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王治传
明史·王治传出自于《明史》，此史是二十四史最后一部，共三百三十二卷，包括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列传二百二十卷，表十三卷。它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记载了自朱元璋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至朱由检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277年的明朝历史。其卷数在二十四史中仅次于《宋史》，其修纂时间之久、用力之勤则是大大超过了以前诸史。[1]
目录
原文
王治字本道，忻州人。嘉靖三十二年进士。除行人，迁吏科给事中。寇屡盗边，边臣多匿不奏；小胜，文臣辄冒军功。治请临阵斩获，第录将士功；文臣及镇帅不亲搏战者止赐赉。从之。隆庆元年，偕御史王好问核内府岁费。中官崔敏请止之，为给事中张宪臣所劾。得旨：“诏书所载者，自嘉靖四十一年始，听治等详核。不载者，已之。”治等力争，不许。事竣，．劾中官赵廷玉、马尹干没罪，诏下司礼监按问。寻上疏陈事：“定宗庙之礼以隆圣孝。献皇虽贵为天子父，未尝南面临天下；虽亲为武宗叔，然尝北面事武宗。今乃与祖宗诸帝并列设位于武宗右揆诸古典终为未协臣以为献皇祔 [注]会太庙不免递迁若专祀世庙则亿世不改乞敕廷臣博议，务求至当。”
又曰：“谨燕居之礼以澄化源。人主深居禁掖，左右便佞窥伺百出，或以燕饮声乐，或以游戏骑射。近则损敝精神，疾病所由生；久则妨累政事，危乱所由．起。比者人言籍籍，谓陛下燕闲举动，有非所宜者。臣窃为陛下虑之。”并请勤朝政、亲辅弼。疏入，报闻。进吏科都给事中。劾蓟辽总督都御史刘焘、南京督储都御史曾于拱不职，于拱遂罢。山西及蓟镇并被寇，治以罪兵部尚书郭乾、侍郎迟凤翔，偕同官欧阳一敬等劾之。诏罢乾，贬凤翔三秩视事。部议恤光禄少卿马从谦。帝不许，治疏争。帝谓从谦所犯，比子．骂父律，终不允。治又请追谥何瑭，雪夏言罪，且言大理卿朱廷立、詹瀚共锻成夏言狱，宜追夺其官。咸报可。明年，左右有言南海之胜者，帝将往幸。治率同官谏阻，皆不听。至则．荒莽沮湿，帝甚悔之。治寻擢太仆少卿，改大理，进太仆卿。忧归，卒。
(节选自《明史·王治传》)
译文
王治，字本道，是忻州人。嘉靖三十二年考取进士。授职为行人，升任吏科给事中。敌寇屡次骚扰边关，边防大臣大都隐瞒不奏报；稍获小胜，文官就冒领军功。王治请求按照临阵斩寇俘敌数量，按等差记录将士们的功勋；文官和镇中主帅不亲身参战搏击的只赏赐不记功。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隆庆元年，王治与御史王好问一道核实内府年度开支。宦官崔敏请求终止此事，被给事中张宪臣弹劾。获圣旨：“诏书所记载的，从嘉靖四十一年开始，听从王治等人详细核查。诏书没有提及的，予以终止。”王治等人极力争辩，没有得到同意。事情办完后，弹劾宦官赵廷玉、马尹干侵吞国家财物的罪行，诏令司礼监负责查问。不久王治上疏陈述事情：“确定宗庙的礼仪以便彰显圣上的孝道。献皇虽然贵为天子的父亲，却没有登基做皇帝；虽然亲为武宗的叔叔，但曾经尊奉武宗。现在却与各祖宗先帝并列，位置安排在武宗右边，从古代典章制度推断，终究没有与此相符的。
我认为献皇附祭于太庙，未免有僭越之嫌。如果专门在世庙中祭祀，就永世不作更改，请求皇帝下令朝廷大臣广作评议，务必要使此事办得妥当。”又说：“谨慎退朝之后生活的礼仪，以澄清教化之源。皇帝深居禁宫，左右奸佞之人就会窥伺时机百般讨好，或者用宴饮声乐引诱您，或者用游戏骑射吸引您。近处看损耗精神，因此滋生疾病；长久看就妨害政事，因此滋生危害与祸乱。近来众人议论纷纷，称陛下宴饮消闲的举动，并非帝王所适宜的。我私下里替陛下忧虑。”同时请求皇帝勤于朝政、亲近辅佐者。奏疏呈入宫中，皇帝答复知道了。王治升迁为吏科都给事中。弹劾蓟辽总督都御史刘焘、南京督储都御史曾于拱不称职，曾于拱于是被罢免官职。
山西与蓟镇同时受敌寇侵扰，王治归罪于兵部尚书郭乾、侍郎迟凤翔，与同官欧阳一敬等人弹劾他们。皇帝下诏书罢免了郭乾，将迟凤翔贬职为三秩视事。朝廷有关部门商议抚恤光禄少卿马从谦。皇帝不同意，王治上疏争辩。皇帝说马从谦所犯罪行，如同儿子辱骂父亲，最终不同意抚恤。王治又奏请追封何瑭谥号，为夏言昭雪平反，并且申诉说大理寺卿朱廷立、詹瀚共同罗织罪名制造了夏言的冤案，应该追夺他们的官职。皇帝都答复同意。第二年，左右大臣中有人称南海为胜景之地，皇帝即将前往。王治率领同僚劝阻，皇帝全都不听。到了目的地眼见一片低湿荒凉苍莽之地，皇帝非常懊悔。王治不久被提升为太仆少卿，改任大理寺，晋升太仆卿。奔父母丧事归乡，直至去世。[2]
作者简介
张廷玉（1672年-1755年），字衡臣，号砚斋，安徽桐城人。清康熙时任刑部左侍郎，雍正帝时曾任礼部尚书、户部尚书、吏部尚书、保和殿大学士（内阁首辅）、首席军机大臣等职。康熙末年，整治松弛的吏治，后又完善军机制度。先后任《亲征平定朔北方略》纂修官，《省方盛典》《清圣祖实录》副总裁官，《明史》《四朝国史》《大清会典》《世宗实录》总裁官。死后谥号“文和”，配享太庙，是整个清朝唯一一个配享太庙的汉臣。[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