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龍·頌讚
《文心雕龍·頌讚》是《文心雕龍》的第九篇。「頌」、「贊」是兩種文體。本篇以後，常用兩種相近的文體合在一篇論述。「頌」和「誦」區別不大，本篇中的「誦」字，唐寫本《文心雕龍》便作「頌」。「頌」和賦也很相似，漢代常以賦頌連用。
目錄
原文
四始之至，頌居其極。頌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昔帝嚳之世，咸墨為頌，以歌《九韶》。自商以下，文理允備。夫化偃一國謂之風，風正四方謂之雅，容告神明謂之頌。風雅序人，事兼變正；頌主告神，義必純美。魯國以公旦次編，商人以前王追錄，斯乃宗廟之正歌，非宴饗之常詠也。《時邁》一篇，周公所制，哲人之頌，規式存焉。夫民各有心，勿壅惟口。晉輿之稱原田，魯民之刺裘鞸，直言不詠，短辭以諷，丘明子順，並謂為誦，斯則野誦之變體，浸被乎人事矣。及三閭《橘頌》，情采芬芳，比類寓意，乃覃及細物矣。
至於秦政刻文，爰頌其德。漢之惠景，亦有述容。沿世並作，相繼於時矣。若夫子云之表充國，孟堅之序戴侯，武仲之美顯宗，史岑之述熹後，或擬《清廟》，或范《駉》、《那》，雖淺深不同，詳略各異，其褒德顯容，典章一也。至於班傅之《北征》、《西征》，變為序引，豈不褒過而謬體哉！馬融之《廣成》、《上林》，雅而似賦，何弄文而失質乎！又崔瑗《文學》，蔡邕《樊渠》，並致美於序，而簡約乎篇。摯虞品藻，頗為精核。至雲雜以風雅，而不變旨趣，徒張虛論，有似黃白之偽說矣。及魏晉雜頌，鮮有出轍。陳思所綴，以《皇子》為標；陸機積篇，惟《功臣》最顯。其褒貶雜居，固末代之訛體也。
原夫頌惟典懿，辭必清鑠，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乎規戒之域；揄揚以發藻，汪洋以樹義，雖纖巧曲致，與情而變，其大體所底，如斯而已。
贊者，明也，助也。昔虞舜之祀，樂正重贊，蓋唱發之辭也。及益贊於禹，伊陟贊於巫咸，並揚言以明事，嗟嘆以助辭也。故漢置鴻臚，以唱言為贊，即古之遺語也。至相如屬筆，始贊荊軻。及遷《史》固《書》，托贊褒貶，約文以總錄，頌體以論辭；又紀傳後評，亦同其名。而仲治《流別》，謬稱為述，失之遠矣。及景純注《雅》，動植必贊，義兼美惡，亦猶頌之變耳。
然本其為義，事在獎嘆，所以古來篇體，促而不廣，必結言於四字之句，盤桓乎數韻之詞。約舉以盡情，昭灼以送文，此其體也。發源雖遠，而致用蓋寡，大抵所歸，其頌家之細條乎！
贊曰∶
容體底頌，勳業垂贊。鏤影攡聲，文理有爛。
年積愈遠，音徽如旦。降及品物，炫辭作玩。
譯文
風、小雅、大雅、頌，是詩理的極至，頌是這「四始」的最後一項。「頌」的意思就是形容狀貌，就是通過形容狀貌來讚美盛德。從前帝嚳的時候，咸黑曾作頌揚功德的《九招》等。從《詩經·商頌》以後，「頌」的寫作方法就完備了。教化影響到一個諸侯國的作品叫做「風」，能影響到全國風俗的作品叫做「雅」，通過形容狀貌來稟告神明的作品叫做「頌」。「風」和「雅」是寫人事，所以有「正風」、「正雅」和「變風」、「變雅」；「頌」是用來稟告神明的，所以內容必須純正美善。魯國因頌揚周公之功而編成《魯頌》，宋國因祭祀祖先而輯錄《商頌》。這都是用於宗廟的雅正樂歌，不是一般宴會場上的歌詠。《周頌》中的《時邁》一篇，是周公親自寫作的；這篇賢人寫成的頌，為頌的寫作留下了典範。每個老百姓都有自己的思想，表達其思想的口是堵塞不住的。春
秋時晉國民眾用「原田每每」來讚美晉軍，魯國人用「麛裘而韡」來諷刺孔子，這都是直接說出，不用歌詠，以簡短的話來進行諷刺。左邱明和孔順，都把這種話當做「誦」來記載。這是有了變化的不正規的頌；頌本來是用以告神的，這種變化已漸漸用於人事了。到了屈原的《橘頌》，內容和文采都很美好，它用相似的東西來寄託情意，又把「頌」的內容推廣到細小的事物了。至秦始皇時的石刻，乃是稱頌秦始皇的功德。即使漢代的惠帝和景帝時期，也有描述形容的頌產生。
所以，頌的寫作是一代一代地相繼不斷了。如揚雄表彰趙充國的《趙充國頌》，班固歌頌竇融的《安豐戴侯頌》，傅毅讚美漢明帝的《顯宗頌》，史岑稱述鄧後的《和熹鄧後頌》，有的學習《周頌》，有的模仿《魯頌》或《商頌》。這些作品雖然深淺不同，詳略各異，但它們讚美功德、顯揚形容，其基本法則是一致的。至於班固所寫《車騎將軍竇北征頌》，傅毅所寫《西征頌》，就把頌寫成長篇的散文，豈不是因過分的褒獎而違反了「頌」的正常體制！馬融的《廣成頌》和《上林頌》，有「雅」的用意卻寫得很像賦，為什麼如此玩弄文詞而遠離「頌」的特點呢！還有崔瑗的《南陽文學頌》，蔡邕的《京兆樊惠渠頌》，都是把序文寫得很好，而精簡了「頌」本身的篇幅。摯虞在《文章流別論》中對頌的評論，基本上是精確的，但其中說在頌的作品中「雜有一些風、雅的內容」，而不弄清其根本意義，這不過是徒然聲張一些不合實際的議論，和古代對於鑄劍可黃銅白錫相雜的謬論差不多。到了魏晉時期的雜頌，一般沒有超越正常的寫作規則。曹植的作品，以《皇太子生頌》為代表；陸機的作品，只有《漢高祖功臣頌》較突出。不過，他們的作品中褒揚和貶抑混雜在一起，那是魏晉時期頌體已有所變化的作品了。
「頌」的寫作，本來是要求內容典雅，文辭明麗。描寫雖然近似賦，但不流於過分華靡的境地；嚴肅莊重有如「銘」，但又和「銘」的規勸警戒意義不同。頌是本着頌揚的基本要求來敷陳文采，從廣義的意義上來確立內容。至於細緻巧妙的描寫，那就隨作品的內容而變化。頌的寫作，大概情況就是這樣了。
「贊」的意思就是說明，就是輔助。相傳從前虞舜時的祭祀，很重視樂官的讚辭，那就是歌唱之前要作說明的辭句。至於益幫助禹的話，伊陟向巫咸所作的說明，都是用突出的話來說明事理，加強語氣來幫助言辭。所以。漢代設置鴻臚官，他在各種典禮上呼喊禮拜的話就是「贊」：這些都是古代留傳下來口頭上講的「贊」。到司馬相如進行寫作，才在《荊軻論》中對荊軻進行了讚美。後來司馬遷的《史記》和班固的《漢書》便借讚辭來進行褒揚或批評：那是用簡要的文辭加以總結，用頌的體裁而加以議論；《史記》和《漢書》的最後，又各有一篇《太史公自序》和《敘傳》作一總評，它和「贊」的名稱是相同的。可是摯虞的《文章流別論》，卻把這種「贊」誤稱為「述」，那就差得很遠了。後來郭璞注《爾雅》，在《爾雅圖贊》中，無論是動物植物都寫了「贊」，內容兼有褒揚和貶抑。這和上面所說魏晉以後的頌一樣，也是贊體發生變化之後的作品。
從贊的本義來看，它產生於對事物的讚美感嘆，所以從古以來，贊的篇幅都短促不長；都是用四言句子，大約在一二十句左右，簡單扼要地講完內容，清楚明白地寫成文辭，這就是它的寫作要點。贊的產生雖然很早，但在實際中運用不多，從它的大致趨向看，是「頌」的一個支派。
總之，形容美德寫成頌，讚揚功業寫成贊；描繪形容和組成聲韻，使文辭清晰而鮮明。這樣的頌或贊，雖然年代久遠，它的美好卻像清晨那樣新鮮。後世用頌讚來品評平常事物，往往就是炫耀辭采來作遊戲了。[1]
作者簡介
劉勰（約公元465——520），字彥和，生活於南北朝時期的南朝梁代，中國歷史上的文學理論家、文學批評家。漢族，生於京口（今鎮江），祖籍山東莒縣（今山東省莒縣）東莞鎮大沈莊（大沈劉莊）。他曾官縣令、步兵校尉、宮中通事舍人，頗有清名。晚年在山東莒縣浮來山創辦（北）定林寺。劉勰雖任多種官職，但其名不以官顯，卻以文彰，一部《文心雕龍》奠定了他在中國文學史上和文學批評史上的地位。[2]