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開溝遺址
朱開溝遺址，位於內蒙古自治區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陶亥鎮朱開溝村三社溝掌處，占地面積4000平方米 。
朱開溝遺址東西長2000米，南北寬1000米，文化層厚1.5-3.5米，分7個地區，其中6個地區為中原龍山至早商時期的遺存，分為龍山晚期、夏代（早、中、晚）時期、早商時期共5段3個時期。朱開溝遺址豐富，填補了鄂爾多斯地區夏商階段考古學文化的空白。
2006年5月25日，朱開溝遺址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布為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
目錄
歷史沿革
龍山文化時期，朱開溝遺址境域已有人居住生活。
1974年，朱開溝遺址被發現。
1977年-1984年，考古工作者對朱開溝遺址先後進行了4次發掘，發掘面積約4000平方米，特別是在1983年的發掘過程中，在遺址晚期的墓葬中，發現了時代最早的鄂爾多斯青銅短劍、青銅刀及隨身佩戴的青銅裝飾品等。
研究價值
朱開溝遺址豐富的資料，反映了內蒙古中南部夏商文化時期的特徵，填補了鄂爾多斯地區夏商階段考古學文化的空白，破譯了鄂爾多斯古代歷史。
遺址特點
朱開溝遺址，占地面積4000平方米，東西長2000米，南北寬1000米，溝谷縱橫，把朱開溝溝掌自然切割成若干地塊。在每一地塊之中，凡適合於人類居住的地方，均有古代文化遺存分布，文化層厚1.5-3.5米，遺址分7個地區，其中6個地區為相當中原龍山至早商時期的遺存，朱開溝遺址6區遺存，位於朱開溝遺址1至5區西南約1000米朱開溝水西岸山樑上。
該山樑呈南北走向，距朱開溝河床高約200餘米。遺址東西兩側為深溝，由於長年水土流失，兩側斷崖塌陷，在南北長200米，東西寬150米的三角地帶，遺蹟或遺物多暴露地表。根據地層和器物的關係，可分為一脈相承的為5段3個時期，即第1段為相當龍山晚期，第2至4段相當夏代（早、中、晚）時期，第5段為相當早商時期。
第1段，相當中原龍山文化時期，多為圓角方形，地鋪白灰面。
第2段，相當中夏代早期，雖然圓形較多，但圓角方形或圓角長方形仍是這一階段的主要形式，地鋪白灰面的數量明顯減少，以鋪黃黏土硬地面為主。
第3段，相當中原夏代中期以後，均以長方形為主，地面一律鋪黃粘土硬面。
保護措施
2006年5月25日，朱開溝遺址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布為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2018年，鄂爾多斯市人民政府辦公廳展開全市文物安全專項整治聯合行動。
文物遺存
1977年-1984年，考古工作者對遺址先後進行了4次發掘，發掘面積約4000平方米，共發現居住房址87座、灰坑207個、墓葬329座、瓮棺葬19座，出土可復原陶器500餘件，石器、骨器和銅器約800餘件。
朱開溝遺址出土以陶器為主，三足器發達，有各種類型的鬲、斝、飌、盉和三足瓮，特別是各種類型的花邊鬲、蛇紋飾鬲、方格紋單把鬲、斂口飌和三足瓮、帶紐罐和陶壺等，發展系列清楚，是具有地方特徵的器物，構成朱開溝遺址與其他地區同時期遺存不同的文化特徵。朱開溝的石器，最有代表性的是石斧和石刀。石斧變化不大，第1、2段都是橫斷面為方形或長方形，第3段以後，橫斷面則為橢圓形。石刀在各段時間變化較大，從第1段開始以兩側帶缺口石刀為主，之後又出現長方形穿孔石刀，再後又出現兩面刃的長方形穿孔石刀，經發展又出現梯形石刀，到第5段時，則以倒梯形厚背彎身石刀為主，總之，各段時間均不一樣。
在朱開溝遺址的相當中原夏代較早時期的地層中，出土了青銅器，有耳環、臂釧、指環以及針、錐等，在同時期的墓葬中也出土有銅指環。在相當早商時期的墓葬中，隨葬的青銅器就更多了，出土的青銅器中有兵器、生產工具、生活用具以及裝飾品等，如戈、短劍、刀、鏃、鍪、圓牌飾和鼎、爵等，但鼎和爵的製作比較粗糙。朱開溝遺址出土的青銅鼎、爵和戈與中原商代的青銅鼎、爵、戈相似，但是朱開溝遺址中伴出的青銅短劍、銅刀、銅牌飾等卻與中原商代的劍、刀有明顯的差別，而與內蒙古東南部夏家店上層文化等中國北方地區的青銅短劍、銅刀、銅牌飾等相似，具有明顯的地域特點。這些具有地域特點的青銅短劍、銅刀、銅牌飾，也就是被稱為「鄂爾多斯式青銅器」的文物 。
朱開溝遺址的墓葬，除用日常生活器皿三足瓮、大袋足鬲等埋葬未成年孩子的瓮棺葬外，在相當夏代較早的地層中還出現男女合葬墓，男子仰身直肢，女子側身屈肢面向男子；從相當夏代稍晚一點的地層中，在墓葬中就出現了男女多人合葬墓，男性在中間，兩側2層台上各有一個側身屈肢面向男性的少女，有的少女埋在男性腳下，這些男女合葬和男女多人合葬墓，反映了死者的社會地位差別，埋在男性墓主人腳下或左右兩側的屈肢側身少女，可能是男性墓主人的家奴、妻妾等，她們是為墓主人殉葬的。墓中還殉有豬、羊等動物的下顎骨，殉牲數目不等，少者1對，多者10餘對。
歷史文化
文化分布
朱開溝遺址被稱之為朱開溝文化，朱開溝文化的分布地域是以鄂爾多斯地區為中心的內蒙古中南部地區為主，向南大體分布至呂梁山至晉中以北和陝北地區，向北到陰山山脈腳下，東界可能在張家口地區左近，往西可至賀蘭山東麓。朱開溝文化的集中分布地區雖然不算廣闊，但向四周地區的滲透力強。至商代晚期，活躍在整個中國北方長城沿線地帶的，便是由以該文化的主體因素構成的眾多文化集團。
生活文化
朱開溝遺址古居民的體質特徵屬單一的蒙古人種，與東亞（遠東）蒙古人種最接近，同時扁平的面部等特徵也含有某些北亞蒙古人種的因素。朱開溝人的祖先，一直從事的是以農業為主的社會經濟，這從朱開溝遺址發現的生產工具中，以石斧、石刀、石鐮、石鏟、骨鏟、石磨盤、石磨棒等適宜於農業生產和農作物加工的工具數量最多，以及製作精美的鹿角鋤等中耕農具可以得到直接的驗證。據遺址中發現的糧食作物碳化物的檢測可知，當時北方地區農作物的種類主要是粟、黍、稷等。
在朱開溝遺址的發掘工作中，考古工作者提取到了大量的動物骨骼，經鑑定，這些動物以家畜為主，約占動物總數的85%，種類主要有豬、羊、牛。由此可見，朱開溝人的家畜飼養在當時社會僅次於農業的另一大類社會產業部門——養殖、狩獵業中，已占據絕對的主導地位。 當時朱開溝人狩獵的武器主要是弓箭，在發現的箭頭中有兩件有明顯的燒灼痕，有可能就是射入獵物體內的箭頭，在燒烤獸肉時留下的痕跡。當時狩獵的主要對象是馬鹿、雙峰駝、狍、青羊等食草動物及鳥類，偶爾也能獵獲到一些兇猛的野獸，如豹子、熊等。
文化發展
朱開溝遺址古居民農業生產的高度發展，促進了制陶、制骨、家畜養殖、釀酒、青銅製造等行業的興起和發展，不僅豐富和提高了人們物質消費的項目和水平，同時也激發了人們的商品意識，加速了社會的物質交換、商品交換等，朱開溝遺址發現的海貝等，就應該是這一社會現實的反映。而所有這些又反過來促進了社會生產力整體發展，變革了人們的意識觀念，推動了社會的發展。
朱開溝文化的制陶業是社會經濟中一個重要的部門，陶器數量眾多、種類齊全，炊、飲、食、盛貯等器類應有盡有，陶器的形制複雜，製作工藝高超。 朱開溝人正在逐步走出傳統的一家一戶、自產自給的陶器製作的範疇，已經存在着部分專門製作陶器的工匠（作坊）。而朱開溝遺址不僅發現數量眾多的盉、長頸壺、四足方杯、三角杯、小圓杯等酒具，而且從這些酒器已成為墓葬隨葬品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來看，飲酒已成為朱開溝人日常消費活動中的一項不可缺少的內容。[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