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后期士大夫阶层穿着打扮有多讲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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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中后期士大夫阶层穿着打扮有多讲究？明朝中后期，经济颇为繁荣，社会财富积累到了一定程度，作为社会中产阶级的士大夫们，追新慕异，着意起个人的服饰行头。时尚潮流之下，士子概莫能外，着名学者范濂就坦言：“余最贫，最尚俭朴，年来亦强服色衣，乃知习俗移人，贤者不免。”那时，最潮的流行色就是红色。士子喜欢穿红衣服，尤其是大红衣服，穿在身上，其喜气洋洋，不亚于今天的名士穿上HUGO BOSS或ARMANI。以至于没有读过书的人为了附庸风雅，也弄件红衣服招摇过市。“儒童年少者，必穿浅红道袍。上海生员，冬必服绒道袍。”范濂在《云间据目抄》中说：“隆（庆）、万（历）以来，皆用道袍，而古者皆用阳明衣，乃其心好异，非好古也。”赶潮的目的，是要显示与众不同。这点，今人超不出前人。 [1]
当然，讲究服饰的时代，时尚元素绝不会单调。士子穿其他彩色衣服的也有。衣服上，有花有朵，很是妖娆，引为时尚。范濂描述过那种境况：“绫绢花样……今皆用千钟粟、倭锦、芙蓉锦、大花样，名四朵头。”长洲名士张献翼也“身披采绘荷菊之衣”。《松江府志》记载：“男子广袖垂大带与身等，组织花纹新异如雪梅、水田，凡数十种。”男子穿红戴绿成了一种潮流。鞋子也是要考究的，着名的款式不少。顾起元记载了当时鞋子万紫千红的状况：“足之所履，昔惟云履、素履，无它异式。今则又有方头、短脸、球鞋、罗汉、僧鞋……其色则红、紫、黄、绿，亡所不有。”即使现在的潮男，也难与之比肩。有些士子还在鞋子后跟上挂些装饰的布条，抬脚走路，布条便飘飘，特有范儿！
头巾在士子整套行头里是很重要的。《客座赘语》这样记载了那时的头巾潮流：“南都服饰，在（隆）庆、（万）历前犹为朴谨，官戴忠静冠，士戴方巾而已，近年以来，殊形诡制，日异月新……有汉巾、晋巾、唐巾、诸葛巾、纯阳巾、东坡巾、阳明巾、九华巾、玉台巾、逍遥巾、纱帽巾、华阳巾、四开巾、勇巾。巾之上或缀以玉结子、玉花瓶，侧缀以二大玉环。而纯阳、九华、逍遥、华阳等巾，前后益两版，风至则飞扬……”谁能想到四百多年前的男人们能把头巾搞出这么多的花样？相比之下，当今男士那单一的帽子款式就逊色多了。 当时着名的文人陈继儒标新立异，自制新样，“用两飘带束顶”，于闲散中更见名士派头，时人纷纷效仿，因陈继儒号眉公，故称“眉公巾”。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载，名士张献翼以狂诞不羁着称，“首戴绯巾，每出则儿童聚观以为乐”。
张献翼不愧为当时潮人的范儿，郑仲夔在《耳新》讲过他载“五色须”的故事：“置有五色须，每出行，携之满袖中，不数步，辄更戴焉。”今有形形色色的墨镜扮酷，而明朝士子装酷，重在胡子。不知道那时的人是否觉得这更性感？没有最潮爆的，只有更潮爆的。四百多年前，士子“外穿内衣”的有，穿纸衣的也有———不知这能否堪称“低碳”？清初余怀在《板桥杂记》里记载，无锡名士邹公履在南京畅游妓院时“头戴红纱巾，身着纸衣，齿高跟屐”，灯红酒绿下，如此地潮如此地酷，不名噪南都都难。万历人李乐说：“二十年来，东南郡邑，凡生员读书人家有力者，尽为妇人红紫之服，外披内衣，故不论也。”这个幽默的老人家还改诗一首：“昨日到城郭，归来泪满襟；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
经明代前期百多年的高压统治，至晚明士子的主体意识觉醒，新的文化思潮，譬如“自然人性说”、“性灵说”、“至情说”，以及艺术领域狂放的“泼墨大写意”等不断涌现，这无疑也带动了社会风气的流变。明朝中后期诸多士人求新慕异、衣着怪诞、行为不羁，不仅是一己个性与喜好使然，更是在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反叛礼教，张扬个性。[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