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美堂記 歐陽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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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美堂記這篇文章讚揚有美堂占盡地理之勝，奇偉秀絕，既處於四方之聚，百貨交流，物產豐富，人煙稠密的都會，又能盡攬山水的美景，二者得兼；並從金陵與杭州的比較中突出杭州，進而盛讚錢王功績。
目錄
原文
歐陽修〔宋代〕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於杭。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為杭人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志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為之言曰：
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閒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跨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沖、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為樂，不得而兼也。
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岳、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為東南奇偉秀絕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眾，為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竊於亂世。及聖宋受命，海內為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頹垣廢址，荒煙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為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始時，知尊中國，效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俗習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於江濤浩渺、煙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
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四方游士為之賓客。故喜占形勝，治亭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 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
四年八月丁亥，廬陵歐陽修記。
譯文
宋仁宗嘉祐二年，龍圖閣的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清慎先生到錢塘（杭州）去任職。那時由於皇上很愛惜這位人材，在臨行的時候寫了一首詩贈送給他。梅清慎先生到了杭州以後，在吳山上蓋了一座有美堂，並把皇上贈詩的前兩句中的「有美堂」三個字作為堂名，做了一塊匾，設法給錢塘的市民帶來榮耀。梅先生非常喜歡這個「有美堂」，雖然現在已經調離錢塘，但是還是不能忘懷這「有美堂」，今年從金陵（南京）派人來到京城，叫我給有美堂寫一篇序文。派來的人前五、六次都被我推辭了，但梅先生還不怕失敗，又派人來求我寫序，所以我就寫了下面這段文字：
天底下山水的秀美與人們能從中得到的快樂是往往是不能兩全的。要能看到登高俯瞰山水的秀美，往往要走到偏僻的鄉下，寂寞無聞的村莊裡去，要看到相貌好的人物和豐富的物產，有的富人富到擁有連整個城的財富，那光用我們兩隻腳走去尋找是找不到的，只有到車水馬龍的路口，商賈雲集的碼頭去找。前一個是使我們看了風景而忘記了自身，而後一個是想到事物的繁盛也忘記自身。這兩個的追求是不一樣的，人們從中所得到的快樂也是不一樣的，這二個東西是很難都難能要到的啊。 現時我們所說的「羅浮」、「天台」、「衡山」、「洞庭湖」，還有「三峽」的險要，這些地方是我國東南部最秀麗的風景，但這些地方都是在小的縣城、小的州治、偏僻少聞的鄉下。這些風景是給隱士、放逐之人享受的。如果既要是在交通方便，物產豐富，人口眾多的集市，又要有山水秀美的地方，它能給於有錢的人的以娛樂，我看只有「金陵」、「錢塘」這兩個城市了。這二個城市由於倖免於戰亂，保存得比較好。宋朝皇帝受於天命，統一了中國，由於金陵歸宋較遲，現在江山雖在，但舊的城牆廟宇被毀壞而埋於荒草的很多，到過金陵的人幾乎沒有不為看到這些景象而感淒涼與躊躇的。這麼說，中國只有一個錢塘自五代以來聞名于海內了。究其原因，是因為當地前朝的地方官順及形勢，向大宋請命，不動戰爭。現在這個地方的老百姓富裕安好，幸福快樂。在這個地方的老百姓又多熟悉工藝技巧，城市中的屋宇非常漂亮。這樣的房屋約有十萬多座，整個城市掩映在西湖和山林之中，非常好看。在大江的碼頭上雲集有福建來的艘艘商船，這些商船極其忙碌地進進出出於錢塘江遼擴浩渺的煙波里。 到這個地方來的人，大多是朝庭的公卿大臣，也有是皇上的待從，還有各地的喜歡旅遊的人和外地來的客人。大家都要尋找個好的地方，築起了他們亭台和水榭。朋友們一邊相會，一邊遊覽，一邊享受山水的快樂。在錢塘的其他地方看風景往往是有得有失，只有這有美堂上看風景，登高望遠，既可以看到山水之美，又可以看到人居物產之盛，也就是說一聳目而盡得之啊！ 人們說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這個堂卻又兼有錢塘之美，這就是為什麼梅清慎先生非常喜歡這個「有美堂」而永遠忘能忘懷的原因啊！ 梅清慎先生，是個愛好學習的君子，我們看他的愛好，就可以知道他的人品了。
嘉祐四年八月丁亥日，廬陵人歐陽修寫。
賞析
此文是一篇很「純」的應景之作，表面上是談有美堂，重點實在闡明作者自己的人生觀，文中宏論非常值得後人思考、借鑑。
文章肯定杭州城和南京城均屬於「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眾，為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同時通過比較，指出由於戰爭的破壞，南京衰落了，杭州城成為東南獨秀的一枝。但是，「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奇偉秀絕的山水美景，乃皆在乎寬閒之野、寂寞之鄉。這些地方條件惡劣，交通閉塞，士林中人輕易難得到此。能來的，除了不求聞達的幽潛之士，可能就是「窮愁放逐之臣」了。歐陽修本人身在宦海，其重點所指當在 「窮愁放逐之臣」。看來只有在人生不得意時才有機會親近天下至美之景。然而此時景雖美，人不樂。窮愁放逐，雖有美景在前，又能如何？所謂「樂」是暫時的，窮愁才是長期的。此景正如此人，同是投閒置散，「同是天涯淪落人」，說是樂，那也是自我解嘲。
不過，人生有兩面，換個角度看，被放逐到寬閒寂寞之地，成為寬閒寂寞之人，還真是一樂。投置閒散，無案牘之勞形，此寬閒也，若在京城位高權重日理萬機，何來此寬閒？寂寞者，少人門前奔競也。此時雖然寂寞，卻也少了交接貴盛、與俗人為伍的煩惱。是以寬閒亦一樂，寂寞亦一樂。
面對山川美景，也未必一定要作天涯淪落之慨。修養深厚者，不妨將山水引為知音。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彼人寂寞，山水亦寂寞。同一寂寞，同一內蘊大美，和閒山剩水惺惺相惜，豈非他鄉遇故知？在都市與人不相得，到邊地與山川與天地相得，不亦快哉。若別有寂寞寬閒之人，能識得我心，可引為知音，則益不寂寞。又寂寞乃獨享，寬閒生智慧。身居都會、官場得意的那些往日同僚，他們寧有機會欣賞眼前造化之勝景？彼天地寬閒，視野開闊，則人之胸襟亦可隨之開闊。人生境界有提升，智慧有啟發，此又一樂也。
《有美堂記》妙處有三：一是構思巧妙，虛景成文；二是賓主相形，巧作襯墊；三是曲折圓潤，議論層折。
一、構思巧妙，虛景成文。
歐陽修在給好友梅堯臣的信中曾敘述過此事：「梅公儀來，要杭州一亭記。述遊覽景物，非要務，閒辭長說，已是難工，兼以目所不見，勉強而成，幸未寄去，試為看過，有甚俗惡，幸不形跡也。」我們現在於《居士集》《外集》中都看不到所說的這一篇亭記，可見作者已經刪去了這篇「甚俗惡」的文章。從書簡文字可以看出，歐陽修創作態度的嚴謹，即使是隨俗應酬之作，也反覆看過，詳加審視。正是這種態度，使他的文章不斷推陳出新，翻新出奇。
此文汰去「目所不見」的勉強寫景，化實為虛，突破其他樓亭記文的框框，抓住有美堂兼有「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這一特點，巧用襯托，縱筆寫來，遠及羅浮、衡岳，中涉洞庭、三峽，近至天台、金陵，而緊緊圍繞正意，體現了散文「形散神凝」的特點，實在非大手筆難以駕馭。
二、相形之法，曲盡襯墊。
文章層層襯托，段段相形。第一層說山水登臨至美與都邑繁盛之樂，多不可得兼，用羅浮諸山、洞庭三峽皆處僻陋之邦襯之；第二層說金陵、錢塘能兼其美，而金陵殘破，錢塘富完，以梅摯目下所居的金陵為錢塘自然作陪；第三層說當時士大夫不能兼取其勝，而梅公則盡兼其美，用杭州眾多的亭榭為有美堂作襯。孫琮《山曉閣唐宋八大家選·歐陽廬陵》卷三云：「看他一篇文字，欲出一段正意，先作一段相形，相形得起，方出落得透，可謂絕妙章法。」全文巧作襯托，層層脫缷，文筆曲折而又一氣呵成，可謂神完氣足，真正體現了歐陽修的大家風範。
三、議論層折，自然圓潤。
文章用三層對比，但正如唐順之（荊川）所說，如累九層之台，一層高一層，真是奇絕。文章先述作記之由，次說美樂難兼，三說佳美山水必處僻陋，四說二邦兼山水與繁盛，五說金陵為逆荒廢，六說錢塘富完安樂，七說臨是邦者多占形勝治亭榭，八說有美堂盡得山水人物、邑居之美勝，九頌梅公其人。層層累疊，段段相襯，紆徐婉轉，主意凸出。
再如錢塘兼美一段，先述富完安樂的歷史原因，次道工巧華麗的習俗，再陪以湖山之勝，又宕開一筆，以江濤海煙相烘托，極寫閩商海賈之盛，層次清晰，既與金陵對比，凸顯御賜詩「地有吳山美，東南第一州」的特殊地位，又引出下文眾多亭榭來作為有美堂的襯墊物。
從此篇文章看，要做到層次繁複，曲折跌宕，而又流轉自然，無層累之跡，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幾個虛詞的妙用，恐怕是最為得力的。文中「惟」「獨」「而」「然」「夫」「蓋」等虛詞曲折盡意，妙顯襯墊，使層次更加清晰，而結構更為有機。
創作背景
這篇文章作於嘉祐四年（1059年）秋天。有美堂舊址在杭州吳山東麓的山巔上，現在位於吳山茗香樓處。嘉祐二年（1057年），梅摯（梅清慎）出任杭州的知縣，宋仁宗親自為他作詩《賜梅摯知杭州》餞行，詩中有「地有吳山美，東南第一州」這句。梅清慎到達杭州，為表達對天子賜詩的感激，在吳山頂上建造了覽勝賞景的「有美堂」。在這座堂的樓上，面向東南，浩瀚的錢塘江就在眼前，還可以看見穿行的舟楫；面向西北，杭州城的萬家燈火盡收眼底。梅清慎隨後又被調任金陵，但是他仍不忘有美堂，多次上書請求讓歐陽修為此樓撰文，以表達所受的恩寵。歐陽修答應了梅清慎的請求，為其作了《有美堂記》。
簡析
這篇文章讚揚有美堂占盡地理之勝，奇偉秀絕，既處於四方之聚，百貨交流，物產豐富，人煙稠密的都會，又能盡攬山水的美景，二者得兼；並從金陵與杭州的比較中突出杭州，進而盛讚錢王功績。全文特色有三：一是構思巧妙，虛景成文；二是賓主相形，巧作襯墊；三是曲折圓潤，議論層折，表面上是談有美堂，重點實在闡明作者自己的人生觀，文中宏論非常值得思考和借鑑。
歐陽修
歐陽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號醉翁，晚號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廬陵永豐（今江西省吉安市永豐縣）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於綿州（今四川省綿陽市），北宋政治家、文學家。歐陽修於宋仁宗天聖八年（1030年）以進士及第，歷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學士、樞密副使、參知政事。死後累贈太師、楚國公，諡號「文忠」，故世稱歐陽文忠公。歐陽修是在宋代文學史上最早開創一代文風的文壇領袖，與韓愈、柳宗元、蘇軾、蘇洵、蘇轍、王安石、曾鞏合稱「唐宋八大家」，並與韓愈、柳宗元、蘇軾被後人合稱「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領導了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繼承並發展了韓愈的古文理論。其散文創作的高度成就與其正確的古文理論相輔相成，從而開創了一代文風。歐陽修在變革文風的同時，也對詩風、詞風進行了革新。在史學方面，也有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書》，並獨撰《新五代史》。有《歐陽文忠公集》傳世。[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