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美堂记 欧阳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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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美堂记这篇文章赞扬有美堂占尽地理之胜，奇伟秀绝，既处于四方之聚，百货交流，物产丰富，人烟稠密的都会，又能尽揽山水的美景，二者得兼；并从金陵与杭州的比较中突出杭州，进而盛赞钱王功绩。
目录
原文
欧阳修〔宋代〕
嘉祐二年，龙图阁直学士，尚书吏部郎中梅公，出守于杭。于其行也，天子宠之以诗。于是始作有美之堂。盖取赐诗之首章而名之，以为杭人之荣。然公之甚爱斯堂也，虽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师，命予志之。其请至六七而不倦，予乃为之言曰：
夫举天下之至美与其乐，有不得兼焉者多矣。故穷山水登临之美者，必之乎宽闲之野、寂寞之乡，而后得焉。览人物之盛丽，跨都邑之雄富者，必据乎四达之冲、舟车之会，而后足焉。盖彼放心于物外，而此娱意于繁华，二者各有适焉。然其为乐，不得而兼也。
今夫所谓罗浮、天台、衡岳、洞庭之广，三峡之险，号为东南奇伟秀绝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潜之士，穷愁放逐之臣之所乐也。若四方之所聚，百货之所交，物盛人众，为一都会，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资富贵之娱者，惟金陵、钱塘。然二邦皆僭窃于乱世。及圣宋受命，海内为一。金陵以后服见诛，今其江山虽在，而颓垣废址，荒烟野草，过而览者，莫不为之踌躇而凄怆。独钱塘，自五代始时，知尊中国，效臣顺及其亡也。顿首请命，不烦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乐。又其俗习工巧。邑屋华丽，盖十馀万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而闽商海贾，风帆浪舶，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可谓盛矣。
而临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从，四方游士为之宾客。故喜占形胜，治亭榭。相与极游览之娱。然其于所取，有得于此者，必有遗于彼。独所谓有美堂者，山水登临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尽得之。盖钱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尽得钱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爱而难忘也。 梅公清慎，好学君子也。视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
四年八月丁亥，庐陵欧阳修记。
译文
宋仁宗嘉祐二年，龙图阁的直学士，尚书吏部郎中梅清慎先生到钱塘（杭州）去任职。那时由于皇上很爱惜这位人材，在临行的时候写了一首诗赠送给他。梅清慎先生到了杭州以后，在吴山上盖了一座有美堂，并把皇上赠诗的前两句中的“有美堂”三个字作为堂名，做了一块匾，设法给钱塘的市民带来荣耀。梅先生非常喜欢这个“有美堂”，虽然现在已经调离钱塘，但是还是不能忘怀这“有美堂”，今年从金陵（南京）派人来到京城，叫我给有美堂写一篇序文。派来的人前五、六次都被我推辞了，但梅先生还不怕失败，又派人来求我写序，所以我就写了下面这段文字：
天底下山水的秀美与人们能从中得到的快乐是往往是不能两全的。要能看到登高俯瞰山水的秀美，往往要走到偏僻的乡下，寂寞无闻的村庄里去，要看到相貌好的人物和丰富的物产，有的富人富到拥有连整个城的财富，那光用我们两只脚走去寻找是找不到的，只有到车水马龙的路口，商贾云集的码头去找。前一个是使我们看了风景而忘记了自身，而后一个是想到事物的繁盛也忘记自身。这两个的追求是不一样的，人们从中所得到的快乐也是不一样的，这二个东西是很难都难能要到的啊。 现时我们所说的“罗浮”、“天台”、“衡山”、“洞庭湖”，还有“三峡”的险要，这些地方是我国东南部最秀丽的风景，但这些地方都是在小的县城、小的州治、偏僻少闻的乡下。这些风景是给隐士、放逐之人享受的。如果既要是在交通方便，物产丰富，人口众多的集市，又要有山水秀美的地方，它能给于有钱的人的以娱乐，我看只有“金陵”、“钱塘”这两个城市了。这二个城市由于幸免于战乱，保存得比较好。宋朝皇帝受于天命，统一了中国，由于金陵归宋较迟，现在江山虽在，但旧的城墙庙宇被毁坏而埋于荒草的很多，到过金陵的人几乎没有不为看到这些景象而感凄凉与踌躇的。这么说，中国只有一个钱塘自五代以来闻名于海内了。究其原因，是因为当地前朝的地方官顺及形势，向大宋请命，不动战争。现在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富裕安好，幸福快乐。在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又多熟悉工艺技巧，城市中的屋宇非常漂亮。这样的房屋约有十万多座，整个城市掩映在西湖和山林之中，非常好看。在大江的码头上云集有福建来的艘艘商船，这些商船极其忙碌地进进出出于钱塘江辽扩浩渺的烟波里。 到这个地方来的人，大多是朝庭的公卿大臣，也有是皇上的待从，还有各地的喜欢旅游的人和外地来的客人。大家都要寻找个好的地方，筑起了他们亭台和水榭。朋友们一边相会，一边游览，一边享受山水的快乐。在钱塘的其他地方看风景往往是有得有失，只有这有美堂上看风景，登高望远，既可以看到山水之美，又可以看到人居物产之盛，也就是说一耸目而尽得之啊！ 人们说钱塘兼有天下之美，而这个堂却又兼有钱塘之美，这就是为什么梅清慎先生非常喜欢这个“有美堂”而永远忘能忘怀的原因啊！ 梅清慎先生，是个爱好学习的君子，我们看他的爱好，就可以知道他的人品了。
嘉祐四年八月丁亥日，庐陵人欧阳修写。
赏析
此文是一篇很“纯”的应景之作，表面上是谈有美堂，重点实在阐明作者自己的人生观，文中宏论非常值得后人思考、借鉴。
文章肯定杭州城和南京城均属于“四方之所聚，百货之所交，物盛人众，为一都会，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资富贵之娱者”，同时通过比较，指出由于战争的破坏，南京衰落了，杭州城成为东南独秀的一枝。但是，“此幽潜之士、穷愁放逐之臣之所乐也”！奇伟秀绝的山水美景，乃皆在乎宽闲之野、寂寞之乡。这些地方条件恶劣，交通闭塞，士林中人轻易难得到此。能来的，除了不求闻达的幽潜之士，可能就是“穷愁放逐之臣”了。欧阳修本人身在宦海，其重点所指当在 “穷愁放逐之臣”。看来只有在人生不得意时才有机会亲近天下至美之景。然而此时景虽美，人不乐。穷愁放逐，虽有美景在前，又能如何？所谓“乐”是暂时的，穷愁才是长期的。此景正如此人，同是投闲置散，“同是天涯沦落人”，说是乐，那也是自我解嘲。
不过，人生有两面，换个角度看，被放逐到宽闲寂寞之地，成为宽闲寂寞之人，还真是一乐。投置闲散，无案牍之劳形，此宽闲也，若在京城位高权重日理万机，何来此宽闲？寂寞者，少人门前奔竞也。此时虽然寂寞，却也少了交接贵盛、与俗人为伍的烦恼。是以宽闲亦一乐，寂寞亦一乐。
面对山川美景，也未必一定要作天涯沦落之慨。修养深厚者，不妨将山水引为知音。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彼人寂寞，山水亦寂寞。同一寂寞，同一内蕴大美，和闲山剩水惺惺相惜，岂非他乡遇故知？在都市与人不相得，到边地与山川与天地相得，不亦快哉。若别有寂寞宽闲之人，能识得我心，可引为知音，则益不寂寞。又寂寞乃独享，宽闲生智慧。身居都会、官场得意的那些往日同僚，他们宁有机会欣赏眼前造化之胜景？彼天地宽闲，视野开阔，则人之胸襟亦可随之开阔。人生境界有提升，智慧有启发，此又一乐也。
《有美堂记》妙处有三：一是构思巧妙，虚景成文；二是宾主相形，巧作衬垫；三是曲折圆润，议论层折。
一、构思巧妙，虚景成文。
欧阳修在给好友梅尧臣的信中曾叙述过此事：“梅公仪来，要杭州一亭记。述游览景物，非要务，闲辞长说，已是难工，兼以目所不见，勉强而成，幸未寄去，试为看过，有甚俗恶，幸不形迹也。”我们现在于《居士集》《外集》中都看不到所说的这一篇亭记，可见作者已经删去了这篇“甚俗恶”的文章。从书简文字可以看出，欧阳修创作态度的严谨，即使是随俗应酬之作，也反复看过，详加审视。正是这种态度，使他的文章不断推陈出新，翻新出奇。
此文汰去“目所不见”的勉强写景，化实为虚，突破其他楼亭记文的框框，抓住有美堂兼有“山水登临之美，人物邑居之繁”这一特点，巧用衬托，纵笔写来，远及罗浮、衡岳，中涉洞庭、三峡，近至天台、金陵，而紧紧围绕正意，体现了散文“形散神凝”的特点，实在非大手笔难以驾驭。
二、相形之法，曲尽衬垫。
文章层层衬托，段段相形。第一层说山水登临至美与都邑繁盛之乐，多不可得兼，用罗浮诸山、洞庭三峡皆处僻陋之邦衬之；第二层说金陵、钱塘能兼其美，而金陵残破，钱塘富完，以梅挚目下所居的金陵为钱塘自然作陪；第三层说当时士大夫不能兼取其胜，而梅公则尽兼其美，用杭州众多的亭榭为有美堂作衬。孙琮《山晓阁唐宋八大家选·欧阳庐陵》卷三云：“看他一篇文字，欲出一段正意，先作一段相形，相形得起，方出落得透，可谓绝妙章法。”全文巧作衬托，层层脱缷，文笔曲折而又一气呵成，可谓神完气足，真正体现了欧阳修的大家风范。
三、议论层折，自然圆润。
文章用三层对比，但正如唐顺之（荆川）所说，如累九层之台，一层高一层，真是奇绝。文章先述作记之由，次说美乐难兼，三说佳美山水必处僻陋，四说二邦兼山水与繁盛，五说金陵为逆荒废，六说钱塘富完安乐，七说临是邦者多占形胜治亭榭，八说有美堂尽得山水人物、邑居之美胜，九颂梅公其人。层层累叠，段段相衬，纡徐婉转，主意凸出。
再如钱塘兼美一段，先述富完安乐的历史原因，次道工巧华丽的习俗，再陪以湖山之胜，又宕开一笔，以江涛海烟相烘托，极写闽商海贾之盛，层次清晰，既与金陵对比，凸显御赐诗“地有吴山美，东南第一州”的特殊地位，又引出下文众多亭榭来作为有美堂的衬垫物。
从此篇文章看，要做到层次繁复，曲折跌宕，而又流转自然，无层累之迹，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几个虚词的妙用，恐怕是最为得力的。文中“惟”“独”“而”“然”“夫”“盖”等虚词曲折尽意，妙显衬垫，使层次更加清晰，而结构更为有机。
创作背景
这篇文章作于嘉祐四年（1059年）秋天。有美堂旧址在杭州吴山东麓的山巅上，现在位于吴山茗香楼处。嘉祐二年（1057年），梅挚（梅清慎）出任杭州的知县，宋仁宗亲自为他作诗《赐梅挚知杭州》饯行，诗中有“地有吴山美，东南第一州”这句。梅清慎到达杭州，为表达对天子赐诗的感激，在吴山顶上建造了览胜赏景的“有美堂”。在这座堂的楼上，面向东南，浩瀚的钱塘江就在眼前，还可以看见穿行的舟楫；面向西北，杭州城的万家灯火尽收眼底。梅清慎随后又被调任金陵，但是他仍不忘有美堂，多次上书请求让欧阳修为此楼撰文，以表达所受的恩宠。欧阳修答应了梅清慎的请求，为其作了《有美堂记》。
简析
这篇文章赞扬有美堂占尽地理之胜，奇伟秀绝，既处于四方之聚，百货交流，物产丰富，人烟稠密的都会，又能尽揽山水的美景，二者得兼；并从金陵与杭州的比较中突出杭州，进而盛赞钱王功绩。全文特色有三：一是构思巧妙，虚景成文；二是宾主相形，巧作衬垫；三是曲折圆润，议论层折，表面上是谈有美堂，重点实在阐明作者自己的人生观，文中宏论非常值得思考和借鉴。
欧阳修
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