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的一次批鬥會(文占祥)
作品欣賞
最後的一次批鬥會
在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後期那個激情歲月的年代，我們那個小山村在全體社員大會之前，偶爾也穿插一小段批鬥會。在我的記憶里，大都是喊喊口號、渲染氣氛、走走形式。批鬥對象都是本村的幾個人，以前的罪名是怎樣來的且不說，在「人民專政」下都規規矩矩，很難發現有亂說亂動、甚至搞破壞的行為。70年代末，我們村的那幾個批鬥對象，都摘了帽子或給予平反。
1976年冬天，我村最後的一次批鬥會，批鬥對象是當時「有點不聽話」的大隊革委會主任，由於他連續當了多年的生產隊長，在群眾中有很高的威信，社員們仍習慣的稱呼他為「老隊長」，很難聽到「主任」的稱呼。
這年冬季的一天，在我們村校場台的洋芋地里，「老隊長」和勞累了一天的社員群眾，在快要散工回家的時候，工地上來了三個幹部模樣的人。很顯然，一個是領導模樣，戴着金絲眼鏡，披着中長的黃色呢子大衣，另兩個人的衣服顯得有些短和舊、有點不合身，但身後背着的步槍告訴人們，他們也是幹部。「老隊長」上前迎接時，領導模樣的幹部不愛搭理「老隊長」，他們堅持要見大隊支書，「老隊長」已經感覺到今天情況不妙，不知道又要發生什麼事情。只好急忙派人找來了在另一塊工地上勞動的大隊支書，他們略作交談，便很快決定晚上召開全體社員大會，會址仍然在學校窯。
當時我們村大一點的小學生、每天放學後也要參加集體勞動掙工分，由於我帶着學校門上的鑰匙，隨後我也跟隨他們一道同行。晚飯安排在村中一公社幹部家屬H家，他們邊吃飯邊談話，也不需要迴避一個毛頭孩子，我靜靜的聽着。記得當天晚上吃的是蒸洋芋、還有蒸黃蘿蔔，外加鹹菜和米湯。他們四個人吃完了H家準備的所有飯菜，女主人連筷子都沒有動，我感覺到他們還是意猶未盡，我多麼想讓女主人再端上來點洋芋或米湯，再讓讓我。之前我只是象徵性的吃了一個洋芋，此時我的肚子倒騰的厲害，可再也沒能端上來。領導模樣的幹部，問了支書好多事，好像大都與農田基建修水利有關，最後用蔑視的口氣說：「今天晚上，看我怎樣捅這個馬蜂窩，我給他個篩篩，叫他尿不滿。」接着又說：「聽說×××是你們村的村蓋子、長期欺上瞞下不聽話，看我今晚怎樣收拾他。」「我就不相信，我這個過路的沙子壓不住他這個本地的土，今晚給點顏色，讓他看看。」我當時似懂非懂，但知覺告訴我今晚要批鬥「老隊長」了。以前批鬥本村的「四類分子」，大都走走形式罷了，一般不會動真格的。今晚的火藥味很濃，我已經開始有些害怕、甚至膽戰心驚了。
晚飯後，社員群眾陸陸續續都來了，我的同桌加發小、自然是形影不離的好夥伴、「老隊長」的小兒子也來了，大會在學校窯里按時召開了。
昏暗的二盞煤油燈分別放在二張課桌上，只照亮了他們三個人的面龐，窯中的其他角落還是昏暗一片。領導模樣的幹部一番講話後，立刻臉色大變、扯着嗓門、拍着桌子、大聲吆喝，讓「老隊長」站起來。「老隊長」說話有口吃的毛病，慢騰騰地說：「你……你為什麼不站呢？」 「頭兒」萬萬沒有想到，還有人敢頂撞他，不假思索地說：「我是幹部、我有權利讓你站起來！」「老隊長」此時倒不口吃了，毫不猶豫地說：「我也是大隊幹部、我有權利不站？」「頭兒」氣急敗壞的大喊道：「站起來！站起來！你給我站起來！」「老隊長」仍然無動於衷。此時傷了臉面的「頭兒」命令兩個荷槍沒有彈的隨從下去拉「老隊長」，兩個隨從在老隊長的面前不停的擺着手，示意「老隊長」趕快站起來， 「老隊長」沒有一點起來站的意思。「頭兒」又大喊道：「給我用槍搗，不信他不站起來。」一個隨從用槍托比劃了幾下，好像並沒有搗在「老隊長」的身上，「老隊長」不緊不慢地說：「誰動動我瞧瞧，我又沒有犯法？我又不是反革命？為啥要我站？」「老隊長」依然裹着大綿羊皮襖半蹲半靠在教室後地的洋芋堆上。這時「頭兒」已經從座位上站了起來，身體前傾、用手指着「老隊長」，聲音達到了聲嘶力竭的地步，「給我用槍狠狠地搗，看他起來不起來。」一個隨從準備用槍托狠狠搗時，另一個隨從看似漫不經心、實則有意識的擋了一下，他們僅僅又比劃了幾下，並沒有進行實質性的行動，自然也沒有能嚇唬住「老隊長」。時間已經凝固，僵持仍在繼續，好心的社員們勸「老隊長」起來站一站，應付應付。我聽見旁邊一個阿姨近乎哀求着「老隊長」，好似乎還拉了拉「老隊長」，讓「老隊長」起來站一站，做做樣子。「老隊長」不屑地說：「誰想站誰上去站，我不站！我又沒有做壞事，我又不是「四類分子」，我為啥要站？」 好心的社員們繼續勸着「老隊長」， 「老隊長」還是一動也不動、依舊半蹲半靠在洋芋堆邊。
「頭兒」也無計可施了，擺了一下手，叫兩個隨從到身邊低聲說了幾句話，隨即宣布暫時休會。大多數村民和我一樣、不懂休會的含義，以為今晚的會議要結束了，有騷動散夥之意。村支書說：「原地休息，會議暫停幾分鐘，馬上繼續進行。」他們三個人外出商議方案去了，社員們還在繼續勸說着「老隊長」，支書無奈的環顧四周，無助的發出了「唉」的聲音，若有所思的低着頭等待着。不一會兒，「頭兒」和兩個隨從進來了，人們出奇的安靜，等待着結果。「頭兒」環顧四周，清了清嗓子，一副得意的樣子，又清了清嗓子說：「經×××領導小組研究決定，免去×××大隊革委會主任的職務」。「頭兒」的話似乎還沒有說完，還準備繼續說時，「老隊長」主動站起來調侃說：「這下子沒有官了、也沒有權了，我就站呀！」 「老隊長」走出人群，站到了兩塊木架子黑板的中央。一米八六身高的「老隊長」，穿着沒有面子的老羊皮襖，雙手統在一起，眼睛直視前方，沒有一點畏懼感，反而顯得過於輕鬆。儘管老隊長的兒子一直緊緊的握着我的一隻手，我還是很害怕，我的腿一直不停的發抖，頭腦中想象着批鬥地主和「四類分子」的場景，會不會有人上去打「老隊長」。此時「頭兒」有大獲全勝之感，開始了聲色俱厲的對「老隊長」的批鬥，「老隊長」不時會反問一句，弄的頭兒很不愉快。兩個隨從並沒有說多少話，只是幫了幾句腔，說的最多的話是：「你先不要說話，等領導把話說完你再說！」最後讓社員們發言、揭發批鬥，又出奇地安靜。沒有人說話，哪有人批鬥，無奈「頭兒」又總結性的說了幾句，就散會了。
聽到散會的話，老隊長的兒子馬上跑到了「老隊長」面前， 「老隊長」拉着他兒子的手，似乎啥話也沒有說。散會後，社員們向往常一樣，大都很快離開學校回了家，學校院子裡已經沒有幾個人了。還算明亮的月光下，支書過來問「老隊長」，「他們三個今晚安排在誰家住？」「老隊長」平靜的說：「我已經無權安排了，想住在誰家就住在誰家」。要知道，那時我們隊能安排幹部住宿的人家也只有三四戶，成分略高的人家一般不安排，幹部也不願意去。上面村莊中經常安排在「老隊長」的五叔家，「西灣」成分雖高、還有一個小窯可以住人，有時也安排。下面村莊基本上全安排在「老隊長」家，徐家上院偶爾也去。當時村中只有這四戶人家有兩處住人的地方，還能倒騰出一半床被子。其他人家的情況，大都是每家一孔小土窯一盤小土炕，沒有多餘的位置、也缺少被子，更拿不出稍微像樣的被子，就是老羊皮襖也不多。上下兩個村莊相距七里地，「老隊長」家和支書家都住在下面村莊，支書家也只有一處炕，平時也無法安排幹部住宿。這時頭兒在灑滿月光的院子裡無目的亂轉着，等待着給他們安排住宿，最後還是安排在「老隊長」的五叔家和「西灣」住宿了，第二天就傳出了好幾個版本的傳說不提。
第二天下午，添油加醋的消息就傳開了，在鄰村駐隊的公社書記和革委會主任都來了，立即做「老隊長」的思想工作，晚上繼續召開社員大會， 幫「老隊長」提高認識，「老隊長」和支書一塊又站了二個晚上，目的是要軟硬兼施的恢復「老隊長」的職務。「老隊長」思前想後，想到自己連續多年做隊干，想為集體做點實在事，想為社員謀點福利，太困難太困難了，還是退出為好、眼不見為淨。此後 「老隊長」當了隊裡的飼養員，一直到大包干。那兩個持槍的幹部，一個責任制後就回家務農了，「漫不經心」的那一個後來擔任過鄉長、鄉黨委書記、縣扶貧辦的領導，群眾口碑很好。
後來漸漸知道，那個領導模樣的幹部是當時紅極一時的公社XFD的隊長，此時「四人幫」已打到，全國政策的風向已有所變化，只不過偏遠的山村還沒有明顯的感覺。沒過幾天，各隊的下隊駐隊幹部都撤回公社了，各種各樣的小道消息在村莊中不同程度的傳開了。
後來「老隊長」偶爾去公社或供銷社辦事，那個幹部望見 「老隊長」就避開了，「老隊長」回來常笑着說：「你撤了我的職，我都沒有什麼不好意思的，你反倒不好意思了！」老年的「老隊長」還向我打問過那個幹部的情況，說那個幹部其實是個好人，之前是FJG煤礦的工人，工作積極、能說會寫、後來才安排到公社當了會計，兼任XFD的隊長。只不過執行政策少了些靈活性，又遇到了他這樣膽子大的農民，加上政策風向的變化，最後還是受到了公社大領導的批評。
1977年的春天，我和我的同學都上了初中，那個幹部我們還見到過幾次，最初的一次相遇在供銷社，他摸着我同學的頭對供銷社喬主任說：「你看我這個孫子都長這麼大了，我那個兒子是個驢脾氣！」當時讓我的同學一句就噴了回去，「滾你MDB，你才是我孫子呢！」不懂事的我自然也跟着幫了幾句腔。供銷社喬主任是我們鄰村人，對我們都很熟悉，笑着說：「斗大人吃了虧，逗小孩子又吃虧了吧？」我和我的同學上高中時，聽說已調入縣畜牧局，我還碰見過一次，當然他已經不認識我們了。後來聽說調回老家GZ了，我和我的同學總覺得欠人家一個道歉，只能在此表示歉意，以彌補當年的不懂事和無知。
以上我只是如實記敘了那個激情年代的一個小小插曲，並沒有詆毀褒貶任何個人或集體的含義。適逢鄉村振興之際，由此也想到農村工作的複雜性和艱巨性，在此向那些曾經或依然奮戰在鄉村、改變過鄉村面貌的各級各類幹部或志願者致敬！為那些新時代深入鄉村，精準扶貧幫困、脫貧致富、振興鄉村的各級各類幹部或志願者點讚！[1]
作者簡介
文占祥,大專文化，陝西定邊人，中學化學教師，37年來一直站講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