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手女子的“巧手”人生(王淑萍)
作品欣赏
无手女子的“巧手”人生
1
2007年3月20日 星期二 晴
“今天是二月初二，是我被烫的日子。活了二十八年，残疾了二十八年。”
——摘自张淑珍日记
1979年2月28日，己未年农历二月初二，龙抬头的日子。贺兰山王泉沟一座简陋的牧羊屋里，一个十个多月大的女婴，香香地睡在土炕上，匀实的呼吸如树叶的微叹。
女婴叫张淑珍，是农牧场职工张洪喜的第二个女儿，两个女儿两朵花，一家四口，守着贺兰山，以放牧为生。大山里无水无电，时光漫长而孤寂，女儿的哭闹、微笑、牙牙而语，是跳跃在枯燥单调日子里一个个欢快的音符。
农历二月，乍暖还寒。年轻的父亲赶羊上了山，留一群待产的母羊在家。母亲既要照料年幼的女儿，又惦记着屋外一群产羔的母羊。
女儿睡着了，母亲轻手轻脚扣上了门扉，屋外，一大堆的活计等着她去做。火炉上，一口铁锅里煮着由米糠和小米相拌的狗食。许是一声羊叫，许是一声狗叫，惊醒了熟睡的小淑珍。她翻身爬起，嘴里发出“咿咿呀呀”的叫声。母亲在屋外忙碌着，丝毫没有觉察到危险的逼近。米与米糠混合的香味和热气腾腾的炉台吸引了婴儿的目光，她爬向炉台，翻过炕墙，一个趔趄，一头栽进滚烫的铁锅里……火在烧，水在沸腾，婴儿的双手、头、脸与狗食煮在一起，发出“咕嘟咕嘟”的声响。一声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唤回了离开屋子不过十几分钟的母亲。看到煮在锅里的女儿，母亲疯了一般冲上前，一把将女儿抱了起来，“我妈把我从锅里捞上来时，我的手指已经煮熟脱落，只有几根筋连着，左耳煮熟脱离了头部，头、脖子和胸部粘连在一起，几乎看不出人样……” 羊圈建在贺兰山脚下，远离村庄，远离公路，方圆十几里不见人烟。母亲哭哑了嗓子，抱着女儿在山野里呼救，一辆拉煤的车过来，扬起一股尘土而去，一辆拉石头的车过来，扬起一股尘土而去……终于等到农牧场场部派来救命的车，才将奄奄一息的孩子送到了市医院。此时，离小淑珍烫伤已经过去了近十个小时。
四十多年前，石嘴山市医院没有皮肤修复枪，没有烧烫伤专用辅料，没有多功能清创仪，没有烧烫伤浸浴治疗机，甚至没有专门治疗烧烫伤的科室。面对大面积溃烂粘连的皮肤肌肉，医生尽最大能力进行了清理，将已经煮熟的手指连同周围坏死的肌肉直接剪掉，然后就是每天输液、换药。悲痛欲绝的母亲，用一只小瓶子将女儿被剪掉的几根残缺不全的小手指装了起来，为女儿保存了一段惨痛的记忆。换药、结痂、撕裂，再换药、再结痂、再撕裂，换一次药，脱一层皮。十个月大的孩子，在一次次的撕裂中，哭到无力。两个月后，医生无奈地说：“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伤口不愈合，不行你们就把孩子带回家，是死是活靠天命吧。”母亲跪下来求医生：“大夫，请你想办法治治我女儿的手吧！孩子没有了手怎么活呀。”三度烫伤，肌肉大面积坏死，再高明的大夫，也回天乏术。父母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女儿的手骨节由肿到黑，又一节节脱落，最后定格成两个肉球。
双手如何失去，如何活了下来，她没有记忆，只是听父母说，小时候，她一看到穿白衣服的人就哭。我们无法想象一个幼儿所经历过的伤痛与恐惧，而不断溃烂流脓的头部，则占据了她整个童年的记忆。整整十年，她顶着似乎永远流不完脓血的头部，疼痛地度日。一团一团的脓血不分季节往外渗，一层一层的新肉不分昼夜往外长。一场腐烂与新生的较量在她的体内无声无息地进行着，脓血看得见，新肉看不见，伤口愈合的希望像是绵延起伏的贺兰山，清晰而遥远。“小时候最高兴的事情就是能在放羊的时候捡到蛇皮。蛇皮可以解毒，父母把捡来的蛇皮敷在我头上，每当有蛇皮敷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头很快就会好了。”
相比一生，十年是短暂的；相比身体的疼痛，心灵的疼痛更痛。那场灾难，夺去了她的双手、左耳、满头秀发，将她的大臂与小臂粘连在一起，下巴与胸部粘连在一起，虽然后来经过植皮做了分离手术，也仅仅让她能够抬起头，伸展胳膊而已。
这个生在春天，伤在春天的女孩，生命里只有过一季没有记忆的明媚春天，人生就已注定进入凛冽的秋冬，从此只与疼痛关联，要么来自身体，要么来自心灵。
2
元月23日 星期三 晴
“在我赶这（着）饮羊的路上，拿着一本作文书边走边看。看人家的作文写的'暮春时节，落英缤纷’，写的（得）真好，那（哪）像我，连一篇小小的日记都写不好。”
——摘自张淑珍日记
日子像小淑珍头上的痂，褪掉一层长出一层，看不到尽头。转眼五年过去了，小淑珍六岁了。看着姐姐每天蹦蹦跳跳去上学，她也对妈妈嚷着要上学。妈妈看着女儿光秃秃的“双手”，暗自垂泪。她知道女儿上学的希望很渺茫，但经不住女儿的苦苦哀求，母亲还是一次次带着她到学校，虽说有着足够的心理准备，但当一句“你女儿这个样子到学校来，学生到底是听老师讲课呢还是看她呢？”的话无情地抛到母亲面前时，母亲还是忍不住哭了。不甘心的母亲带着她又去了几所学校，得到的答复几乎一样。
看着女儿渴望的眼神，母亲含着泪骗她说：“老师说你的年龄太小，学校不收。”小淑珍信以为真，开心地等着自己长大。
山花盛开又凋谢，羊羔产了一茬又一茬，妹妹也背起书包上学了。“妈，妹妹比我小都能上学了，我为什么还不能上学？”母亲无法回答，只好硬着头皮又将小淑珍带到了学校，得到的答复和几年前如出一辙。
上学无望，她选择与现实和解。每天晚上，姐姐写字时，她就趴在旁边看，姐姐读拼音，她跟着读拼音，姐姐背乘法口诀，她跟着背乘法口诀，姐姐写汉字，她用“手掌”夹住铅笔，一笔一划地学着写。刚开始，“手掌”夹不住笔，稍一用力，笔就滑落到地上，她捡起来，再夹再写。为了赶在姐姐放学回来之前写会姐姐昨晚教的字，她以树枝当笔，在地上练习写字，“手掌”酸了，疼了，两臂被磨得鲜血淋漓，也舍不得放下“笔”……一年一年练，一个字一个字写。笔，是姐姐妹妹用过的笔头或是放羊棍；作业本，是父亲的烟盒……就这样，她艰难地自学完了小学课本。多年后，当我看到一张写满了字的“金驼”牌香烟盒时，不禁泪目。
而更让我泪目的，是她的作家梦。
学会了写字，学会了查字典，她如饥似渴地看书、写字，只为了让生活明亮起来。山里没有电，很长的日子里，家里的照明依靠的是昏暗的电石灯。不知多少个深夜，低矮的牧羊屋里，电石灯微弱的灯光下，她聚精会神，双臂夹笔，一笔一划，记录着一天的生活和心情：“今天，中午羊吃的（得）很怪（乖），我回到家，把屋收实（拾）了收实（拾）。”多年后，她说，只有在写字的时候，她才能感觉]]到她和正常人没有什么不同。
从1992年开始，张淑珍用双臂夹着笔写出了几万字的日记。她说：“我从小的梦想就是想当作家，把我看到的想到的东西都写出来让别人看。”她为此不断地做着努力，一篇作文写四五遍，写了抄，抄了改，改了写，每改一遍她都觉得离作家梦近了一步。有时，为写一篇作文，她会整夜不睡觉，一笔一划地写，一字一句地改，直到自己满意，因为“只有写作能让我快乐。”她说她有一个愿望，想把自己前半生的经历写出来，书名都想好了，就叫《我的前半生》。她说的时候，眼里闪着晶莹的光，我翻看着她两本厚厚的日记，为自己对文字的亏欠而惭愧落泪。
3
6月4日 星期一 晴
“今天。我起的（得）很早，也就是五点多就起来了。起来后，先给驴把草添上，又把那只滩（瘫）了的棉（绵）羊喂好。回来后就扒（趴）在抗（炕）上，看起书来。”
——摘自张淑珍日记
在我关于乡村的记忆里，女孩子常年放羊的很少。村里人常说一句话：“女儿是客”——娘家只是女儿出生、成长的暂居之地，女儿迟早是要嫁做人妇，在别人家呆一辈子的，所以，父母会在尽可能的条件下，让女儿免受不必要的苦楚。放羊这种粗苯的活计，一般都是男孩子的事，没有男孩子的人家，多是父母代劳。在我的村，如果谁家让女儿常年风吹日晒在野地里放羊是要惹乡邻笑话的。
但在张淑珍的日记里，除了家务，与放羊有关的文字占据了大量的篇幅。放羊、饮羊、剪羊毛、卖羊绒……上学无门，她过早地为父母分担起了家庭重负，八九岁就学会了做饭洗衣收拾屋子。没有手指无法握刀切菜，她将菜刀紧紧绑在光秃秃的手臂上，借用臂力硬是练出了切菜、切面、煎炒烹炸的绝技。重度烫伤后的皮肤异常细腻娇嫩，没有手掌，她把手臂当手掌，在搓衣板上一件一件地搓洗衣服，为自己洗，也为全家人洗。
山里无水无电，一家离一家住得很远。夏天，她挑着扁担翻过一座山坡挑回全家生活用水，其它季节，她用架子车到十几里外的农家机井里往回拉水。即使这样，她仍然把一家人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家里家外收拾得一尘不染。
而更多的时间，她与羊群为伴。生在大山，羊，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
春夏秋冬，早晨把羊赶出圈吃草，晚上把羊赶回圈睡觉，风来迎风，雨来淋雨，除了把棉衣换成单衣，把挡风的石头换成遮阴的树，淑珍的日子几乎一尘不变。羊的一生是牧羊人的一年，春天接羔，夏天催膘，秋天配种，冬天孕育。在贺兰山最隐秘微小的褶皱里，淑珍轮回着岁月，寂寂无声。
羊跑，她追；羊用蹄子扒开积雪寻食枯草，她用光秃秃的手臂翻书、写字。书，是姐姐用过的语文、数学课本和一本破旧的字典；字，是双臂夹着放羊棍在大地上划出的痕迹。生活以最残酷的姿态将她的生命染成灰色，而她以棍代笔，以地为纸，将四季在心中绵延伸展，一笔一划，解锁着命运的桎梏。
她学会了数数，学会了加减法运算，这点简单的数学知识，不仅为她枯燥的生活带来了乐趣，也让她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勇气和自信。
在山里，她见到次数最多的人，就是羊贩子。这些生意人不定时地从当地或是周边省区到淑珍家的羊圈，有时为了羊羔而来，有时为了羊绒而来，有时为了羊毛而来，有时只是为了几张羊皮。在姐姐和妹妹上学的时候，她是家里唯一的“文化人”。她和这些或远或近的生意人们讲价还价，过秤称重，斤斤两两，分分角角，她计算得分毫不差。
多年后，她十分动容地说，幸亏自己学会了算术，才让父母放心地让她做生意。她要感谢那些生意人，他们从来没有因为她的容貌歧视她，嘲笑她。相反，他们会和她开玩笑，或是善意地捉弄一下她，然后大家一起开怀大笑。贺兰山下清冷孤寂的羊圈内外，来自陌生人的友善和温暖，让她从最初一见到生人就跑回家锁上门到可以大大方方地与人谈笑风生。她说，感谢贺兰山，感谢那些善良的人们，让她接受了自己的外貌，让她感觉到自己与正常人没有什么不同。
心怀美好，眼睛便看得见阳光。
山风冷硬，人心向暖。我也要向那些善良的人们说声谢谢，谢谢他们在一个失去春天的女孩心上，永久地烙下了春天的温暖。
4
这个世界，善与恶并存，美与丑共生，人性的复杂就像美丽的蘑菇有毒，而淤泥里却能开出纯洁的花朵。
2003年，封山禁牧后，淑珍离开居住了24年的大山，随家人搬到了山下，融入了人群。人世的邪恶开始攻击这个被命运无端戕害的女子。
那年中秋节，她带着年幼的儿子在公路边等班车，车来了，她上了车，还没落座就被售票员翻着白眼无情地赶了下来。她抱着儿子下车，默默退守到路边，秋风瑟瑟，她紧紧搂着儿子，等下一趟班车过来：“那个售票员可能是怕我这个样子会吓坏其他人吧，我不怪她，只是天太冷，觉得很对不起孩子。”
“我人虽然残疾了，但我的心没残疾。”为了不影响大众的感官，她一年四季戴着假发，假发的沉重与厚闷，使她受过伤的娇嫩头皮常年承受着难以想象的压力。“今天，我在家里没有带（戴）帽子。院子里突然来了几个人，我赶紧进屋带（戴）上帽子。一直到晚上，心里都很不安，真担心把他们吓坏了。”——小时候，家里没有条件为淑珍置办一顶假发，她就常年用帽子或头巾将头包起来，为了美观，但最主要的是怕吓到别人。
后来有了假发，她戴上假发，将没有头发的头皮和残缺的左耳遮起来，远远看去，和正常人没有什么不同。几年前为了办一张残疾证，她不得不摘掉假发拍照片，照片中的她可以用“面目全非”四个字来形容。她说，被迫摘掉假发拍照的那一刻，她感觉无奈又凄凉：“其实戴上假发，我并没有那么惨。”
我不知道三度烫伤，一级伤残，头顶十年不愈的伤口，被学校拒收，二十多年与羊为伴，来自陌生人的白眼与歧视……这样的境遇算不算的上惨，只是在她一声声的“幸运”里，心疼到流泪。
她所说的“幸运”，颠覆了我对幸运与不幸的认知——
她说，我那么小，在医院住了两个月，伤口都不愈合，医院都放弃治疗了，没想到回家后我竟然活了下来。你说，我多幸运！
她说，伤得那么严重，伤口十年才长好，脑袋都快被烫穿了吧，竟然没有伤到我的脑神经，我竟然不是个傻子。你说，我多幸运！
她说，如果当时两只手都从手腕处脱落，我就没法做针线活。我能够穿针捏针，全靠左手残留的这几根可以活动的骨节，如果没有这几根骨节，我根本绣不了花。你说，我多幸运！
她说着，拿起绣花针，一针扎下去，一针穿上来，针引着线，线随着针，针与线在她的“指尖”上来回翻飞，像蝴蝶。
5
学骑车，学烹饪，学按摩，学刺绣……淑珍的积极乐观就像阳光，几乎能让人忘记那暴风骤雨般的灾难，消融那场灾难强加给她的痛苦。
10岁时为了学会骑自行车，她以无数次鼻青脸肿的代价，将自行车变成了她的代步工具；不到20岁，她就学会了骑摩托车，当戴上头盔，启动引擎，转动油门的那一刻，她在发动机的轰鸣里，将全世界都甩在了身后；学习制作面点，饺子、丸子、各种糕点在她的“掌心”里活色生香；考取按摩师资格证，推筋导络，力道均匀……她活在自己的天地里，挥洒自如。
2010年，31岁的张淑珍报名参加刺绣班，开始了她手工刺绣的生涯——一项至今为止最让她引以为傲的技能。
在刺绣的世界里，手，是最基本的工具，与心相连。
可是淑珍没有手，如何穿针？如何引线？站在刺绣班报名处，她理所当然地被拒绝了。
“老师，能干啥不能干啥我自己知道，您就让我试试吧。”——不卑不亢，不急不恼，简单的一句话，掷地有声。已过而立之年的她，早已不是那个被拒之校园之外却只能跟在母亲身后怯生生回家的小姑娘了，“能用筷子吃饭就能用笔写字，能用笔写字就能用针绣花，这是一个道理。虽然之前我从来没拿过绣花针，但我知道我能行。”凭着一股子韧劲，她这一试，就是十几年。
十几年前学刺绣时，儿子才4岁。她带着儿子到刺绣班学习，儿子在地上跑着玩，她耳朵听着课，眼睛随着儿子满地转圈圈。别人绣一个小时，她绣两个小时；别人十点休息，她十二点休息。刺绣班开班20天，她学了20天，孩子跟了她20天。
刺绣是项精细活，需要劈丝，将每根丝线分成二分之一、四分之一，以至十二分之一、十六分之一；需要穿针，将细如蚕丝的丝线，穿过微乎其微的针眼；需要引线，将各色长长的丝线从绣布的一端引到另一端，织出色彩明丽的图案；需要清理线头，用剪刀剪去凌乱，留一份平整光洁于绣布……每一个动作，都离不开手与眼，手与心的配合。
天天，年年。“手”被扎破了多少回，绣针知道；“手心”缠绕过几劈丝，绣线知道；线头与刀刃战了几个回合，剪刀知道；绿线如何成了枝叶，红线如何成了花瓣，粉线如何成了花苞，黄线如何成了花蕊，白线如何成雪，银线如何成河……她的一双“手”知道。在刺绣的世界里，她是统领万千丝线的王，拿捏着针脚的力度，指挥着针线的走向，安静在时光里，忘了伤残，忘了疼痛，一针一针，绵密地绣着生活的底子，用一颗细腻的女儿心，绣红枫，绣枸杞，绣蝴蝶，绣大朵大朵的牡丹。
在淑珍家里的墙壁上，挂着好几幅牡丹绣品，都是她的杰作。她喜欢绣牡丹，在她的一幅绣品里，二十六朵牡丹争奇斗艳，一朵红，一朵玫红，一朵粉，一朵明黄……她用左手残留的几根骨节捏着银针在绣布上来回游走，春天在她的“手”中铺陈开来，线成了花瓣，花瓣成了花，花成了花丛，一只蝴蝶翩翩而来落在一片花团锦簇中，她端坐在满园春色里，美好得仿若一个春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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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去采访淑珍的路上，我对用什么样的语气和神态与她对话反复斟酌，生怕一不小心会伤害了她的自尊。事实证明，我所有的担心都是多余。
当戴着一头栗色波浪假发，化着淡淡的妆，抱着小孩的她从容自信地走向我并向我问好时，我有种心被融化的感觉，瞬间泪目。
“在刺绣班，别的残疾学员会戴口罩，系围巾或是不自觉地用手遮掩，我不。残疾不是错，有什么可遮掩的。再说，遮是遮不住的，要想让别人把你当正常人看，你首先得把自己当正常人。”
根据不同的季节和场合，她戴各式各样的假发，长的，短的，直的，卷的。化淡淡的妆，涂闪闪的眼影，勾勒流畅的眼线——她爱美，也爱展现美。大方合体的西装，层层叠叠的蕾丝，各种跟型的高跟鞋，挺直腰板走在人群里，她是最特别的那一个。
带孩子，学刺绣，做美食，参加各种技能培训……张淑珍把生活安排得满满当当。她说，她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上央视《向幸福出发》节目展示才艺，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向世界宣告她的存在，之所以有这样的渴望，只是因为“我不想让人同情，也不想让人怜悯，我只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社会的尊重和认可。”
哈马舍尔德说：“我们无从选择我们命运的框架，但我们放进去的东西却是我们自己的。”
2021年3月，42岁的张淑珍放下“手”中的绣花针，“拿”起了网球拍，成了一名网球运动员。
和学会写字、做饭、刺绣一样，从未打过网球的她再一次向自己发起了挑战。
为了能将球拍“握”在“手”中，她和队友们将网球拍的手柄牢牢地绑在胳膊上进行训练，但手柄和残肢互不相融，绑得松了球拍不稳定，来回旋转，影响击球效果和方向，绑得紧了又互相排斥，残肢被勒得发麻发紫，皮肤被磨出一道道血迹，每天几次的松松绑绑，每一次，都是煎熬。在西安整整一个月的集训后，淑珍和其他3名队员一起，代表宁夏赛区到广州参加了全国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八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诺德杯”网球比赛。广州五月的网球赛场上，左移右转，急停猛扣，张淑珍挥舞着球拍，每一次跳跃，每一次抽击，每一滴汗水，都是对命运发起的挑战，赢来的，是欢呼和掌声，更是用残缺的身体书写完美人生的不屈赞歌。
从运动赛场回来，淑珍的日子又归于平常，做饭、洗衣、刺绣、打零工，偶尔也会拿起笔，记录下生活的日常。我的书写也从未间断，只是为她写下的文字迟到了整整三年。三年时间，我见过她做饭、洗衣、刺绣、写字的样子，听过她笑着讲述40多年人生里的种种不幸，内心情感喷涌，却不知该如何起笔，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文字来书写这个坚强乐观的女子带给我的震撼和感动。
终究只是对现实的还原和记录，就当是为淑珍做了份人生简历，供她保存。
前路漫漫，努力的人总会发光。借用周国平先生的一句话与淑珍共勉：“上帝的眼中没有残疾，每一个人都能够生活得高贵而伟大。”[1]
作者简介
王淑萍，宁夏作家协会会员，石嘴山市作协副主席，《贺兰山》杂志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