅丰富和提高了人们物质消费的项目和水平，同时也激发了人们的商品意识，加速了社会的物质交换、商品交换等，朱开沟遗址发现的海贝等，就应该是这一社会现实的反映。而所有这些又反过来促进了社会生产力整体发展，变革了人们的意识观念，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朱开沟文化的制陶业是社会经济中一个重要的部门，陶器数量众多、种类齐全，炊、饮、食、盛贮等器类应有尽有，陶器的形制复杂，制作工艺高超。 朱开沟人正在逐步走出传统的一家一户、自产自给的陶器制作的范畴，已经存在着部分专门制作陶器的工匠（作坊）。而朱开沟遗址不仅发现数量众多的盉、长颈壶、四足方杯、三角杯、小圆杯等酒具，而且从这些酒器已成为墓葬随葬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来看，饮酒已成为朱开沟人日常消费活动中的一项不可缺少的内容。[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